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多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离既定发展目标越来越近，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已经做好成为大国的心理准备？我们不仅要有大国的意识，更要有大国的作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及地区尚有利益冲突或矛盾，企图对中国实施战略包围，遏制中国发展，我们应如何面对机遇与挑战？
    何为大国？就广义而言，大国有领土大国、人口大国、资源大国、经济大国;从狭义来看，大国未必是强国，强国也未必是大国。人类社会在向近代化、现代化发展的近五百年历程中，相继出现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等九个所谓世界性大国。
    大国与强国只是相对的概念
    以领土面积与人口数量而言，葡萄牙本不应被称之为世界性大国，它只是欧洲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一个古国。自1143年葡萄牙成为独立王国后迅速发展壮大，十五、十六世纪中在非、亚、美洲建立大量殖民地，并成为海上强国。与葡萄牙相比，西班牙更是个欧洲小国，在反抗外族侵略斗争中，它于1492年取得“光复运动”的胜利。同年10月，伴随着哥伦布发现西印度群岛，西班牙逐渐成为海上强国，在欧、美、非、亚均有大量的殖民地。在世界近代化进程中，英国同样不甘示弱，1588年它击溃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西班牙由此衰落，一蹶不振。荷兰是继西班牙之后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国家。自18世纪后，荷兰殖民体系遭遇英国的挑战，因势力不敌，渐趋没茖。
    英国自1588年击溃西班牙“无敌舰队”后，逐渐取代西班牙，成为新兴的海上霸权国家，开始了海外殖民扩张。它通过与荷兰、法国的连年战争，最终打败劲敌，攫取了荷、法两国大片殖民地，确立了海上霸主地位。随后，英国在1815年与拿破仑的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进一步巩固了其国际政治、军事强权的地位。同时，英国的工业革命无疑使其成为经济强权国家，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更是进入鼎盛时期。一战前夕，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几乎都是大英帝国的臣民。①
    法国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形成中央集权国家。17世纪中叶，君主专制制度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达到顶峰，法国由此跻身欧洲大国行列。路易十四统治中后期，法国为争夺欧洲霸权，与外国战争不断，消耗了大量国力，并开始走向衰落。
    18世纪初普鲁士的崛起，标志着德国的诞生，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组成了德意志邦联。普鲁士在1866年的“七星期战争”中击败奥地利，次年建立北德意志联邦。1871年，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建立。德国在1914年以奥匈帝国皇太子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为借口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于1918年因战败而崩溃。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实行独裁统治。1938年，德国与英、法、意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英、法用出卖捷克斯洛伐克换取与希特勒共同签字的所谓四国“再也不想彼此交战”宣言书。1939年，希特勒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秘密达成协议，企图瓜分波兰，但德国对波兰的入侵非但未能满足苏联自身愿望，反倒横遭德国的入侵，并由此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直到公元4世纪才在其关西地区建立了较大的国家。日本的发展，经历飞鸟时代 、奈良时代、平安时代、幕府时代。自近代以来，日本遭遇了英、俄、美的开国叩关挑战，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1853年，美国东印度洋舰队司令培里率舰队长驱直入江户湾浦贺海面，导致日本社会觉醒反思，力图推翻幕府统治，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明治维新是日本在19世纪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它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改革，促进了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②到20世纪初，明治维新的目标基本已经完成，日本成为亚洲的强国，也是东方唯一跻身列强的国家。
    崛起的日本，并未痛定思痛，反倒开始向周边国家进行侵略扩张，使中国、朝鲜及亚太地区其他邻国深受其害。1931年9月，日本精心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并占领中国东北地区长达14年之久。以此为基础，日本又在1937年7月，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日本的扩张野心并不只局限于周边国家与地区，也力图成为海上强国。1941年，日军偷袭美军在太平洋上的珍珠港，由此引发太平洋战争。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宣布投降，再也没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力量了。
    战后日本的经济崛起，与美国当年独占日本有直接的关系。美国接连在东亚地区发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大量的军事及后勤物资并非来自美国本土，而是由日本提供。这极大刺激了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使日本成为战后世界公认的第二号发达国家。
    俄罗斯社会的发展同样饱经沧桑，历经基辅罗斯、莫斯科大公国、罗曼诺夫王朝几个历史时期。俄罗斯帝国的产生缘于彼得一世，受欧洲多个国家发展与崛起的影响，彼得一世在1697年亲政，并派遣使团赴西欧国家考察学习。彼得一世在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提高了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并于1721年宣布俄罗斯为帝国。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俄罗斯的领土扩张可谓到达极致，史称“帝国的黄金时期”。经过1700～1721年的北方战争，俄罗斯终于获得了通往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使其从内陆国家变为海洋国家。18世纪，俄罗斯击溃了波兰和瑞典的入侵。1812年俄罗斯击溃法国的入侵，让已攻占莫斯科的拿破仑，只能在俄帝国大厦内，惶恐下榻，最终又匆忙逃离。
    美国是世界大国，但原本只是一个被殖民的国家。美国社会的发展，历经殖民时期、独立运动、向西扩张、南北战争、工业化与改革几个阶段。美国的独立运动的实质，就是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
    1914年一战爆发之初，美国并不急于参战，而是“坐山观虎斗”。三年后，美国打着维护“民主”的幌子开始对德宣战，并在战争中大发横财。战争期间，“美国除供给协约国物资和军火外，还对英、法发行贷款债券”。通过战争，“美国不但还清了所欠欧洲诸国的债务，反而借给参战国家103.38亿美元”。③毫不夸张地说，美国是靠一战起家的。
    美国不仅靠一战起家，更是二战的最大受益者，并由此跃为世界强国。战争爆发前，美国以坚持“中立”为名，对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的扩军备战置若罔闻，采取绥靖政策。战争爆发后，美国同样不急于参战。一方面，它对被侵略国表示人道主义同情;另一方面，却又向交战双方出售军火。不能否认，中国抗战期间美国像苏联一样，对华提供了大量的军事及物资援助，但日军轰炸机在中国重庆上空投下的大量炸弹也大多产自美国。 1941年12月7日前，美国一直与日本在外交上保持着“暧昧”，直到次日，当美国的珍珠港海军基地遭受日军偷袭重创后才如梦方醒，开始向日本宣战，并与其在太平洋、东南亚等地区展开激烈的争夺。面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严重威胁，美国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与苏、中、英等25国发表反对轴心国的共同宣言。至此，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才真正确立。
    战后，苏、英、法等欧洲国家经济因战争遭遇重创，美国利用自己的黄金储备占世界资本主义国家70%的有利时机确立了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与此同时，美国先后在世界各地建立了256个军事基地，力图把太平洋、大西洋变成自己的“内湖”。④由此，也确立了美国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霸主地位。
    纵观近500年来大国与强国崛起与衰弱的历史，我们有理由认为，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而每个国家无论是崛起还是衰落，都是内外因导致的结果，这就是矛盾的特殊性。正因如此，大国未必是强国，小国也未必是弱国。这个世界的大与小都是相对的，并非一成不变。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当年能成为世界强国，是因为世界还未进入近代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时期。海上强国的实力，给他们在世界各地建立大量殖民地提供了有利时机。英国之所以能够在一战以前统治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因为工业化革命为它提供了征服世界的物资保障，而一支强大的海军，无疑是英国当年实现全球霸权的重要基础。德国虽在一战、二战前曾是世界强国，但两次世界大战溃败的结果导致当代德国社会对战争一直心存恐惧。
    日本同样遭受过俄、英、美等西方列强的侵略，但并未进行深刻反思。相反，明治维新的结果，不仅使日本走上了现代化、西方化的道路，也使日本走上了对中国及周边国家疯狂侵略的道路。战败后的日本，在政治与军事上已无法成为世界大国、强国，却又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国民生产总值始终名列世界前茅。美国自日本战败以来，一直是日本的“救世主”，日本俨然成为美国在政治、军事上的“小兄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以及遏制中国的重要棋子。
    美国已故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显然是偷换了“文明”与“利益”的概念。文明是博大精深的，是相互包容的，而矛盾与利益的冲突则是永远的。否则，我们就永远无法理解当代世界的美日、美韩、美菲、美台等国与地区的特殊关系。这是文明的冲突，还是利益的碰撞 或许，17世纪俄罗斯哲人索罗维耶夫的一句名言能给我们更好的启示：“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远的友谊。”这不仅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也是人类社会永远无法回避的现实。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更特殊的发展历史,自20世纪以来，美国本土并未发生过战争。况且，美国通过一战发展了自己，利用二战强大了自己，并在当代世界“称王称霸”。
    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巨大差异
    西方文化的概念通常与西方世界传统定义相关联。西方文化是其文学、科学、音乐以及哲学原理的集合，并且有别于其它主要文明，适用于受西欧移民或殖民影响强烈的国家，并不仅限于西欧。这些传统，大都被列入西方经典。西方文化被用于许多方面，不管实际使用正确与否。它包括美国文化、唯物主义、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商业主义、性的享乐主义、帝国主义、现代主义等等。⑤
    有别于西方文化，中国历史上尽管也存在着民族冲突和民族压迫，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强调整体、综合、和谐，而且尊重事物的多样性，一直有着“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理念，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⑥
    在中华民族形成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也曾出现过“强国欺侮弱国，大国吞并小国”，“强凌弱，众暴寡”的潮流，⑦“大国之间也相互争夺，战乱连年不止。”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由孔子创立的儒学思想，即儒家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思想与精神核心。孔子所倡导的“礼、仁”思想，原本是为恢复西周的封建社会制度，然而这个理想的学说对于后世巩固统治秩序却成了指导思想，对于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也有教育作用。所以，“孔子所创的儒学长久流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⑧
    孔子及传承人创立的儒学思想自创立以来，长期受到其他学派的挑战。墨子认为：“兼相爱，交相利”，互爱互利，才是统治天下的道理。杨子提出的“存我为贵”、“侵物为贱”的理念，虽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在今天看来，同样符合人类生活的逻辑。荀子为孟子后的又一位儒学大师，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儒学的思想，提出的“性恶论”含义是：人都有欲望，想多占生产物，因而相互争夺，破坏了“礼”。荀子的贡献在于发展了儒学，又趋向于法学。老子学说的特点，是从哲学的角度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被其称之为“道”。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对立的双方相互依存。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在总结了荀子、老子等学说后，提出了法制理念，认为无论身份高低，一律遵行统一的法令，犯法者都要用刑法治罪，举国上下都要守法，君主才能“无为而治”。⑨
    回顾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我们不免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逻辑，当“国泰民安”之时，儒家文化备受尊崇;当中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时期，法家文化永远是改革者或胜利者推崇的真理。如按老子的哲学思想理解，一切都是相对的，就应承认事物是在变化发展的。我们无意贬低儒家文化所推崇的“仁、礼”，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儒家文化产生于近3000年前，孔子虽为儒学创始人，可他当年周游的列国只是当代中国的各省。换言之，孔子当年既未漂洋过海，更无与西人打交道的经历。这无疑是儒家文化在面对西方文化挑战时，显得那样束手无策的重要原因。
    鸦片战争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尚处于重大转变的序幕时期。从清王朝的建立到鸦片战争爆发的二百余年间，中西关系的状况原则上处于一个转型期;一方面，清帝国由强盛逐渐走向衰落;另一方面，以英国为首的新兴殖民主义者在取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后，开始了新一轮的殖民扩张和经济侵略。⑩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与列强侵略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列强各种势力在中国的深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进行着不屈的抗争。这一侵略和抗争的对立，构成了近代中外关系史发展的一条主线。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却又经历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的复杂过程，从认识“船坚炮利”到兴办近代工业，从接受科学知识到接受政治观念，进而进行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发展过程，共同构成了中外关系发展的统一体。也正是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争取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终于迎来了民族独立和国家振兴。[11]自西学东渐后，中国迫不得已与西方接触，而中国并非是西方式的近代“民族”国家，而是东方型的传统“天下”国家。当民族国家与天下国家相互碰撞之时，不免产生巨大的文化摩擦。中华帝国的治国方略，就是“华夷秩序”。华为文化发达者，夷为文化待发者。这也就出现了中华帝国的藩属国、朝贡国等概念;产生了“治人”与“治于人”的古典政治传统。[12]无论是“以华治夷”观，还是“以德服人”的思想，都是族群不同、文明程度不一、生活习俗有别、文化水平各异的中华世界帝国体系的政治规范。
    在中国传统话语体系里，“王”与“霸”，原本是春秋时期出现的两种治理天下的制度模式，即“王天下”与“霸诸侯”。后经春秋的争霸与战国的兼并，“王”与“霸”逐渐演化成“德”与“力”。两宋以后，伴随着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趋向的加强，“王”与“霸”又被演绎成“王道”与“霸道”。“王道”是公、正、诚、义、善和天理的表征;“霸道”是私、偏、伪、利、恶和人欲的体现。[13]正因如此，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持续了几千年。
    谈及中国儒家思想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就不能只用一个“和”字来概括，这既不能充分说明历史事实，也无法让周边国家服气。[14]以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对外政策，自西方列强彻底摧毁了“华夷秩序”体系后，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传统思想不能与时俱进，是中国走向衰落的深刻教训。面对列强的“船坚炮利”，一个不甘于放弃旧体制的中华帝国，也只能在衰落中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并非平等的“华夷秩序”和“朝贡体制”在西人眼中被看作是“霸道”的逻辑，因此，他们就抛出了以西方价值观为中心的现代国际法原理，当我们总是以西方文化价值观为中心来审视近代乃至当代国际关系，恐怕我们永远无法理解这个逻辑潜在的真实含义。
    近现代国际关系中运行的是两个轮子：制度与道义。传统中国尚德不尚力，由此演绎出来的重内在自觉轻外在规范、重精神轻物质的行为取向在近代陷入了两难困境。而近代以来在国际关系中长期奉行的实力原则，以及由此孕育出来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国际道义的缺失。[15]传统的儒家思想，自近代以来被时代所抛弃。当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之时，我们既要汲取儒家文化的精华，去其糟粕，更应与时俱进，充分认清西方文化的价值所在。只要这样，中国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一个能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强国。
    大国应负起大国的责任
    在当代世界，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无疑是世界大国。中国是世界大国，作为强国仍需努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GDP以平均每年9.8%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改变了自己，震撼了世界，[16]但仍只是一个经济大国，而非军事强国。中国在海外既无驻军，更无军事基地，中国军队的宗旨是维护国防的安全与稳定，保卫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成果。
    前文已指出，美国利用二战成为世界大国，同时更是经济、军事强国。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思想，采取强权政治，其核心就是认为自己非常强大。“9•11”事件的发生，让美国不得不低下头来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帮助，联合反恐;由华尔街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再次证明了美国经济的脆弱与潜在风险。
    当一切平静后，美国又开始实施“深谋远虑”的亚太战略，与中国周边的日本、菲律宾等国大搞联合军事演习，实质就是针对中国。美国号称要重返亚洲，而事实上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今天，美国一直在染指亚洲事务，唆使与挑拨某些东亚及南亚国家与中国为敌。
    有俄罗斯学者认为：美国现在几乎已不再掩饰在亚洲打造反华体系的企图和行动。实际上，相关的进程早已开始，只是去年中国强化自己的南海问题立场时才得到强劲推动。无论中国行事多么谨慎，中国实力的进一步增长，都会使怀疑中国诚意的国家自动增强自己的立场。无论是地区大国还是小国，都在对抗逻辑中确定自己的政策，企图在当前不明朗的局势下不吃亏。总之，南海争端将会加剧中美在东南亚地区的对抗，威胁亚太地区的稳定。美国应直面现实，勇于承认中国是自己的竞争对手。事实上，“美国正与中国进行持续和平时期的竞争，其核心是对国际体系构想的冲突。”[17]
    毋庸置疑，俄罗斯是世界大国也是军事强国。冷战期间，苏美对抗不仅影响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与走向，也使全球与地区安全受到严重挑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军力有所衰弱，尤其是在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东扩，不仅延伸到俄罗斯的家门口，也令俄罗斯再次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威胁。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再次印证了这是一个敢于直面挑战的民族，在面对美国及西方国家挑衅的情况下，它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就敢在日本海进行战略巡航，在靠近美国阿拉斯加州的俄北极空域举行巡航导弹实弹射击演习;它的战略核潜艇，竟然能够在美国近海潜伏数周，居然还未被美国所发现。俄罗斯实际上再次警告美国，它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对抗。
    印度与巴西同样是发展中的大国，其军事与国防实力尚需增加与完备，参与大国之间的相互超越不是没有可能，还需积蓄足够的力量。由此可见，中、俄、美“不等边三角”关系，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是主导世界的主要力量。
    大国与大国之间应和平相处、共同发展，还是相互为敌、谋求某一方的世界霸权 这是值得每个大国深思的战略问题。大国应承担起大国的责任，不应用冷战的思维，审视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时代毕竟不同了，无论对中国、美国，还是俄罗斯等大国，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都面临机遇与挑战。历史的经验证明，大国之间只有在坦诚对话与交流的基础上，相互合作，共同发展，是最好的抉择!
    在当代世界格局中，美国处于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地位。冷战期间，美国凭借自身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不断采取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对非社会主义国家，推行以美国价值观为核心的“颜色革命”，力图确保其全球霸权的地位。后冷战时期，美国并没有摒弃冷战思维，只是用另外的方式，以经济援助为幌子，凭借北约的力量实现军事东扩。
    俄罗斯是中俄美“不等边三角形”关系中重要的一边。美俄关系的冷暖，直接影响到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是敌或友，同样影响着俄美关系的走向。伴随着俄罗斯民族复兴计划的实现以及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再增强，它在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中，必将扮演愈来愈重的角色。[18]在未来几十年内中俄两国均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彼此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与周边环境。因此，在维护世界与地区安全问题上，两国有共同利益。
    中俄的和平发展都面临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阻遏，需要共同应对，相互支撑。中国与俄罗斯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后来者，在建立新的战略平衡和营造新的国际秩序上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诉求。[19]
    胡锦涛强调，“我们要全面审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更加奋发有为、兢兢业业地工作，继续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奋力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20]胡锦涛的讲话，再次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在未来必将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当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甚至产生担心和猜疑。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列强殖民掠夺、侵略扩张的老路。强化军事同盟、进行军备竞赛、动辄进行武力干预，这些做法都不符合时代潮流。中国无意也无力在亚太排挤美国，希望美国在亚太发挥建设性作用，包括尊重中方的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21]加强中美关系，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其出发点是友善的，但如果美国不想与中国成为朋友，更不愿意与中国和平相处，不尊重中国关切的重大核心利益，中国的外交应向何处去。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发展令世界瞩目，再以“韬光养晦”作为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不能说是与时俱进的智慧体现。“韬光养晦”是中国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作出的战略选择，而并非战术。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乃至与美国“暗度陈仓”的某些亚洲国家，中国外交应按西方的思维模式与理念，勇于直面表达自己在捍卫领土完整、国家尊严等方面的利益诉求。或许只有这样，才能从真正意义上理解与领会邓小平同志当年提出此概念的深邃内涵!中国不仅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对我有利、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利的重大国际事务，以此赢得被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霸占的话语权。只有这样，中国方能从真正意义上树立大国的形象，彰显大国的风范。
    世界必将多极化
    有学者认为，“目前和今后5年只有美国和中国的国防开支能维持在千亿美元水平之上，其他大国都难以达到千亿水平。因此从物质实力角度分析，目前一超多强的实力格局开始向“两超多强”演变，多极化的潜在可能性越来越小。[22]这种认识与观点，显然是忽略或低估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代世界主旋律的现实。
    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现出认同世界多极化的意愿，并致力于推动其发展;更多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因自身实力的增强，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欧盟的一体化，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与发展，G20、“金砖国家”等国际与地区组织的建立，无时无刻不呈现出世界多极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当然，在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中，的确存在其曲折性与复杂性，不排除某些国家间的利益集团利用世界多极化，力图保证自身的发展和维护自身的利益。
    日本、印度等国也在通过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向政治大国迈进。其他一些地区大国也在潜心发展，谋求对地区事务乃至某些重大国际事务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世界是否在多极化？[23]这本是无需讨论的问题。诚然，在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中，美国的“一超”极力干涉、阻止，企图长期推行自己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中国的国防开支虽已超千亿，但中国绝不会像美国一样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中国的基本国策，决定了中国必将走一条与西方不同，又有别与苏联模式，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注释：
    ①部分资料取材于百度搜索引擎。
    ②④黄绍竑：《美国通史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43、675页。
    ③详见潘友新:《大使札记：中国1939~1944》(俄文)，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81年。
    ⑤http://baike.baidu.com/view/1820614.htm。
    ⑥金冲及：《七十后治史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页。
    ⑦⑧蔡美彪：《中华史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0~21、32页。
    ⑨以上对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的梳理，详见蔡美彪：《中华史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1~37页。
    ⑩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页。
    [11]王建朗，栾景河主编：《近代中国：政治与外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封底说明。
    [12]张启雄：《中华秩序原理的起源——近代中国外交争分中的古典文化价值》，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5、108页。
    [13]胡礼忠：“王霸之辩：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行为取向辨析”，《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未刊稿)，第1页。
    [14]熊志勇：“传统思想对近代对外关系的影响”，王建朗，栾景河：《近代中国：政治与外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页。
    [15]胡礼忠：“王霸之辩：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行为取向辨析”，《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未刊稿)，第20页。
    [16]黄卫平，丁凯：“对经济增长模式变革的再思考”，《学术前沿》(创刊号)，2012年第1期，第35页。
    [17]日本《外交学者》：“美应承认中国是竞争对手”，《瞭望中国》，2012年第17期，第9页。
    [18]刘向文等：“三角关系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应对策略”，清华大学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中俄战略合作高峰论坛论文集》(未刊稿)，第78页。
    [19]王海运：“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战略利益、战略理念和战略认识基础”，《黑河学院学报》，2011年12月第2卷，第8页。
    [20]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新华网，2012年07月23日。
    [21]乐玉成：“2011年国际形势风云激荡 中国外交乘风破浪”，外交部网站，2011年11月18日。
    [22]阎学通：“一超多强走向中美两超，多极化式微”，《环球时报》，2011年12月30日。
    [23]杜燕凌：“不可阻挡的世界多极化趋势》，中国当代世界中心，德国卢森堡基金会编：《“21世纪的世纪秩序——单边主义还是多变合作”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作者简介：栾景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荣誉博士。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