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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传统史学不仅有历史鉴戒的功能，还有提高人们道德修养的功用。这一功用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表现：一是阅读历史典籍有助于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二是在历史撰述中通过实录直书的方式培养人们的自律意识，三是以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历史评价的标准。 “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易·大畜·象传》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所谓“前言往行”，本意是指前人的嘉言懿行，此处代指历史典籍。这就是说，人们通过阅读历史典籍来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这与“读史使人明智”的说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南朝刘宋史家裴松之在给宋文帝的《上三国志注表》中也说：“智周则万理自宾，鉴远则物无遗照。虽尽性穷微，深不可识，至于绪余所寄，则必接乎粗迹。是以体备之量，犹曰好察迩言；畜德之厚，在于多识往行”。裴松之通过逻辑论证的方式，向宋文帝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史学既有历史鉴戒之功，又可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其子裴骃亦是史学大家，著有《史记集解》一书。裴骃在谈到此书的旨趣时，谦虚地说：“妄言末学，芜秽旧史，岂足以关诸‘畜德’”，意思是说自己知识浅薄，所作之书芜秽杂乱，实在难以起到提高道德修养的作用。虽然是谦虚之辞，却也反映了传统史学具有提高人们道德修养的功用。事实上，他的这种谦虚，本身就是“史学畜德”的一种表现。 唐代史家刘知幾则从史学功用的角度说道：“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在他看来，对于个人而言，史学是连接现实和历史的媒介，只有阅读历史典籍，才能“神交万古”、“穷览千载”，在阅读的过程中“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实现自身修养的提高。 培养人们的自律意识 从先秦时期“书法不隐”的直书传统、南北朝时期刘勰的“素心说”，到唐代刘知幾的“史家三长论”，再到元代史学家揭傒斯的“心术说”，最后到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的“史德说”，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家对自身道德修养的重视。古代史家之所以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是因为史学作品能否起到或者起到多少“畜德”的作用，与史学家有着重要的关联。只有当史学著述者具备一定的道德修养时，才有可能“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历史撰述中去，史学作品才有可能具备“畜德”的作用。因此，这一功用的实现，是史家道德修养与历史撰述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录直书这一优良传统起到了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