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以下简称“《张力》”）一书的作者黄道炫先生，出生于江西赣州，自幼生活在那里并且在江西师大历史系完成了大学本科阶段的学习。作者在《后记》中说，“童年时代在农村生活的记忆，中学时候学校后山红军挖掘的蜿蜒的坑道，大学期间读到的关于赣南农村社会状况的国外研究论文”，都是“指引着”他“去追寻当年那场曾在故乡激起山乡巨变的熊熊烈火”的背景和动力。现在写这篇读后感的时候，我想，这大概就是自己最初决定要把该书读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吧。我从《后记》中还知道，作者是十年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申请到了关于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的研究课题的，而现在完成的整部书，也正是围绕这个主题来展开的。不过，由于阅读时关注的兴趣所限，当然更主要的还是能力所限，笔者无力就这部洋洋40余万言的大著予以整体评价，本文主要想说的是，该书为读者展示了一个真实的苏区，一个真实的苏维埃政权，尽管它并不是一部关于苏区史的专著。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当年流传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民歌，想必是很多读者耳熟能详的，由于它被认为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于苏区干部身上反映出来的党的优良作风的赞誉，因此，经常被各种中共党史著述或教科书所引用（比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集体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就是这样）。而《张力》一书中引用的如下材料，可以说给这首民歌的前半句提供了生动而坚实的注脚：
    “我们去县里开会的时候，每人自备一个席草饭包，吃多吃少由自己定。在用膳前，用自己的饭包装自己带去的米或薯米，然后把饭包口扎紧，做上记号，放在一口锅里统一煮……如果县、区、乡召开只有一天的会议，来开会的多数人，一不带饭，二不带干粮，勒紧裤带，饿着肚子，一直坚持开到底。
    “杨尚奎同志任村文书时，经常早饭后便去村苏维埃政府工作，一直到天黑才回家。中午这餐不是吃干粮，就是勒紧裤带饿肚子，晚上，有时回得太晚，家里留的稀饭冷了，就吃冷稀饭，如果没有留什么吃的，有红薯，就吃几只生红薯充数，没有红薯，只好喝碗冷茶或冷水，填一填肚子。”（第123页）
    类似这样的材料，《张力》一书中还有很多。从下列材料中，作者得出了“苏区时期的中共干部很少沾染官僚作风，工作认真、能吃苦、深入实际是他们的共同特点”的结论：
    一是当年担任中央妇女部长的周月林的回忆：“我们作报告一般都是先列个提纲，到下面去了解一些情况，就可以结合着讲了。讲完后对下面工作存在着什么障碍，应该怎么办，提出来大家讨论，拿出解决的办法。”
    二是当年担任中共长汀县委书记的李坚真的工作体会，她说：自己是靠“三勤”来当好一个县的“家”的，“三勤”就是腿勤、手勤、嘴勤，也就是“经常往下面跑，接触实际，联系群众，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无论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拿起锄头，挑起扁担，和群众一起劳动”；多宣传，“结合形势、任务编些山歌和群众一起唱，通过唱山歌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第99~100页）
    作者认为，“中央苏区干部的良好口碑就是由此酿成的。正是有这样一批富有献身精神的干部的存在，使中共即使在组织快速膨胀的形势下，也能保持一个坚强的核心和集中的凝聚力。”（第100页）
    这么好的苏区，如此负责和忘我的苏区干部，怎能不令人向往和怀念！
    但是且慢，作者同时还大胆地指出：“苏维埃政权也并不是白璧无瑕”的。
    先说腐败问题吧。在苏区，不只是有著名的干部“整体腐败”的“于都事件”（在此发现“四十件各种各色的贪污案件，涉及从县到乡的各级机关和大批干部”，第124~125页），而且，在于都的问题暴露不久，赣县又发现“不比于都问题小的贪污腐败案”，该县“区一级机关中投机商人更可以顺利的提到领导机关来，利用国家机关盗窃苏维埃的财产，大做其投机生意”，县财政部门负责人刘某“占据苏维埃财政机关公开的贪污，把苏维埃所没收的鸦片烟蒸过后勾结富农贩卖，可以拿成千的银钱。用地主豪绅房屋的材料，不分给群众而为自己造大栋的房子，每日酒肉，过其腐化生活”。（第125~126页）
    “令人惊讶的是，中央苏区后期基层干部大吃大喝现象已不罕见。江西省苏1932年5月披露：‘一个乡政府以前经常可有三四桌人吃饭，区政府可有七八桌人吃饭，每月的客饭一个乡政府可开一二百元。’闽西永定县‘有些政府好像变成了一些客栈、饭店，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在政府食饭’，宁化县‘县主席不知常驻工作人员有多少’，‘只见人吃饭，不见人工作’。”而“大吃大喝的背后通常都伴随着贪污浪费，江西省苏的报告指出：‘各级政府浪费的情形实可惊人，一乡每月可用至数百元，一区一用数千，一县甚至用万元以上；贪污腐化更是普遍，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随便可以乱用隐报存款、吞没公款，对所没收来的东西（如金器物品等）随便据为己有，实等于分赃。’”（第321~322页）
    值得说明的是，诸如此类的材料，几乎都来自当年中共主办的《红色中华》、《斗争》等报刊以及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等正式出版物。我们当然不能说，作者这是在猎奇，或者是什么暴露“黑暗”面——所谓历史的真实，即使对一个共产党及其政权——更何况这个党才十来岁，这个政权又是它建政的初次尝试，而且还是割据性的，处于“夹缝”之中——来说，它留给后人的，当然不可能都是正面的材料。苏区的天是明亮的天，但太阳的光球层上不是还有黑子吗？权威的中共党史著作或教科书往往津津乐道于 “各级苏维埃政府非常注意廉政建设，对根据地政权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即将反腐肃贪作为一项重要的斗争任务列入议事日程，建立包括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在内的监督机制。临时中央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先后查处多起贪污浪费案件，严惩了腐败分子”——这样的概括和议论，未免失之于抽象。在笔者看来，《张力》一书的价值，也许可能更在于作者大胆地、具体地列举了苏区政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地分析了这些问题的成因。
    作者认为，“腐败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劳永逸，苏维埃政权也并不是白璧无瑕。在当时战争环境下，权力的运用经常要超出体制的监督，在基层尤其如此。民众对干部自觉的监督意识不足，选举制度在当时情况下更多的还是走过场，而且选举仅限于苏维埃代表，政府人员不必直接面对民众的选择。监督渠道从制度上虽多有开辟，但许多地区也不尽畅通……”（第123~124页）。这一分析，是历史的、具体的，从而也是深刻的、科学的，其现实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之所以说到底是个“祸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与政权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难以设想没有政权的国家），而哪里有政权，哪里就有腐败（区别在于程度）；共产党之所以先进和伟大，正在于它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建立自己的政权来消灭政权（或者说使政权“自行消亡”和“寿终正寝”），因此，共产党是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揭露“疮疤”，从而坚定而勇敢地依靠人民群众，通过各种各样的监督渠道，反对和制止任何形式的腐败行为和现象的。
    也正因如此，当笔者读到《张力》中的如下一段话时，丝毫不觉得它与书中列举的那些腐败问题有何冲突，反而觉得其更可信了：
    “苏维埃政权通过政权内部的监督机制和民众、舆论的外在监督予权力腐败以严厉控制，为中共廉洁政治、革新社会提供了成功经验。虽然由于权力的腐蚀，腐败现象仍然难以根除，产生腐败的温床在新的社会结构下还会以另一种方式出现，但中共当年在有限时间和条件下作出的有益尝试，仍然值得后人总结、谦虚面对。”（第126页）
    作者笔下这个真实的苏区还表现在，在这里，一方面，社会地位上升最快的群体是妇女，她们比较普遍地获得了接受教育以及离婚自由等方面的权利和机会，不少妇女还参加了共产党、红军，甚至担任了干部；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地方比如福建杭武等地却有误解反封建、片面提倡妇女解放的现象，以致在青年活动中出现了“男男女女，扳头拉颈，会后，即男找女，女找男，三个五个，男男女女共睡一床”的“性错乱现象”；另一方面，“即使是一些苏维埃干部，也不能摆脱长期观念熏陶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有意无意中成为抵制妇女解放的堡垒：‘永丰有很多地方对婚姻条理完全忽视，有妇女坚决要求离婚，政府不准许外，还要勒逼女子要离婚就要出洋几十元’。……”（第154~155页）
    对此，作者同样进行了冷静的分析：“社会是一个可以自我循环的有机体……革命可以荡污涤垢，但社会秩序的重建还是需要一点一滴的改造之功，而且，这中间很可能会经历曲折反复的过程。”因此，“对于广大妇女和苏维埃政权而言，中央苏区在男女平等上取得的成就固然喜人，但要完全实现男女平权，还不是一蹴而就那么简单。”（第157~158页）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词作家朱正本根据当年的苏区民歌创作了一首《十送红军》，反映了苏区军民“血肉深情分不开”的密切关系，其中的“九送红军过大江，江水滔滔船儿忙，眼望江水肝肠断，穷苦百姓泪汪汪”，更是感人至深。但是，《张力》一书的作者却实事求是地指出，虽然在苏区，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地拥护共产党、热爱红军，但是另一方面，不仅在苏区初创时期，发生过群众逃跑事件，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中央苏区还出现了“群众成规模逃跑事件”，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开小差成为困扰红军的重大问题”，“在工作遇到困难或国民党军进攻时，苏区干部开小差、逃跑现象也相当普遍”。
    作者经过全面分析后指出，“1933~1934年苏区出现的群众集体逃跑现象，和当时中央领导错误指导有密切关系。查田运动、肃反、发行公债、借谷及扩红运动中的一系列问题酿成了苏维埃政权与群众间的紧张关系。”至于红军队伍中的开小差现象，有“生活过于艰苦”的原因，也有“相当部分新加入的红军没有非常清楚的政治观念”的原因，它是“苏区一系列社会政治难局下形成的困境，根源在于战争的残酷和苏区人力资源的缺乏”。（第323~338页）
    当然不能不提到苏区的“肃反问题”。对此，作者首先明确肯定，“苏区艰难建设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敌对势力，肃反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但“各苏区在肃反过程中都存在着过高估计敌对力量、采用逼供信和恐怖手段、无视法律和事实等等种种严重错误。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之谬论’。”作者指出，虽然中共中央领导人陆续进入中央苏区后，“对肃反中的问题有所认识，并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内部大规模的肃反恐怖得到遏制”（第307~308页），但是，“过火的肃反思路形成并非一朝一夕，战争环境下这种思路更有其生长的土壤。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随着战局向着不利于红军的方向发展，中共中央对肃反的判断再次严峻”（第308~309页），“肃反扩大化的事例随处可见”，在1934年的所谓“红五月”中，仅数万人口的西江县（由瑞金、于都、会昌划属），半个月之内，“判处死刑的即有二三百名（第312页）。作者认为，苏区肃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是：“理论讹误、经验不足以及战争环境的恶劣”；它“直接来源于苏俄的肃反理论与实践”，其“发生的种种问题又和苏俄大同小异”。（第306~307页）笔者研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二十余年，认为这一判断符合历史事实，是准确而科学的，视野开阔。
    近年来，党史领域在对中共历史上最大的教条主义者王明的研究方面，有不小的突破。在叙述苏区历史的过程中，自然也是回避不了王明的。《张力》一书在汲取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向读者展现了王明亦曾批评过教条主义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材料。比如，1933年11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会议上，王明就苏区建设发表演讲，其中说：“在党和群众组织当中，有许多同志对于党的任务底了解和执行，时常是一成不变地、琐碎地、教条式地，时常是不曾估计具体的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不曾在新的条件之下，用新的方法做工作，全党应当在这个问题方面，起一个根本的转变。”（第21页）又比如，1934年4月，王明和康生两次致信中共中央，再次批评党内斗争“对于缺点和错误的过分或夸大的批评”及“党内斗争方式”不策略的弱点，明确表示不赞成中共中央反罗明路线时，“将各种的错误，都说成是罗明路线的错误，甚至于把那种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上与罗明路线都不必要的联在一起的错误，都解释成罗明路线者。”作者明确指出，王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毛泽东的作用。”并认为，当时，“和在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同，远在莫斯科的王明既不会感到毛泽东的潜在威胁，也不需要通过批评前任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因此，它可以以平静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第21~22页）
    作者这当然不是在随意地拔高王明，而只是在尽力地让历史更加真实罢了；作者对王明的认识，是清醒的，他明确地告诉读者，虽然王明的确曾在特定的时间强调应抛弃教条态度，但这“并不等于他本人就不教条”（第21页）——这种认识，当然是既符合历史，又符合逻辑的。
    《张力》一书之所以能给读者展示出这样一幅真实的苏区画卷，在笔者看来，主要原因是作者有着较为深厚的理论功底和良好的史学基础（中共党史学出身，后来又长期从事民国史研究），而更根本的，则是他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史料，而且能对其进行较为全面而科学的分析；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尤其特别关注某些重大的历史细节——关于历史细节的重要性，作者其实在该书的《引子》中已经提到了：“政治定性的高屋建瓴后面，被断送的可能是一个个正在具体影响着社会历史的细节，历史离开了细节，总让人想到博物馆那一具具人体骨骼，的确，那是人，但那真的是人吗？”。尽管，依笔者的看法，虽然作者关注历史细节，但他绝不是要、也并没有用历史细节去否定那些基本的而又“高屋建瓴的历史定性”——该书与时下那些以翻案来招徕读者的历史“畅销书”根本不是一回事，而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甚至，在笔者看来，对历史细节的关注和记录，有时不仅无损于那些“高屋建瓴的历史定性”，而且还反而会使之显得更加真实和可靠。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