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抗战末期，为了稳定民心、笼络人才，同时也为挖掘高素质兵源，克服征兵流弊，国民党政权发起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由于知识青年素有爱国之志，加上国际形势有利和国民党各方的努力，报名人数迅速达到13万。青年军共编成9个师，分驻南方各地集中训练。青年军的管理训练与国民党一般部队相比，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1946年秋，是批青年军大部复员。
    关 键 词：抗战末期 知识青年从军 青年军
    作者简介：孙玉芹，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副教授；刘敬忠，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1944年10月，抗日战争已进行到第7个年头，国民党政权发起了“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国民党役政百病丛生，军队兵员补充一直比较困难，以致在四川等地出现了抓壮丁的惨状。但是，该运动一经提出，从军浪潮迅速扩及整个国统区，其间还有不少沦陷区青年，通过敌伪封锁线，逃出参军。不足百日，登记从军人数就达13万①，国民党当局很快组织了一支“青年军”。该项运动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其少有问津，仅有的几篇文章在从军运动的缘起、发展阶段问题上认识不清，结论片面武断；而对从军运动的发动、青年军的组织管理及归宿等问题更是缺乏深入系统的阐述。甚至有个别文章的史料张冠李戴、重要统计数据严重失实。② 本文利用当时的报刊、诸多亲历者的回忆及档案等大量原始资料，拟重新阐释抗战末期发生的这一重大军政活动，以还其历史原貌。
    一 从军运动之缘起
    “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发轫于1943年底。其时，由于国民党基层政治腐化不堪、农民生活日益恶化、士兵保育工作低劣骇人以及征兵过程中的种种流弊，国民党政府的征兵工作遭遇极大困难。避役抗征现象甚为普遍，前后方都有大批逃亡，各部队缺额很大。补充既已不济，训练自无从谈起，所以每遇战事，即“持枪而战，武器使用未曾熟练，无法发挥战斗效力”。③ 士兵征集的不善导致国民党军队战斗力每况愈下。另一方面，为支援英美盟军对日作战，保卫滇缅路，中国在1942年编组远征军，紧急入缅参战。中国远征军在自然地理条件极为恶劣的异域浴血奋战，屡挫敌锋，但自己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远征军动员入缅总兵力约10万人，到8月初先后撤到印度和滇西的仅有4万人。④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了缅北反攻战。次年5月，滇西远征军也开始反攻。当时，这些部队几乎全是美械装备，训练亦由美国教官担任。缅甸及滇西战场形势的发展及部队装备训练的改变亟需补充大量高素质兵员。1943年底至1944年春的知识青年从军热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1943年11月6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饬令川省各县市选送300名知识青年补充驻印军，限下月中旬转送出国。时间紧，任务迫，为圆满完成任务，四川军管区决定发动知识分子自愿参加。该区参谋长徐思平借出巡视察之便广为宣传督导。13日，徐在绵阳召集士绅机关法团及中学以上学生演讲，听者“深为感动，无不慷慨激昂，当晚有绵阳中学学生邱永森等十五人，到徐参谋长驻地，申请愿服兵役，并具誓词”。此为学生集体志愿从军之嚆矢。15日，徐又在三台县出席东北大学纪念周，详陈青年服兵役之理由，闻者“唏嘘欲泣，大有投袂而起之势”。当场即有男生15名，女生4名申请参军。16日，徐复召集中学以上学生2000余人讲演，当场又有男生200余人，女生30余人请缨。是日晚，应学生之请，徐在东北大学礼堂作演讲。参加者为三台各机关法团首长，该校教授、学生800余人，尚有外来中学生等2000余人。演讲结束，国立十八中学女生林霖等30人泣请从军。针对学生从军热潮逐日高涨的情势，三台县政府遵照师管区规定，于20日成立远征军新兵大队，同日起举行体格检查，由师管区军医室、县卫生院及联合医院各院长，率同医官10余人主持。截至12月7日，参加检验学生631名，录取213名。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由此正式拉开帷幕。11月下旬，四川军管区扩大了对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宣传。徐参谋长并省市政府、党部、三青团部要员分赴各地讲演，新闻界广事宣传，四川、光华、燕京、华西、金陵、齐鲁各大学校长亦均“力为协助宣达”，收效颇宏。截至1944年12月，川省22个师管区，志愿报名学生及公教人员达27129名；此外，重庆市尚有报名者6772名。⑤ 闻川省各界知识青年从军风起云涌的消息，湖北、西康、陕西、甘肃、河南、绥远、青海、江西、福建、安徽、浙江、广东、云南、贵州、湖南、广西等17省纷起仿效，均收到明显效果。据统计，自1943年11月起，至1944年10月底，自动申请入伍者共37258人（内含女生2142人），经检查合格者20187人。这批人在编训后，依军事需要分发驻印部队、空军及国内部队服役，其拨在国内部队者，以充任步兵及炮兵为多。⑥
    以上实为抗战末期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第一阶段，亦可视之为“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先声。该阶段尚属局部自发实施，动机亦比较单纯，基本上是为了提高作战部队的知识水准，以配合盟军对日作战，并藉此开拓兵源，改良役政。
    看到国统区民气沸腾，学生及公教人员主动请缨者日众，国民党政府决定扩大知识青年从军规模，将从军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即国民党中央政府发动、全面展开的新时期，亦即发动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该运动的性质随之发生一些变化。而以往的学者不论褒贬，皆把两个阶段混为一谈，与历史真相大相径庭。下列材料足以揭示国民党当局发动这场运动的真实动机。
    1944年10月11日，从军大会召开的第1天，就讨论了两项重要内容：一是关于青年军干部选拔的条件；二是要求“应征人在集中之前，应有短期之训练，对于精神与政治之训练，尤需特别注意”。⑦ 后来在青年军征集与编训过程中，很多地方又都出现了强迫入党入团现象。陕西宁强的王中岳回忆：该县所征青年军在留西安期间，领队县党部书记长刘明达“多次给宁强从军的人训话，要大家注意‘异党活动’，并不经任何人同意，即把三十八人全部编报为‘国民党员’”。⑧ 陕西白河的谭先正说：“当时省国民党部和三青团团部要求从军青年都要具有一个政治立场，因此没有党团籍的青年，国民党和三青团争相吸收。”⑨ 青海化隆的牛浩称：“在我们初入营时，规定凡参军青年都得填表入三青团或国民党。像与我一块的士兵晏旌善（乐都人）入了三次团（学校一次，投军一次，入营又一次）。还宣称：你们是知识青年远征军。不但有知识，且在政治上也得用‘三民主义’武装起来。所以每个士兵过去是否入党入团，这次就稀里糊涂都填了表。”⑩ 福建漳州的苏宗谢亦说：“国民党为了钳制青年思想，规定凡参加青年军的人都要参加国民党或三青团，非‘党、团’员都要办理入‘党’入‘团’手续。我就是这样在海澄县参加国民党的。”(11) 据统计，部分省份征集青年人员的政治面貌比例如下：绥远400人，其中党员125人，团员275人，党团员共占比例100％；广西284人，党员104人，团员119人，共占78.52％；甘肃6820人，党员1320人，团员4870人，共占90.76％；宁夏285人，党员96人，团员142人，共占83.51％；河北203人，党团员8人，党员107人，团员83人，共占97.54％；青海1000人，党员452人，团员548人，共占100％；河南首批出发从军青年2015人，党员325人，团员545人，已入党团但党团证尚未领发者1145人，共占100％；第二批1144人，党员95人，团员428人，已入党团员，党团证尚未颁发者618人，共占99.74％；陕西9868人，计党员4241人，团员5384人，共占97.54％；山西553人，已入党者约300余名，其余200名在集训期间均已分别介绍履行入党手续。(12) 总之，在此次从军运动中，强迫入党入团现象相当普遍。
    青年军的政治教育也反映了国民党当局的某些意图。其主要是灌输三民主义、忠于领袖（蒋介石）的思想，诋毁共产主义，只不过方法与以往有所不同，不再是简单灌输，而是采取政治课、小组讨论、个别谈话、体育活动等随时随地、多样灵活的方式，力求在思想上渗透。青年军政工还有一项重要任务：随时了解和掌握士兵思想，防止“异党活动”及学兵逃亡。(13) 蒋经国与青年军的关系也很值得关注。1945年春，青年军政治部成立，蒋任主任。按当时体制，这个主任应受青年军编练总监与军委会政治部双重领导，但实际上，“凡是政治部及各师政工组织系统的人事、经费和活动都由蒋经国随意支配”。(14) 以人事而论，当时“师里主要政工位置，几乎全为三青团中央干校分子所占据，非三青团干校毕业而仅为青年军政工班毕业者，则相差一筹”。(15) 而三青团中央干校和青年军政工干部训练班皆由蒋经国把持。这就完全摒弃了原有的政工系统。后来，蒋经国又担任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副处长（处长陈诚，实际由蒋负责）。在办理复员工作快告一段落时，青年军编练总监部和政工班先后撤销，由国防部成立预备干部局来处理青年军的问题，局长由蒋经国担任。从此，蒋经国就牢牢掌握了复员青年军的全部领导权。
    蒋介石在1944年10月12日会议上讲话时曾指出：“第一，要使一般社会民众改变其过去对于兵役的心理，从而踊跃应征，来充实作战的实力。第二，要使社会民众改变对于中国国民党的态度，认识中国国民党牺牲的精神，因之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共同一致来完成革命的使命。这两层用意，后者尤重于前者。”(16) 另从1944年11月19日冀字第五○号训令所抄附《选送知识青年党员从军办法》规定：“一、名称：建国模范军团干部学员；二、意义：收复失地后以为建国干部。”(17) 可知国民党政府发动“十万知识青年从军”的深层含义，即为抗战胜利后的建国培养与训练人才。
    由此可见，国民党政权在抗战末期发起“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其用意固然有挖掘高素质兵源，克服征兵流弊，以增强抗战力量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稳定民心，笼络人才，培养建国干部。无庸质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根本好转、中共实力影响日益增长的情形之下，国民党政权已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如何继续并加强自己的统治。
    二 “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之发动
    1944年9月16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的名义，在参政会的报告中，提出三点主张：（一）军令必须统一；（二）改善士兵生活；（三）号召知识青年从军。(18) 同年10月11日，重庆国民政府召集中央有关部会、各省市政府党部团部、各级政工人员暨教育界人士150余人，举行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到14日为止，先后召开大会三次，分组讨论两次，对征集办法、编练计划、优待办法、干部选拔、及各级从军指导征集机构，做缜密周详之研讨，并做出相应决议(19)，决定成立“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张伯苓、莫德惠、蒋梦麟、顾毓琇、何应钦、白崇禧、陈立夫、张厉生、周钟岳、谷正纲、吴铁城、张治中、陈果夫、徐永昌、俞飞鹏、罗卓英、张定璠、徐思平、梁寒操、段锡鹏、黄季陆、康泽、袁守谦、李维果、郑彦棼、余井塘、赖琏、狄膺等28名委员组成。其中，何应钦、吴铁城、陈果夫、张治中、白崇禧、陈立夫、张定璠、康泽、徐思平等9人为常务委员。(20) 该委员会集中了党政军各界要员和一些社会名流，直属军事委员会，负责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之策划指导与考核。
    不久，各省市县各学校纷纷设立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征委会一般设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2人，委员若干。主任委员由当地最高行政首长兼任，副主任委员及委员则从各级政府就其所辖区域内有关机关学校、民众团体及地方士绅中聘任。专科以上学校之主任委员由校长担任，副主任委员及委员则从学校教职员中聘任之。(21)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在接近沦陷区之各交通要道设立征集站，办理战地应征青年转送及招待事宜。以河北为例，该省总站设在西安，路线计分4条：孝义、灵宝、陕县、阌乡。交通安排则由征委会派员分赴各站迎接：（一）义唐、介休两站下车者统归孝义站；（二）解县下车者至阌乡站；（三）运城下车至灵宝站；（四）安邑下车至平陆转陕县站。各区县所选学员赴后方路线划分：第1至10区由太原转孝义站；第11至16区由榆次转运城解县由灵宝阌乡渡河；第17至26区由榆次转运城安邑至平陆渡河至陕县站。所需费用“由中央供给。惟款一时未能拨至敌区，学员有力者先行垫付，无力者暂由区县垫办，抵达西安后即由中央全数补还”。(22) 规划颇为周详。
    此外，“在政府的支持下，还成立了一些社会机构，如妇女从军促进会、青年军互助会、侨务委员会，协助和发动知识青年从军”。(23) 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层次分明、权责明确的从军指导、征集、管理体系，从而在组织上保证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顺利开展。
    为使从军运动有章可循，国民党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其代表性的有《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组织办法》、《省（市）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组织办法》、《县（市）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组织办法》、《专科以上学校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组织办法》、《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办法》、《知识青年志愿从军优待办法》、《全国知识女青年志愿服务队征集办法》、《全国知识女青年志愿服务队征集管理办法》、《全国知识女青年志愿服务队征集实施办法》、《逾龄志愿从军者处理办法》、《工厂工人及商店店员参加从军后其原有薪给保留办法》、《从军知识青年退伍参加考试优待办法》、《教育部规定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从军青年家属优待办法》等等，某种程度上解决了知识青年从军的后顾之忧，保证了从军运动的有序进行。
    宣传方面，国民党中宣部于10月19日代电各级党部、各报社、各刊物、各新闻检查处及各省市图书杂志审查处，规定发动青年从军的宣传要点。28日，全国青年从军指委会第二次常委会通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宣传计划纲要，又对宣传的原则、内容、方式、标语、进度等项作出详细规定。如宣传原则要求一切宣传均由各级征集机关发动主持，学校社团或个人出面号召，党政军团有关机关，应积极策动社会组织、民众团体，热烈响应，使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成为广大的社会运动；明确宣传对象为中学以上之在学青年、社会知识青年和青年公教人员；注重精神鼓励，激发青年之爱国心责任心及荣誉感，兼顾理智激发，以使青年对于从军意义作冷静考虑有彻底认识，免蹈五分钟热度之覆辙；展开动态宣传，特别注意示范竞赛等工作，力避强制说教等方式；宣传与组织互相配合，宣传之后，应立即加紧组织，俾能广泛深入各阶层，从而发生切实有效之行动；宣传方式则分为文字宣传、口头宣传、艺术宣传、行动宣传等，而每一方面又都制定了具体而细微的办法。(24) 与抗战前期相比，宣传动员方面显然有了很大进步。
    为充分激发学生的从军热情，党团政军学社会各界名人要员不遗余力，分赴各地演讲、座谈或发表鼓励青年从军的文章。各地报刊、广播更是推波助澜，连篇累牍地刊登、播发各地踊跃从军、欢送、慰劳的消息，极力宣扬青年从军之伟大意义。通衢要道，大街小巷，机关学校，则到处贴满了令人瞩目的有关知识青年从军的各项条款规章、通告、标语、告知识青年书等宣传材料。为鼓励青年踊跃应征，一些国民党党员、三青团团员及政府官员主动请缨或带头送子从军，教育界亦有不少知名人士申请入伍。在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期间，蒋介石两次莅临训话，“殷切期望政府公教人员及党部团部工作同志，能以身作则，首先倡导，发扬国父当年牺牲奋斗之革命精神”，并申述自己少年从军经过，认当兵为“生平最快乐之事”，复指定其子蒋经国、蒋纬国首先应征。受此感召，中宣部部长梁寒操、组织部副部长马超俊、三青团副书记长胡庶华虽已逾龄，仍签名志愿从军，同时继起签名者尚有中大校长顾毓琇等80人。张治中亦宣布即日电召其留美公子返国从军，“会场情绪至为振奋”。(25) 此外，在全国从军会议召开前后自动请缨杀敌的重要人物还有陕西城固西北大学地质学教授兼私立文治中学校长郁士元、东北大学经济系教授吴希庸、同济大学教授杨宝林、中央政校训导主任徐志明；截至11月19日，国立西北工学院有教授42人报名（首先报名者为该院院长潘承孝）。政界有中央委员彭学沛、四川江津县长萧烈、彭山县长何守仁、渭南县长高登海、乐至县长刘自忠、安岳县长方劲釜等。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前主任晏道刚，亦于9月13日送其子于成亮赴成都从军。中央委员王正廷、重庆市长贺耀祖于10月25日送子入营。中央社社长萧同兹之子萧申建、财政部次长顾翊群之子顾以杰也报名参军。经济部长翁文灏之子翁心翰参加空军作战，并为国捐躯。(26) 各界名人要员带头应征，使不少青年深受鼓舞。
    鉴于以往国民党军队保育工作低劣骇人，加上壮丁在征集、输送、训练过程中经常遭受非人虐待，吓得民众不敢当兵，遂致避役抗征和逃亡成为普遍现象。故而，国民党政府专为参军知识青年颁布了许多优待措施。公务人员、工厂工人、商业店员从军，可保职保薪；学生从军，一律保留学籍，退伍后参加各种考试给予优先录取之机会，欲参加国内外军事学校以及出国研究深造者，则由政府择优优先保送。(27) 入伍青年还可享受一定数额的奖励金、安家费。国民党政府还对从军青年的输送作出精心安排：要求凡青年军过境的县、区、乡、保，都要设接待站，以优裕的生活招待过境的青年军。据当年负责青年军过境接待者回忆：“为了接待好青年军，我们费尽心机，起早摸黑。在生活上、食宿上做到：宿营有床褥，洗澡用热水，膳食质量好，品种花样多，抗战期间，物资奇缺，尽管这样，仍然每餐猪肉禽蛋不缺。”(28) 军中物质待遇则参照驻印军及远征军的标准，实行实物供给制度。
    1944年11月12日，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正式开始登记。知识青年原本视野广阔，素有爱国热忱，加上国际形势有利和国民党政府等多方努力，各地报名异常踊跃。在重庆，从1944年11月1日到13日，仅13天，登记者即达7000余人。为使报名者方便起见，该市特在市区设立28个登记处，并指定7个卫生机关分别在7处检查体格。(29) 截至1944年11月19日，国立西北工学院有教授42人、职员53人、学生613人、工友17人报名，总计725名，达全体人数的80％以上。(30) 至12月5日，国立中央大学报名者约1000人，几达学生总数1／3。记者特往该校访问，见“校内征集委员会报名处门前拥挤不堪”，办事人员甚且有于午夜起床办公者，因“若干同学每于夜间对从军问题深思熟虑，终夜不眠，一有决定，即飞奔征委会敲门报名，而不问夜间办不办公也”。此前，重庆大学也有1／3投笔。(31) 长阳的陈鹤轩回忆当年参军的场景时，说：“当时要求参军的知识青年，豪情满怀，以身许国，那情景是非常感人的。不少体格、学历不够条件的青年因未被录取而抱头痛哭，缠着工作人员，要求适当放宽条件，给他们报效国家的机会。都横乡中心小学体育教师胡梦庚，本是带领学生去应试的，但是，学生们热泪盈盈要求参军的场面，使他油然升起了解救祖国于危急之中的赤子之情，于是毅然加入到报名应征的学生行列报名应试。八旬祖父的老泪，妻儿的抽泣，学校的挽留，都没有动摇他的决心。”(32) 西昌的饶绪镇也回忆说：“当时，爱国知识青年从军报国的浪潮，遍及西北、西南及未沦陷的地区，无论是城乡、山区、平原、学校、机关、店堂，不分民族，都是父母送子女，妻子送丈夫，祖辈送孙辈，教师送学生，弟兄互勉，朋友互励，以从军为光荣，以抗日为首要，以报国为职志，真是人心振奋，群情激昂，爱祖国，救祖国的赤胆忠心，实为几千年间历次抗击外侮所罕见。”(33) 到1944年12月底，报名者竟达13万人。其中，大中专以上在校学生15500人，另外还有国民党党部、行政机关青年工作人员2620人，其余为国统区各省市选送的合格人员。而当时中国4.5亿人中大学生仅有64097人，高中学生116771人，初中学生586985人。由此比例，亦不难推断当时知识青年的报国热情是何等高昂。(34)
    三 青年军的组建、管训及归宿
    按照规定，对应征签名的青年必须进行体检和学历审核，有些地方还进行了国语、算术、英语、史地等文化课考试，故最后实际入伍8.7万余人（后各师又行甄别，遣回6453名）。(35) 考查合格者，迭次向所属及所在地征委会或指定地点集中。此间住宿伙食，概由各地征委会统一安排。在这个过程中，各地纷纷举行隆重的慰劳欢送大会。在拨交远征军各师之前，应征青年还接受了短期的基本军事训练。
    1945年1月1日起，应征青年陆续入伍。他们分编为青年远征军二○一至二○九师。同年2月，青年军7个师在壁山、綦江、泸县、万县、贵阳、汉中、昆明等地正式接受训练；东南二师（二○八、二○九）稍晚，其驻地分别设在黎川、铅坑（后改福建上杭）。(36) 由于该批参军者基本上是初中毕业以上的学生、社会知识青年和公教人员，文化素质较高，接受现代化军事训练就容易得多，“仅三个月间完成初步训练，其知识水准之高，接受能力之强，实为我建军史中之创举”。(37) 此外，各师还拨出一些人去其他单位训练。拨出人员的具体去向如下：中央军校700人，中央军校第七分校296人，赴印度学习驾驶及机工者4467人，赴美民航生180人，昆明突击总队1000人，昆明无线电训练班200人，（军委会）外事局译员133人，特种宪兵200人，共计7176人。(38) 其他人员（约7.3万）至日本投降，基本上一直在国内集中训练。
    青年军管训较国民党一般部队，亦有明显进步。编练总监罗卓英在回答大公报记者关于如何编训从军青年时说：其团长以上人选以“有丰富军事学识及作战经验，而足为青年表率者为合格，大部将以有陆大毕业资格者充之。”连排长“除学识经验之外，尤须以有修养，懂心理的人去担任”。班长则“拟于从军青年中去遴选”。训是“按着个人所学习的学科而区分兵种，譬如学土木工程的，可以研究架桥，筑路，以及现代化的工程；学习机械工程的，或者学物理的，可以研究新兵器的构造，及其效力之发挥；学数学的可以研究各种军以（原文如此，疑有误）测量；学化学的可以研究各种军用化学。使个人所学的不仅不致因入伍而荒废，更可以做高度的研究，将来退伍之后，仍可衔接原校课程。不过与普通学校不同的一点，即军中一切的学习，都是为的‘杀敌致果’……这是训练的最高原则……教育方法将以热诚，负责，活泼，确实为原则。精神训练则以废弃消极的管理，采取积极的启发，使青年能养成自动性，发展创造力”。(39) 原二○一师参军青年陈运刚回忆说：“领导上是采取说理教育……入伍到军士队的第一天，各级军官和我们都没高没低，交谈做事都是一样，允许说理由辩论。自由进入司令部和师长办公室，他也让座端茶，一律平等对待。学习第一课就是戴师长的《军风纪》和《陆军礼节》，详细讲解军队必须学会礼节和形成纪律的道理和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守规矩的原因，大家心服口服了，以后再有什么事，就不能随便乱闯了……接着是《内务规则》的学习，于是衣著、起居、内务、卫生、学习、劳动，也就按规定做好，班与班、队与队展开竞赛评比。后来选举士兵委员会，这些事都由士兵各负其责，自己管自己。纪律成了自觉的行动，克敌制胜的准则。”军士队“每周有同乐会，有电影队轮流放映新片，有社会的慰问演出，我们看过军委会政治部抗敌演剧第五队、孩子剧团、王永梭的谐（疑有误）剧团等的演出。在这方面，我是个活跃分子，时常组织发动本队的文娱、体育活动，队里自备了简单的箫、笛、胡琴等乐器和篮、排、乒乓等球类，发动学兵，在休息时随爱好选择活动，有时也和师部军官（师长等也参加）组织比赛，在队里组织小型同乐会更是常事，用竹子搭舞台，床单联起来作幕布，有一盏煤气灯照明，就可演出自编自演的歌唱、金钱板、莲花落、花鼓、莲箫等表演，我们还组织排演了独幕话剧《处女的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甚至引起了全师的文娱热潮，各连队都经常办晚会”，“师部调新闻专业的从军学生张正权、钱玉倜、宋炎如、胡孝先组办了一份四开小报《军中导报》，作为联系全师，传达训练意图，交流经验，汇报情况，也是士兵训练生活的写作园地，不但上下联通，也和兄弟部队相互交流，人人爱读。”(40) 原二○八师参军青年张瑞成回忆：“训练总监部明确要求各级军官，务必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上下一心，精诚团结，发现违纪现象，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做到赏罚分明，恩威并施，大家领会了这些道理，所以官兵之间的关系比较正常。”“青年军的训练科目相当广泛，除了学习步兵操典，阵中勤务，通讯联络，工程设施，工程测绘，气象知识，军阶识别，军中礼节等课程外，还着重训练兵器使用与故障排除，防空防毒技术，侦察要领等项。采取课堂讲解、野外演习和小组讨论，连队讲评相结合的方式。在训练中出现的问题，允许学兵提问或建议。”“为了活跃官兵的文体生活，增添军营情趣，还定期组织官兵开展篮球比赛。至于寓有军训性质的器械运动，如木马、单双杠、跳高、跳远、跨越障碍物等项目的比赛，更是高潮迭起，扣人心弦。”(41) 从众多亲历者的回忆及当年的新闻报道看，国民党政府基本兑现了当初的承诺。青年军的管理训练较之国民党一般部队，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
    青年军原以抗日反攻的名义征集而来，但日本投降等于宣告从军青年已不存在抗战任务，应使其迅速复学或就业，从事战后的和平建设工作。实际上，蒋介石最初并未考虑让青年军复员，无奈军中及社会上要求复员的声浪太高，为安定军心，国民党当局做出如下决定：按照从军时的号召不变，服役两年期满，全部复员。同时要求全部从军志愿兵，在复员前必须接受半年的预备役军官教育。从1945年12月至1946年5月底，在这半年的预备干部教育期间，三青团中央及蒋经国的政工班派出了一些理论家到各师巡回演讲。蒋经国还亲自写信给各师师长及政治部主任，要求加紧反共宣传，并在部队中成立所谓“防奸组织”，以监视官兵的言论行动，且命令他的政工干部调查登记高中以上的从军青年，准备复员后建立“通讯”组织。(42)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还成立各级复员领导机构，在一些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设置接待站，准备运输工具，并开始筹设青年中学和各种职训班，为复员作了较充分的准备。
    1946年6月1日，是批青年军官兵陆续开始复员，故6月3日这一天被定为“复员节”。复员兵的去向主要是“升学”、“就业”两类。升大中专院校者，送入各地成立的补习班或直接进入各院校；升中学者，除介绍到各中学外，还可进入三青团在各地成立的青年中学（全国共设8所）。就业者一是直接回原单位复职；二是暂时无处安插者则入职训班及政工人员训练班，经过短期训练后分配到各机关团体及普通部队服务。职训班全国共设6所，内分电讯、交通、农林、会计、师资等科。(43)
    青年军各师还有一小部分人自愿留营。根据留营人数，将其编成教导团（或营），预备担任第二批青年军的班长或副排长，一律授以预备军官教育，以后根据工作成绩，分批送中央军校受训。(44)
    二○七师与其他各师情况有所不同。该师万余人于1945年10月中旬从昆明、曲靖等地出发，历时两个多月，到达上海，先是接替新六军在上海担任了一个多月的城防(45)，翌年2月12日乘美国运输舰由沪抵秦皇岛，13日开入锦州。(46) 另有一部调赴沈阳等地。1946年6月，原本是青年军全面复员的日子，“但直接率领我们的军官，为了立功请赏，又迫使我们去守城防、做扫荡，直至十月，在我们的强烈反抗下，才于沈阳办理了复员手续。”复员后，有的被遣送返乡；有的去长春中学上学（上学的约800人）；有的调往东北从事地方行政工作；有的接受预备军官训练，后调至其他兵种充任下级军官。(47) 二○七师是第一批青年军中唯一一支曾被迫卷入内战的部队。
    抗战后期发起的这场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我国军事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论国民党政府发动这场运动的主观动机如何，该运动在客观上确曾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它彻底改变了抗战7年来那种绳缚铁捆、强拉壮丁的凄惨景象，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无数亲历者的回忆和新闻报道都记录下了一幕幕令人热血沸腾的欢送、慰劳场面，这些都是民心振奋、民族意识空前觉醒的明证。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而科学的征召、管训、复员机制，在我国军事发展史上尚属首次；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国民党军队的素质，并在军兵种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注释：
    ① 关于报名人数，有三种说法，此说依据1946年6月9日二○九师副师长顾蓉君在上海记者招待会上的报告。另两说分别是12.5万和15.15万人，前者见杨光彦编《重庆国民政府》，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页；后者出自全国从军指委会秘书处关于该会办理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工作报告，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09页。
    ② 主要研究成果有：王国君、朱理峰：《抗战后期国民党发动的青年学生从军运动与组建青年军》，《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赵秀昆：《青年军的组建与消亡》，《军事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周春雨：《抗战后期十万知识青年从军热潮述评》，《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江沛、张丹：《战时青年从军运动述评》，《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4期；侯德础：《略论抗战后期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民国档案》2006年第2期。
    ③ 《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18页。
    ④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页。
    ⑤ 杜元载：《革命文献》第62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版，第193－195、197、209页。
    ⑥ 《大公报》（天津版）1944年11月19日，第3版。
    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332页。
    ⑧ 王中岳：《投笔请缨记——十万知识青年从军亲历纪实》，宁强县委文史组编：《宁强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6年刊印，第138页。
    ⑨ 谭先正：《白河知识青年从军的始末》，白河县政协文史委编：《白河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刊印，第111页。
    ⑩ 牛浩：《我在青年军中所见所闻》，化隆县政协文史委编：《化隆文史资料》第10期，1989年刊印，第15页。
    (11) 苏宗谢：《我参加青年军的经过》，漳州市政协文史委编：《漳州文史资料》第13辑，1986年刊印，第55页。
    (1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392页。
    (13) 吕振寰：《我任青年军政工督导员的经历》，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4年版，第91页。
    (14) 黄维：《关于青年军的回忆》，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
    (15) 李中舒：《三青团和青年军政工的合流》，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
    (16) 吴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1068页。
    (17) 河北省党部发289号文件：《对本省征集党员知识青年从军向各区的指示》，河北省档案馆藏，案卷号：611－1－110。
    (18) 覃异之：《蒋经国与青年军》，《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第139页。
    (19) 《大公报》1944年10月15日，第2版。
    (2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页。
    (21) 杜元载：《革命文献》第63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版，第321－326页。
    (22) 河北省党部：《选送知识青年党员从军办法》（1944年11月19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案卷号：611－1－110。
    (23) 周春雨：《抗战后期十万知识青年从军热潮述评》，《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88页。
    (2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343－347页。
    (25) 《大公报》1944年10月15日，第2版；1944年10月27日，第3版。
    (26) 参见：《大公报》1944年8月24日，第3版；9月14日，第3版；10月18日，第3版；10月26日，第2版；11月6日，第3版；11月15日，第3版；11月20日，第3版；11月24日，第3版；11月25日，第3版。
    (27) 杜元载：《革命文献》第63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版，第329、334页。
    (28) 黄叶沱：《南靖征集青年军和接待工作纪实》，南靖县政协文史委编：《南靖文史资料》第9辑，1988年刊印，第37页。
    (29) 《大公报》1944年11月14日，第3版。
    (30) 《大公报》1944年11月20日，第3版。
    (31) 《大公报》1944年12月6日，第3版。
    (32) 陈鹤轩：《投笔从戎赤子情》，长阳县政协文史委编：《长阳文史资料》第2辑，1987年刊印，第99－100页。
    (33) 饶绪镇：《全民抗战：十万爱国知识青年从军抗日的历史回顾》，西昌市政协文史委编：《西昌市文史资料选编》第5辑，1987年刊印，第153页。
    (33) 王坚：《中国青年军成军背景》，http://www.hoplite.cn/templates/qnjwsg0001.htm。
    (34) 《民国日报》1946年6月10日，第3版；另一说为8.6万余，见《申报》1946年6月10日，第1版。
    (35) 《申报》1946年12月30日，第3版。
    (36) 《民国日报》1946年6月10日，第3版。
    (3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页。
    (39) 《大公报》1944年11月14日，第2版。
    (40) 陈运刚：《我所知道的十万知识青年从军始末》，《红岩春秋》2005年第3期，第25－26页。
    (41) 张瑞成：《我在国民党青年军208师工作的回忆》，长泰县政协编：《长泰文史资料》第11辑，1988年刊印，第64－65页。
    (42) 覃异之：《蒋经国与青年军》，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第146页。
    (43) 《申报》1946年12月30日，第3版。
    (44) 覃异之：《蒋经国与青年军》，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第148页。
    (45) 《民国日报》1946年1月17日，第1版，1946年1月27日，第3版；《申报》1946年1月19日，第5版。
    (46) 《申报》1946年2月16日，第1版。
    (47) 谭先正：《白河知识青年从军的始末》，白河县政协文史委编：《白河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刊印，第113页；王福生：《青年从军纪实》，澄城县政协文史委编：《澄城文史资料》第3辑，1990年刊印，第35页。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