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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康梁不等于反维新 如果以是否主张开议会、实行君主立宪为划分维新派的标准，那么，仅仅视康梁一派为维新派，则更无依据。 早在光绪九年（1883），翰林院编修崔国因就提出建策十一条，首条即“设议院”，以此为“自强之关键”。光绪十年九月，两广总督张树声临终口授遗折，有“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之建言。两人皆主张开议会，为什么不能算是维新派？相反，康梁一派虽然在维新运动初起时曾主张开议会、实行君主立宪，但是，甲午战争后，他们几乎一边倒地认为，民智未开，学校未广，学会未兴，议院不可遽设。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确定维新派的标准呢？如果康梁是维新派，那么，其他主张维新变法的人士又如何归类呢？无须讳言，维新变法期间，康梁一派是屡受抵制的，以致杨锐有言“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但是，反对康梁与反对维新变法不是同一概念。翁同龢、孙家鼐、陈宝箴、杨锐、张之洞都是康梁的反对者，但他们又是重要改革派，只不过不认同康有为的为人，不赞同康梁一派的速变、全变主张而已。以往的戊戌维新史研究，受到《康南海自编年谱》和《戊戌政变记》的影响，以康梁为维新派正宗，进而形成一种以康梁为中心，与慈禧为代表的顽固守旧派抗衡斗争的看法，实在是走入了歧途。 回到历史场景认识近代史 以派别对立为中心线索的近代史叙事，不仅以虚构性、排他性构成近代历史认知中的误区，而且渗透了强烈的政治伦理导向。在这种政治伦理的观照下，鸦片战争前，主弛禁即卖国，主严禁即爱国；鸦片战争中，主妥协即卖国，主抵抗即爱国；戊戌维新、立宪运动中，主缓进渐变即顽固、落后，主激进大变即进步。洋务派曾经因只进行器物层面改革而受到批判；康梁维新派曾经因只依靠光绪帝而受到批评；立宪派曾经因主立宪而被指斥为消弭革命、走议会道路。现在看来，这些判断不尽符合历史实际。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衡量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与倒退、爱国与卖国，只有一条标准，这就是在当时历史环境下是否有利于中国振兴，是否有利于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富强。在这个标准之下，过去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有必要重加考量。 派别划分是一种后设的叙事，其价值不可全盘否定。但是，以派别划分为线索的中国近代史叙事模式，却以虚构化、脸谱化影响到人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知。我们应该对这一叙事模式重加思考，回到历史场景中认识近代历史及其中的人物，以获得新观察和新认识。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