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对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开拓之一在于积极引入西方哲学、文化与美学的新观念，对中国古代审美与艺术思想予以改造更新，并试图以己所新构阐发的美与艺术的精神启蒙民众、培育民族新人格。他们的这一思路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建设确立了人生美学的基本格调，而他们各自所阐发的“趣味”精神、“境界”理想、“美育代宗教”理论等，不仅开拓与丰富了中国美学的审美理念与审美精神，也成为中国现代人生美论的突出代表。
    但因为种种原因，梁启超的美学思想屡遭误读。20世纪80年代以来，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研究有了一定起色。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些年，对梁启超“趣味”学说的研究与推进，使其美学思想的特色与价值开始得到较深入、充分的发掘，展现出其较为完整、客观的面貌。
    从当下现实和人生立论
    
    梁启超美学以趣味主义人生观为根基，以趣味精神为审美与人生立论。趣味是其美学最核心的范畴与命题。我曾将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发展演化分为萌芽（1896—1917年）和成型（1918—1928年）两个阶段，但不赞同简单将其定位对立为功利主义美学和超功利主义美学的观点。事实上，不论是早年主要从事政治活动，还是后期重点转向文化与学术建设，梁启超对学术、文化问题的思考始终与他对整个民族命运乃至人类命运的思考联系在一起，从当下现实和人生出发来提问。因此，不管是前期突出“移人”与“力”的范畴，还是后期突出“趣味”与“情感”的范畴，梁启超的美学都指向人的启蒙与人格的改造提升，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绝不是一个唯美的美学家；同时，其现实维度与人生维度又与真情高趣相融，因此，梁启超虽不反对尚用，但不会成为简单意义上的功利美学家。
    梁启超从未专为论美而论美，也没有刻意建构一种静态的美学理论体系，但他随时随地在谈美，他以专题论文、演讲、诗话、词话、书信等不同形式，在谈哲学、文学、艺术、教育、文化、学术乃至宗教、地理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美与审美的问题，体现了美对人生的介入，关注艺术在审美中的作用，主张以艺术的情感感染力来移人，并最终将这种情感感染力确立为趣味，以趣味人格的建构与趣味人生的建设为最高的目标与宗旨。
    以趣味为核心
    
    什么是美？梁启超提出了“趣味”即美的本体性界定。他从中西文化中借用了“趣味”一词，但注入了新内涵，使之既非中国传统文论中单纯的艺术情趣，也非西方近现代美学中纯粹的审美趣味，而是一种潜蕴审美精神的生命意趣，具有鲜明的人生实践向度与精神理想向度。
    梁启超认为，趣味的本质就是“无所为而为”与“为而不有”的统一所达成的不有之为。他把“为”视为人类个体存在的本然姿态，把“不有”之“为”视为人类个体存在的理想姿态，强调个体之“为”要超越“有”的两个迷障，即“成败”之忧与“得失”之执，从而达成“不有”境界，即不执小我之有的趣味美境。而趣味的核心不是有与不有、用与非用的问题，而是小有与大有、小用与大用的问题。在趣味之境中，个体可以实现并体验自我与众生、宇宙“迸合”之大有大用，从而体味并享有生命的“春意”即至美。不有之为的趣味之境既是梁启超的理想人生，也是其审美至境，在其艺术视阈中突出表现为一种崇高意向，追求作家人格与作品精神的高尚性；在现实（生活）审美中集中表现为一种创生乐生的生命情怀和超越小我、纵身大化的人格情怀。
    以移人为目的
    怎样培育趣味人实现趣味人生？梁启超曾提出“美术人”的概念：“人类固然不能个个都做供给美术的‘美术家’，然而不可不个个都做享用美术的‘美术人’。”这可以理解为审美—艺术人格即趣味人格的建构，由此在趣味美和理想人之间架设了一座艺术的桥梁，把趣味化、艺术化的生活视为最高的情感教育与生命教育，认为趣味人格的建构可以在生活实践特别是艺术审美中去涵养。梁启超早期曾提出“力”与“移人”的命题，意识到艺术有独特之“力”，可以“移人”，但对于“力”的本质和“移人”的核心目标究竟是什么，直到后期“情感”与“趣味”范畴的提出才逐渐丰满明晰起来。“情感”的范畴解释了艺术之“力”的本质规定，“趣味”的范畴使“移人”有了核心归宿。通过趣味，梁启超真正贯通了审美、人生与艺术，并从前期较为狭隘的文学视阈逐步拓展到丰富多样的整体生活与艺术实践领域，从前期较为外在的社会性功能视阈逐渐深入到人与人生的本体性价值视阈。
    审美、人生、艺术的同一构成了梁启超美学思想的重要理论特色与价值向度，哲学美论与艺术美论构成了梁启超美学思想的重要两翼。虽然梁启超未刻意去营构理论体系，但其美学思想仍呈现出以趣味为核心、情感为基石、力为中介、移人为目标，融求是与致用为一体的趣味主义人生论美学话语体系，富有自身内在逻辑联系，并折射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主体特征，折射出中国传统艺术与人生理想和西方经典美学与现代学术文化的多重特征。但是，对艺术在审美提升人生作用中之地位的突出强调，也暴露了梁启超过于强调审美（艺术）救世和精神作用的乌托邦倾向。
    整体而言，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初创者，梁启超去旧立新的功绩远远超出了其不足与局限，他是第一个明确将趣味由审美和艺术拓展至广阔人生领域的中国现代美学家。“趣味”精神及由此衍化的“生活的艺术化”理想，对中国现代美学与艺术精神传统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人生（生活）的艺术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中国美学、文论、文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并以创生、乐生、超我、化我的核心精神弘扬了审美意义与人生价值的统一。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金雅 单位：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李秀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