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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抗战的发展，无良官僚资本家大发国难财，马寅初对此进行了猛烈抨击。在《提议对发国难财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一文中，他指出，战后移民垦殖、恢复失地、国防开支以及文化经济各项建设都需要巨额资金，建议战后开征临时财产税，征税对象主要是因战争而暴富的官僚集团和位于敌伪占区的工厂，而对于迁往后方的民族工业则加以保护。此后，马寅初又多次撰文，从资金的跨地区流动、侨胞投资与外资利用的困难等角度为开征临时财产税的必要性作进一步论证。 金融思想。抗战期间，针对中国资本匮乏的境况，马寅初特别关注货币发行和通货膨胀问题。“可知中国战后，无论对内对外，不言建设则已，如言建设，必以通货为第一着。”他1944年2月写的《通货新论》对此作了非常详尽的论述。 马寅初敏锐地察觉到中国特殊的银本位对工业生产乃至宏观经济的重要影响，将“银之金价”作为讨论的出发点，充分考虑银价涨跌对工商业经营者、工人、债务双方和对外贸易的影响。他的政策主张是：禁止白银进口；实行有限银本位，使银币价格不受白银价格涨跌影响。尽管当时多数国家通行的金本位存在诸多积弊，但要用发行纸币替代金本位，必须解决通货控制问题。他指出，管理通货的手段有二：贴现率的运用和公开市场操作。对于内价（国内市场价格）和外价（汇率）之间的关系，马寅初的观点很鲜明，即稳定内价优于外价：“大要以内价与外价同时稳定不可兼得时，与其牺牲内价维持外价，反不如牺牲外价维持内价之为愈。” 民生、民主和工业化。马寅初不仅关注经济问题本身，更重视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民生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战争即将结束时，马寅初开始为战后的民主建设奔走呼吁。1944年12月，马寅初发表演讲《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不同于时人对国家财力的推崇，他指出“其最重要者，非财力，乃财力所由生之物力与人力也”，主张国家长期建设计划中应对民生改进多加关注。 马寅初认为，“无论任何国家，在战争结束之后必须走向民主的一条路，否则无以保其生存与独立。”为了实现工业化这一目标，马寅初力主政府遏制官僚腐败，实业界致力农业改革，提高农民生活水准，为工业化创造必要条件。1945年3月，马寅初于伊斯兰青年会作了《战后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的演讲，认为：“经济上的出路是：一个是民主，一个是和平，不民主的就是反潮流，是反动分子。”同年6月，在为交通大学的同学讲话时，马寅初又针对中茶公司徇私舞弊一案，严厉批评官僚资本的贪婪和混乱。 马寅初的政策主张，无论财政方面的加税发债、统制财政，还是金融方面的稳定币值，都在适应特殊时期国家战争需要的同时，体现了强烈的民本意识和民族精神。作为现代留学西方的经济学先驱，马寅初对中国问题的客观审视和有益探索充分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爱国之情。其经济思想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后世的相关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也对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