仔细回溯中央红军长征的过程，或会发现，长征进军伴随着对手方的“放水”。影响最大、最需要发挥想象力的是蒋介石的“放水”。
    在人们印象中，蒋介石一贯视中共为心腹之患，必欲去之而后快。固然，不能说这种说法没有根据，但政治人物的复杂常出乎普通人想象。比较早提到蒋介石在红军西进时有意放水的是蒋纬国。
    晚年，他在口述自传中谈及这段历史时称：“从整体来看，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我们随共军进入云贵川，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蒋介石当年在江西究竟有没有放水，想要提出确凿证据恐怕比较困难，这样的事情不太可能留下直接凭证。但从蛛丝马迹中顺藤摸瓜，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线索。
    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在东南北三面展开对红军的围困，西面赣州方向却始终未布置有力部队，这固与赣州一带临近广东、湖南的特殊地缘政治相关，但蒋的无所作为仍让人印象深刻。随着“围剿”深入，西线赣州方向地位日显重要，早在1934年5月，蒋介石已经判断：“赣南残匪，将必西窜。”6月，陈诚建议加强西线兵力。9月底、10月初，何键、白崇禧相继提醒蒋加强西路兵力，防止中共主力西进。但这些急如星火的建议在蒋这里均未得到认真回应，除象征性要求加强构筑碉堡工事外，未有任何实际动作。
    顺水推舟
    
    蒋介石这种明显违背军事常识的做法，动机十分可疑。事实上，他在这一段时间的日记中，记录下对中共真实心理的蛛丝马迹。9月6日，日记写道：“预定：一、进剿至石城、宁都与长汀一线，当可告一段落，以后即用少数部队迫近，与飞机轰炸当可了事。二、用政治方法招降收编，无妨乎。”当中共尚有数万大军时，蒋介石却已在准备收兵，此中奥妙，或许真如蒋纬国所言，他已经在准备迫走而不是消灭红军。
    蒋介石的所谓“放水”举动，当年或已有窥破者。11月底，老政客何其巩上书蒋介石，提出：“赣匪之可虑，不在其窜逃，而在其守险负隅，旷日持久……赣匪倘能在赣川以东，合围而聚歼之，固为上策，否则有计划的网开一面，迫其出窜，然后在追剿中予以节节之击灭，似亦不失为上策中之中策也。”何并针对西南三省谈道：“川滇黔三省，拥有七千万以上之人口，形险而地腴，煤盐油矿以及各种金属皆不缺乏，足为国防之最后支撑点。宜乘……赣匪西窜之时，力加经营。”对何的上述看法，蒋批曰：“卓见甚是，当存参考。”
    以此为基础，1934年底除旧迎新之际，蒋瞻前顾后，在日记中将“追剿”红军、抗日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巧妙结合：“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这段话，和前述种种结合看，的确意味深长。
    其实，蒋介石在“剿共”战争中面对决战可能作出的选择，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早已替他作出回答：“蒋介石需要这样来同红军作战，使他在消灭红军之后不是太被削弱地出现在福建和广东的边界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同红军作战就不能达到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得到加强的目的。”正由于此，10月中旬，当红军紧锣密鼓进行长征的最后准备时，蒋介石却从江西前线撒手西去，开始其被当时报章称为“万里长征”的一个多月西北、华北之行。
    在蒋看来，红军的西去，也许就像围棋里对手逃大龙一样，只要自身立于主动，大可顺水推舟、就势而为，所谓“赣匪一旦窜遁，则无论跟踪追剿之师，因地留戍之师，回防中部北部之师，控制西南一带之师，皆能左右逢源，不虞粘滞，从此大局可期永安”。蒋介石的“放水”，打开了第一道缺口，接下来，在红军长征过程中，看到的将是各地方实力派的“放水”接力，和蒋一样，出发点无一不是保存实力。
    粤方陈济棠是“放水”接力的二号选手。中央苏区发展壮大过程中，粤桂发挥着相当微妙的作用。粤方陈济棠与桂系结成联盟，中原大战后成为南京政权最大的威胁。蒋介石对粤桂势力心存顾忌，而粤桂也对南京中央保持高度警惕，在此背景下，中央苏区的存在客观上为双方提供了一个缓冲区域，粤方尤其愿意维持这样一种力量平衡。
    共同利益
    
    对粤方的态度及其在中央苏区生存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中共方面有清楚的了解。毛泽东在1931年就精辟指出中共、南京、广东三方的特殊关系：“依大局来看，过去所拟三军团去宜黄、崇仁，四军去寻乌、安远的计划，不但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乃由我们一身遮断两广反蒋视线，使之集注于我们自己，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进程，我们不应如此蠢。”在共同战略利益驱使下，中共与粤方之间一直保持接触。1933年11月，共产国际代表报告：“在中央苏区，广州政府代表已开始进行停战谈判。”此后，谈判断续进行，双方一直互有期待。
    当红军准备撤离时，由于粤方在赣、湘边境屯驻兵力，为减轻红军突围西进的阻力，谈判进一步加紧。1934年“八一”节前，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设立联络电台。9月，朱德致信陈济棠，表示愿就停止双方作战、恢复贸易、政治开放、军事反蒋、代购军火等问题与粤军举行秘密谈判。14日，博古向共产国际报告了双方的接触。共产国际对与粤方接触高度重视，指示中共在谈判中主要应提出代购军火和取消封锁、恢复贸易，不应附加其他过高条件，以免“丧失利用广州人和南京人之间矛盾的机会”。
    中共的表态迅速得到粤方回应，10月6日，中共代表和陈济棠代表展开会谈，数日后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其中借道一条，言明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将经过地点告知陈济棠，陈部即后撤20公里让红军通过，红军须保证不进入广东腹地。中共和粤方达成的这一协议，为红军顺利突围转移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长征开始后，中革军委告知红军各军团指挥官：“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的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俘其官兵。”
    由于粤方的有意让道，加上蒋介石中央军追击不力，红军开始转移后，进展堪称顺利，几乎是以急行军姿态向西进发。《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对此有详细记载。从表中看，红一军团除1934年10月16日长征第一天只走了20里外，10月的剩余时间日行军里程基本在60里－90里之间，共行军11天，计860里，平均每日78.2里。11月行军24天，计1530里，平均每日63.8里。而遵义会议后的1935年2月由于需要摆脱国民党军追兵，28天内有26天在行军，计1620里，平均每日62.3里，3月行军24天，计1535里，平均64里。
    从每日行军的绝对里程、每月总里程到平均每日里程看，除第一个月速度较快外，遵义会议前后行军速度都没有太大差别。而且，在整个长征过程中，第一个月的日均行军速度事实上最快。
    送客
    
    由于沿途没有遭遇重大阻击，11月下旬，红军很快进抵湘、桂边境。在此，蒋介石布置了所谓第四道封锁线，希望湘、黔、桂等省部队在边境地区拦截并消灭红军。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认为这实际是蒋介石驱红入桂的企图：四面堵截，红军定要寻找出路，一旦红军进入广西，中央军就可顺理成章尾随入桂。正因此，让红军尽快通过湘桂边界西进，成为桂系首要目标。桂系制定“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送客”方针，一方面紧急加强兴安、灌阳、恭城等地防务，另一方面迭电蒋介石，虚报红军进攻龙虎关、富川、贺县等地军情，使蒋介石允准其将龙虎关以北部队撤到恭城附近，放开红军西进通道。
    11月25日，中革军委命令全军迅速渡湘江西进。随后，红军各部陆续渡江西进。在蒋介石催促下，桂系作出北压姿态，与掩护部队红三军团第五、六两师展开激战，红五、六两师伤亡过半。当红军主力过江后，桂军压到湘江渡口，对红军后续部队进行堵击，红五、红八军团一部及担任后卫的第三十四师部队未能渡江，呈溃散态势。此役，桂军既避免与红军正面遭遇，达到挤送红军入黔的目的，又获得不俗战果，对蒋介石、对舆论均有交待，可谓一举两得。
    湘江战役对红军是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在四面皆敌时，红军虽付出惨重损失，但主力部队得以渡江保全，顺利入黔。这和桂系未在正面利用湘江天险，阻挡红军有莫大关系。由于桂系的“放水”，红军再次躲过一劫。
    红军进入贵州后，通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1935年4月底转进到云南境内。作为地方实力派的龙云，在判断红军只是过境后，采取保境方针，避免和红军发生冲突。孙渡回忆，早在红军刚刚进入西南时，云南方面就有“若共军既已进入云南，为免除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有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走出境为最好”的预案。
    当红军大兵入境后，龙云致蒋介石的电文中明确表示：“职意各部队除追击者继续追击外，其尚在曲、沾、威各县之部队，拟宜暂驻原地，以观匪之行动如何，再行决定。”显然，龙云是以让红军出境为自己最大利益。5月上旬，红军在云南几乎如入无人之境，急速前进，跨过昆明北境，直抵滇北的金沙江畔，由皎平渡等地顺利渡过金沙江，红军在云南的行动由龙云的“放水”顺利结束。
    就当年的结果看，长征时期国民党的“放水”举动都达到了目的，尤其是蒋介石，趁追击之机兵不血刃进入大西南，并使红军陷入长途跋涉的困境中，堪称神来之笔。不过，让蒋介石始料未及的是，历史后来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这样一个当时看来英明神武的决策，却埋下日后败走麦城的种子。
    作者简介：黄道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