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士人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反抗、降清、身隐、心隐。朝代的更迭造成士人群体的分化，有清兴早期在东北入仕的士人、清初立之降士、反清之士、明亡之遗士、清开科举后之新进之士。在明清之间的政权之争、文化比对的情境下，士人身份、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同类型的士人均表现出焦虑心态以及无所适从。如何化解内心的焦虑，填平不同选择的士人之间的沟壑，对于清初士人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朝代嬗替之际 彷徨无状
    
    异族的入侵，特殊的环境，导致清初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王朝认同更为混乱，降服“蛮夷”、忠于正统文化还是忠君，清初士人比以往朝代更替时更加矛盾。国家认同讨论的是人们对于国家的归属感的状态、性质和表达方式等问题。姚大力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中认为：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国家认同主要发生在参与王朝国家统治体系的官僚群和作为国家候补官员的读书人中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清初士人的身份认同要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明末士人的生活在明清朝代鼎革之际出现了重大转变，不管是“经世济民”、“内圣外王”的政治抱负，还是逸乐的“游侠之风”，都荡然无存，转而成为了生存之难。吴伟业二十三岁高中榜眼，科举、仕途均取得令人羡慕的成绩，为“天下荣之”，到清初在战乱中颠沛流离，并为出仕清朝而困扰不已，面临种种困境。吴伟业的生活转变，正是明清鼎革之际士人生活的真实反映。吴伟业临终时，“自叙事略曰：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殓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 ‘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出仕新朝这不仅仅是只关乎士人个人志向的选择、政治态度的坚持以及气节等问题，还关系着士人生存乃至整个士人家族的生存延续，还有来自舆论以及自己心灵的压力，都表明生存之难。吴伟业仕清后，面临着来自社会的巨大舆论压力，即使部分友人同乡也对其出仕颇有微词，吴伟业从此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愧疚而无法自拔。吴伟业希望身后以“诗人”自居，就是要模糊易代所带来的政治归属的差异性，为身后寻求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再如松江士人宋征舆，在晚明为云间派的代表，与陈子龙、李雯并称为“云间三子”。然而易代后，陈子龙为复明的事业而逝，宋征舆却科名高中。友人已逝，如何化解心中的焦虑？宋征舆以“文人”的身份为陈子龙等同郡名士立祠，并写下史诗般的《同郡五君咏》。五人中既有晚明先贤大儒，亦有抗清之士，也有为尽孝而不得已仕清之士。清初士人的吟咏，一方面是对已故者的追思，以此解怀；另一方面则在评定同郡士人易代之际的表现时，重塑他们认可的地方乡贤，以确立一个重建秩序的规范，为自己的出仕得一个合理的诠释。易代虽造成了士人政治归属的差异，然而五人皆有文名。能贯穿调和易代之间差异的可能还是“文人”身份，以“文人”身份认同来代替政治上的偏见、道德上的臧否。同时以文人身份自处，希望身后仍当以文人来论，以避免政治归属上的定性，弥补与已逝友人的鸿沟。通过对明代地方乡贤与易代之际的地方名士一起吟咏，将忠的内涵和践行的方式丰富化与多样化，从而将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转换为文人之间的学术和文化问题，运用自己熟悉的文化方式和包容的态度，有效消解了自身对易代问题的焦虑。
    对于朝代更替，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曾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言论，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际，新旧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层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
    抗清士人的自我调适
    
    曾参与抗清的士人也经历了由抗争到调适的心态历程。康熙元年，四月，桂王朱由榔为吴三桂所缢杀；五月，郑成功在台湾病逝；九月，鲁王朱以海死于金门。这一年黄宗羲（1610—1695）53岁，始著《明夷待访录》，由矢志抗清转而于著述讲学。清廷曾多次诏征，黄宗羲始终未出仕。康熙十八年，明史馆开，考虑由他人执笔，效果可能会更不理想，黄宗羲权衡得失，还是嘱托其弟子万斯同不署衔、不受俸，以布衣身份修史。万斯同以“录前代之理乱，酌古今之得失，定一代之规模，建万世之长策，以承天心而拯斯民”的经世志向，北上入馆修史，直至病逝。用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年，履践了其师黄宗羲的托付，“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
    明清易代，对于有着“夷夏大防”观念的汉族士人看来，不仅意味着汉族“治统”的丧失，更象征着中华文化“道统”的中断。围绕“治统”与“道统”的合法性问题，清政权不断调整政策，在政治上宣示其“得统之正”，在文化上塑造其儒家“道统传人”形象。清王朝在汉化进程中，追求王朝认同以确立政权的合法性。由于王朝认同的成功，有助于化解士人对其观感，并调适其对清王朝的认同。与此同时，士人也以存道为己任，用文化改造异族，不断界定调适身份认同。换言之，士人之身份认同既有迫于无奈者，也有对清朝改变观感者。清政权与士人之间最终寻求到一种平衡。士人群体以存史、存道为己任，形成与清政权合作的基础。在修史存道的过程中，对文化的认同，超越了易代，也使得士人与清政权之间达成了一种共识。清政权以承认汉文化为前提，凝聚了不同类型的汉人，弥补了满汉差异，避免了元代由于汉化迟滞而早衰的结局，迎来了清代盛世景象。
    身份认同实质是一种历史过程，反映的应是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事件的偶然性，促使士人必须重新界定身份认同。清初士人在不断变换的情境中调整、界定身份认同。士人群体通过灵活多变的角色定位，来应对变动时期的危机社会。在社会变动时期，原有的社会理念并不重要，如何做能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才是士人真正关心的事情。而这种地方认同最终被国家所操纵，成为新王朝统治秩序的一部分。正是由于士人灵活多变的应对机制，使得士人群体无论在城市、市镇或者乡村，都仍旧维持了支配力量。士人群体对政权的认同是地方秩序稳定的重要因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冯玉荣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李秀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