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泰  屈 宁

【英文标题】The Homesickness of the Old Empire and the Spirit of True History: Wan Sitong, Wen Ruilin and the Compiling of The Unofficial History of South Boundary
    【作者简介】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屈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生。
    【内容提要】 万斯同和温睿临同为清初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史学家，二人交谊笃厚，互相推重。万斯同以二十余年之辛劳，为官修《明史》作出卓越贡献，他以务存信史、别识心裁作为修史的指导思想，在史料上强调广采和别择，在体例和文字表述上务求严谨、精审，尤其关心保存南明史的记载。温睿临的《南疆逸史》是在万斯同的鼓励与帮助下完成的，此书在修史格局上苦心经营，以“纪略”起到“本纪”的作用，与清朝官方“深没南明”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在列传的撰写和编排上，突出忠臣义士的功绩，对抗清活动记载颇详。足见万斯同的故国之思和信史精神，均在《南疆逸史》中得到成功体现，这部佳作的撰成是万、温两位史家深厚友谊的见证和爱国思想的结晶。
    【关 键 词】万斯同 《明史》稿 温睿临 《南疆逸史》

    纂修《明史》，是清初史学上的一件大事，吸引了众多明季遗民学者的关注和参与，万斯同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具有高尚民族气节的进步史家，他一生潜心于对故国历史的撰修，不仅以二十余年之辛劳，为官修《明史》的成稿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还敢于冲破清朝官方的钳制，大胆涉足当时禁忌重重的修史领域——南明史。在他的倡议和帮助下，由其好友温睿临编撰的《南疆逸史》先于《明史》成稿，成为清初史学上的一朵奇葩。《南疆逸史》是一部详细记载南明历史的信史佳作，是万、温二人深厚友谊的见证和爱国思想的结晶，它对于研究明清之际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万斯同治史特色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号石园，学者称石园先生，浙江鄞县人。明代户部侍郎万泰第八子。少时曾与其兄万斯大师从黄宗羲门下，得受蕺山刘宗周之学。博通经史，学识渊广，尤究心于明代历史的研究，“于有明十五朝之实录，几能成诵，其外邸报、野史、家乘，无不遍览熟悉，随举一人一事问之，即详述其曲折始终，听若悬河之泻”[1](卷131,《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他以布衣身份主持《明史》修纂，前后长达二十余载，亲自删削审定各纂修官所上明史分稿，最终成《明史》稿四百一十六卷，基本上奠定了后来刊本《明史》之主体。通过总结长期以来官方修史和私人撰史的经验教训，他在历史编撰理论方面提出了很多颇有价值的见解，为后世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明史》以其取材丰富、体例严密、文字简洁等优点，长期以来一直被誉为二十四史中的殿军之作。而《明史》纂修能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除了各纂修官的通力协作、充裕的纂修时间和清朝官方的重视等因素之外，还离不开主撰者的综理总揽之功，而其中尤以万斯同的功绩为最。
        清初统治者曾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和清康熙四年（1665年）两次开馆修史，但因各种条件所限，修史工作实无多大进展。实际撰修起始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是年，万斯同接受当时内阁大学士、《明史》监修徐元文的多次聘请，以布衣身份参与《明史》纂修。作为一名具有高尚民族气节的进步史家，他“以任故国之史事报故国”[2](卷28,《万贞文先生传》)为念，不署衔，不受俸，隐忍史局二十余年，直至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因长期劳累卒于后继之总裁王鸿绪京邸。为了修成一代信史，万斯同可谓殚精竭虑，贡献了毕生精力。这一时期，正是《明史》纂修的集中展开时期，即如黄云眉所指出的，“《明史》之有相当成绩，实即此期努力之成果”[3](P116)。万斯同虽然以布衣身份进入史馆，但实际主持了《明史》修纂前期的主要工作，“不居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柄”[3](P125)，在端正修史态度，审定编撰体例，确立史料采撰标准，删削修订史稿等方面均作出了突出贡献。
        为了保证写成一代信史，在修史之初，万斯同即强调修史工作的艰巨性和神圣性，从史德、史才等方面对纂修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指出：“史之难为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李翱、曾巩所讥魏晋以后贤奸事迹并暗昧而不明，由无迁、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则事之信尤难。盖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故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非论其世、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则吾以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4](卷12,《万季野墓表》)这里，他尖锐地指出，长期以来尤其是自明代以来世俗的恶劣风气对史家进行历史撰述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以致“好恶因心，毁誉随之”，从而严重影响了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增加了辨别史料真伪的难度。针对这一情况，他呼吁史家要有“直道之行”，“裁别之识”，做到“论其世、知其人”，“具见其表里”，这些都是修明史中急需注意的关键问题，也是史家所应具备的品质，对于扭转当时空疏、浮夸的学风习气，纠正史学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积弊，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在史料采择方面，他强调广辑博采和注重史料真伪的辨识：“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谓具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鲜矣。”[5](卷38,《万先生斯同传》)他认为，正史纂修应在实录的基础上汇集各种有价值的野史材料和私家撰述，并具体分析了官修实录和私修史书二者在史料上互为补充、相互参证的辩证关系；尤其指出在史料真伪和价值大小的考辨上，要特别注意结合撰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具体历史背景，以客观的态度“平心察之”，力求保证史料记载的丰富性和真实性。
        在审定体例方面，万斯同亦提出不少珍贵的建议，有些更是被纳入《修史条议》，成为指导《明史》纂修的重要纲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十分重视史表，并视之为纪传体正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充分论述了史表的重要功用：“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5](卷38,《万先生斯同传》)认为史表的设置可以省传文之繁，达到言简意赅的效果。他还身体力行，撰成《历代史表》，弥补古代正史多阙史表的缺憾，为时人及后世所推重。他在发凡体例上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亲自设置了《明史》列传传目。明代历史前后近三百年，历史人物众多，头绪纷繁，颇费斟酌，万斯同通过详考历朝实录，参照各种野史、方志、文集、笔记、碑传等材料，抉择去取，初步拟定了列传传目，并邀请当时的许多著名学者如李塨、方苞等审阅评议，提出修改意见。因而最终拟定的传目，基本上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明代重要人物史事的全貌，成为此后《明史》人物立传的基本依据。
        删削史稿可谓万斯同于《明史》纂修用力最勤的一项工作，各史官所草拟之史稿，均要经万氏之手，作进一步的审定、修改和补充。时人的各种文集和万斯同身后的诸多碑传文中，均有大量关于他付出巨大心血修改史稿、补充史实的记载，如曾与万氏一同任职史馆的王士祯云：“鄞处士万斯同……史馆总裁诸公聘入京师，一切皆取衷焉。初先伯祖太师公（讳象乾）列传，汪编修（琬）、倪检讨（粲）各有撰述，季野从《实录》搜采十许事补入，视二君为详。”[6](卷1)全祖望亦云：“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复审。先生阅毕，谓侍者曰：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补人；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当参校。侍者如言而至，无爽者。”[2](卷28,《万贞文先生传》)这些记载都是关于万斯同以身作则、勤于修史的生动写照。而由他所删削而成的《明史》稿，为继修者所继承和吸收，基本奠定了后来《明史》刊本的主要格局。
        作为一名具有历史责任感的正直史家，万斯同对于官修《明史》体例中所存在的缺陷和弊病直言不讳，而他最关心的则是有关南明史事记载的从略和避讳问题。为了迎合清朝统治者的意愿，官方修史体例拟将南明福、唐、桂、鲁四王，附于《崇祯本纪》之后，予以简略记载。万斯同认为，这种写法有违秉笔直书的撰史原则，无法完整反映出明清之际历史发展的全貌，南明时期无数忠臣节士的可歌可泣的事迹也将湮没无存，这对于他这位世代以忠节著称的万氏子孙，亲身经历过明清易代、天崩地解的历史剧变的爱国学者来说，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因此，在参修《明史》的同时，他热切地期待撰写一部翔实的南明史专著，并积极鼓励志同道合者致力于此项事业。这便有了后来《南疆逸史》的问世。
        万、温二人友谊和《南疆逸史》的编纂
        《南疆逸史》的成书，可谓是万斯同与其好友温睿临通力合作的结果，也是他们深切友谊的见证和共同的爱国史学思想的结晶。此书无论是在编撰体例，还是在史料价值与历史见识等方面，均具有较高的价值，是现存的有关南明历史记载的最好的一部史著。著名史学家刘节曾评价说：“南明史以温睿临《南疆佚史》为最佳。”[7](P321)
        温睿临，字邻翼，一字令贻，号哂园，浙江乌程县（今湖州）辑里人。清康熙乙酉科（1705年）举人，与万斯同可谓至交。对于二人之间的友谊和交往，清代的许多史料中均有记载。李塨《恕谷后集》中称：“当是时，朝廷平三藩后，尚辞学，公卿从风靡，读书名士竞会都门，而季野以博淹强记为之首开讲会，皆显官主供张，翰林、部郎、处士率四五十人环坐，听季野讲宫阙、地理、仓库、河渠、水利、选举、政刑诸项。不翻书，每会讲一事，口如瓶注。温睿临札记，何代何地何人，年月日，事起讫，毫厘不失也。”[8](卷6,《万季野小传》)清同治年间《湖州府志》则称，温氏“以诗古文雄于时……游京师，卿相皆敬礼之……与四明万斯同交善”[9](卷76,《人物传•文学三》)。从中可以看出，温睿临在当时亦颇有才名，工于诗文，博闻强识，与万氏惺惺相惜，互相敬重，万氏于京城讲学，睿临亲自为之笔记。正是基于好友亲密无间的友情和彼此信任，万斯同将自己对《明史》修纂的意见详细地吐露给温睿临，并嘱托和鼓励温睿临完成南明史撰著修史之事。
        有关二人对南明史修撰问题的具体探讨，《南疆逸史•凡例》中有详细记载：
        昔吾友四明万子季野方辑《明史》，语余曰：“鼎革之际，事变繁多，金陵、闽、粤，播迁三所，历年二十，遗事零落，子盍辑而志之，成一书乎？”余曰：“是《明史》之所赅也，予何事焉？”万子曰：“不然。《明史》以福、唐、桂、鲁附入怀宗，记载寥寥，遗缺者多。倘专取三朝，成一外史，及今时故老犹存，遗文尚在，可网罗也。逡巡数十年，遗老尽矣，野史无刊本，日就零落，后之人有举隆、永之号而茫然者矣。我侪可听之乎？”余曰：“是则然矣，其间固有抗颜逆行，伏尸都市，非令甲之罪人乎？取之似涉忌讳也，删之则曷以成是书？”万子曰：“不然。国家兴废，何代无之，人各为其主，凡在兴朝，必不怒也。不得已而遂其志尔，褒与诛可并行也。且方开史局时，已奉有各种野史悉行送部，不必以忌讳为嫌之令矣。采而辑之，何伤？”余因曰：“诺。”[10](《凡例》)
        这段谈话，明确交代了此书的撰述原由和宗旨，即网罗时事旧闻，保存故国历史，免其湮没无闻，从而弥补官修《明史》在内容上的缺略。同时，也反映出万斯同作为一名进步爱国史家的历史责任感，他鼓励温睿临不必以国家兴替、王朝更迭为忌讳，要敢于秉笔直书，力求客观、完整地记载南明王朝的历史；他还在史料采择上给与温氏极大帮助，不仅利用自己主持《明史》修纂工作之便，提供各种官方搜集的野史材料，供其参阅，他临终前刚刚脱稿的《明史列传》书稿，亦成为温氏著书的重要史料来源。这反映出万氏对南明史的撰著早有比较成熟的考虑，而他在历史观、修史笔法、史料采择等方面为温氏所提供的建议，均为后来《南疆逸史》的顺利成书，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此书在编撰体例的设置上，大胆采用了纪传体史书体裁，分《纪略》四卷，《列传》五十二卷。“纪略”即相当于“本纪”，主要记载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及鲁监国王当政期间的主要历史大事。这是将南明王朝作为明王朝之后相继出现的国家政权来记载，与官修《明史》仅将南明政权视为明朝之遗绪、讳而从略的笔法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学术勇气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万斯同强烈的爱国史学思想的感染和激励。温睿临在《南疆逸史•凡例》中指出：“古史于帝王则称本纪，诸臣则称列传者，纪举一时政令大纲，列传止载一人一事，故称纪以别之。然太史公于项羽亦称本纪，以其号令一时，事多详载也。今金陵、闽、粤三君，位虽不终，亦自帝其地，各有政教，理合纪载，若拘入怀宗之例，则传且不列，何有于纪？非一代史体也。”[10]即要以严格、规范之撰述体例来完整记载南明王朝“一代”之历史，这种尊重客观历史现实，重视故国历史记载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近现代著名明史学家孟森亦指出，清朝修史“深没南明，颇为人情所不顺。当《明史稿》成时，南明三主，已援元修《宋史》例，止称三王，然不次于本纪之后，而特于诸王传之外，特辟《三王传》，自为一卷，犹见其与寻常诸王不同。至正史成，而三王各附入其始封之王后，为其嗣王，位置与他嗣王等，则更掩其保明遗统之迹矣。”因此，他在撰写《明史讲义》时，“特矫而正之”，将南明朝史事，别为一章，题为“南明之颠沛”，“叙事虽不能详，名义要不可终晦也”[11](P372)。这与《南疆逸史》中所体现的撰述思想有明显相通之处。
        在列传的设置上，温睿临充分发挥了纪传体史书便于记载历史人物活动的优点，采取了专传、合传、附传、类传等多种形式，详略得当、分类合理且眉目清楚。全书共收录了明末清初二百多位历史人物，可补《明史》记载之缺略。其中，许多篇目设置和传目分类显示出作者的匠心独具。
        例如，类传的设置，即谓此书编撰的一大特色。温睿临继承了中国正史修撰中的类传方法，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人物分为守土、死事、隐遁、逸士、义士、宗藩、武臣、逆臣、奸佞等，逐类记载。这种分类方法，曾招致后世史家的颇多异议，如杨凤苞即尖锐地指出：“列传不分立儒林、孝友、文苑、隐逸、独行、方伎等目，仅以隐逸一传概之”，失之太简。单从表面来看，杨氏的批评有其道理，似乎在历史人物的记载上，撰者过于强调军事和政治斗争的色彩了。然而，若将明清之际的时代环境同此书的撰述思想结合起来予以考察，即能从中体会到撰者的用意所在。明清易代之际，战乱不休，生灵涂炭，民族矛盾和军事斗争成为历史活动的焦点，这一类目的设置，是基本符合南明的时代特色和历史时势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温睿临是要通过对忠臣义士、隐逸之士及逆臣奸佞等各类特色鲜明的人物活动的记载，在抑扬褒贬之间，寄寓其爱国历史观，表达其民族忠义思想。再者，这种分类方法也是囿于实际条件的限制。战乱之际，许多文人儒士纷纷归隐遁居，不问时事，其事迹、著述多不可考，由于史料匮乏，也造成了儒林、文苑等难以独立成传的困境，温睿临对此曾颇有感触地说：“诸史必有儒学、孝友、独行、文苑、隐逸、方伎等传，兹编为人无几，无从分析，独隐逸欲列一传，而搜访殊寡。方明之末，诸洁身高蹈者，所在多有，然其人既不求名，而知交中或鲜好义文学之士，不为传述，子孙式微，遂致湮没，岂不惜哉！广搜傍罗以发潜德，此亦四方君子之责也。”[10](《凡例》)可见，他对许多重要历史人物因受史料限制而无法成传或记载粗略的问题，深为痛惜，因而呼吁四方君子继续致力于此，以使南明历史的记载更为丰满和翔实。
        再如，将《史可法传》置于列传之首，同样具有深刻的用意。一方面，史可法是晚明和南明王朝的重臣，抗清的主要将领，其历史活动集中反映了当时历史发展的大势；另一方面，史可法又是明末忠臣节烈的杰出代表，将其作为列传的开篇人物，更是有利于突出全书一个重要的撰述宗旨——褒扬忠义思想，弘扬民族气节。综观《史可法传》，不仅详细记载了史可法的生平事迹和主要抗清活动，刻画出了一位忠君报国、英勇果敢的民族英雄形象，同时以史可法的撰写为中轴，旁及交代和论述了明清之际纷繁复杂的历史形势以及许多重要的史实，深刻揭露了南明王朝的腐朽懦弱。其主要内容包括：其一，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弘光政权建立的过程，分析了群臣在议立新君上的分歧和矛盾，揭示出弘光政权脆弱的基础；其二，深刻地揭露了弘光政权建立后内部激烈的矛盾斗争和南明军队骄悍腐败的作风；其三，痛陈清军大举南下之际南明王朝愈演愈烈的门户之争和严重的吏治败坏问题。从而清晰地表现了其渐趋腐朽、日益衰亡的历程。而这种“突破了‘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的旧模式，往往在人物传中‘包举大端’”[12](P231-232)的编撰手法，更显示出温睿临敏锐的历史眼光和深厚的史学功底，在历史编纂学上亦颇具借鉴价值。
        《南疆逸史》史学价值举要
        在较为完备的纪传体史书体例包裹下，《南疆逸史》一书为我们展现的是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极为深刻的历史见识，透露出一种强烈的秉笔直书的信史精神和深刻反思亡国之痛的理性情怀，而且万斯同的修史方法和史学思想被温睿临所接受与吸收，成功地融入这部史著之中。
        此书内容丰富，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各方面，而其中价值最突出者是有关各地抗清斗争历史活动的记载。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展现的恰是一幅幅反映抗清斗争的鲜明历史画面。而这些史料正是官修《明史》所有意隐讳和掩盖的，它对于我们深入了解明清之际复杂的历史形势，南明政权的性质和历史作用等，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颇具代表性的篇章有《阎应元传》、《陈函辉传》等。
        《阎应元传》主要记载了江阴典史阎应元率领军民英勇抗击清军南下的壮举。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清军挥师南下，明朝江阴知县林之骥弃城而逃，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阎应元以“智勇可属大事”，得到江阴县军民的一致推举，入城负责主持抗清斗争的指挥事宜。温氏从战前动员、整顿防务、痛斥降臣等方面，细致地刻画出阎应元坚忍不屈、坚决抗击民族压迫的正义形象：他积极动员民众支持抗清，捐献财物，“输不必金，凡菽粟、刍稿、布帛、酤酒、盐醯皆是”；“城苟完，何患无财？否则身且不保。遑恤乎家？”呼吁广大军民以国为重，顺利解决了军饷问题；在整治防务，严肃军纪，坚固城池守备方面，“治楼橹、修堵堞，令户出一男守城，余丁传餐”，“分城而守，令乡兵设伏四郊，待游骑至而殲焉”，使得清军不得不“大出兵，薄城下者且十万，列营百数，围数十里”。面对清军的围攻，他沉着应战，指挥若定，令将士于城上“发礧炮击之，夜遣壮士缒城下，顺风纵火，军乱，自相蹂践死者数千，始移营去”，多次重创清军。面对已降清的刘良佐的劝降，他立场坚定，慷慨陈词，怒斥对方的变节投降行为：“我一典史，蚁虱臣耳，犹不忘故国，汝爵为列侯，握重兵，不能为国捍御，反为敌前驱，有何面目向我邑人耶？”致使刘良佐“惭而退”。在他的率领下，江阴军民坚持抗清，“凡攻守八十一日，竟无一人降者，而大兵死者亦六七万”。温氏对此评论道：“嗟乎！应元之守善矣！惜所守者小邑耳，使南京得如应元者而守之，明岂其亡哉？”[10](卷33,《阎应元传》)通过这些记载，我们不仅可以较为清晰地了解当时以江阴为代表的江南地区广大军民的抗清斗争情况，而且对于阎应元领导的这次抗清斗争的重要历史意义亦会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即以“区区一邑，将举天下抗之，蔽遮钱塘南下之师，扦卫闽广新造之国”[13](P100)，有效牵制了清军的大量兵力，延缓了其南下的进程，对于浙东鲁王政权和闽中隆武政权，起到了屏障作用。
        《陈函辉传》则集中记载了陈函辉与鲁王朱以海之间的一段重要对话：
        及大兵徇浙江，郡县向附，时鲁王驻台州，函辉走谒王曰：“国统再绝矣，王亦高皇帝子孙也，报耻继统，于是乎在。王盍图之？”王谢曰：“国家祸乱相仍，区区江南，且不能保，尚何冀乎大事？”函辉曰：“不然。浙东沃野千里，南倚瓯闽，北据三江，环以大海，士民忠义技勇，勾践所以擒吴称霸也。王若起事，足以立国，臣愿竭股肱之力，奔走后先，上以报高皇帝，而下尽忠于王。”[10](卷30,《陈函辉传》)
        当时正值清军向浙东地区迅速推进之时，各地抗清形势高涨，义军纷纷而起，曾于弘光时担任兵部职方主事的陈函辉力谏鲁王起而斗争，主持浙东地区的抗清大局。在这段谈话中，陈函辉对历史局势的分析和把握，显示出他的远见卓识和坚持抗清的坚定信念，与鲁王的胆小懦弱和苟安思想形成鲜明对照。他的一番劝说，对于鲁王树立抗清斗争的信心和鲁王政权的最终建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书中记载：“会兵部尚书张国维起兵东阳，来迎王，函辉乃与柯夏卿侍王至绍兴，王监国。”另外，书中对鲁王政权建立之后不思进取的局面以及矛盾重重的内部危机，也有深刻揭露：“其时诸臣皆不习军旅，华衣呵殿，相为夸耀，以兵柄授方、王二镇，日事争饷，义兵渐散。函辉叹曰：‘大事去矣！夫无种蠡之材，而有伯嚭之佞，何以能久？”[10](卷30,《陈函辉传》)尤其是“日事争饷，义兵渐散”八个字，有力切中了当时困扰鲁王政权、阻碍抗清斗争的军饷分配问题，即孙嘉绩、熊汝霖等率领的“义兵”和方国安、王之仁等率领的“正兵”之间关于“义饷”与“正饷”之争，其结果是“正兵并取义饷，而义兵遂无所取给”[2](卷7)，义军纷纷解散，严重削弱了浙东的抗清力量，这也是鲁王政权脆弱的表现和难以持久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段精练的文字，对于我们了解鲁王政权建立的背景、过程和逐渐走向瓦解的原因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除了重视客观历史的记载，温睿临还以进步史家敏锐的眼光去深刻反思亡国之痛，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所谓“土宇反复、攻守纷错、政令互易、兴亡成败得失之迹，不可泯也”[10](《序》)。将其鲜明的爱国史观熔铸于行文之间，表现出较高的史识。
        总结明亡教训，一直是清初多数遗民史家关注的焦点和评论的重点。温睿临在《序言》中即有深刻论述：
        尝论明之亡也，始于朋党，成于奄竖，终于盗贼。南渡继之，小人得志，借朋党以肆毒，合奄竖以固宠，假盗贼以张威，而庙堂昏庸，酣歌弗恤，忠贞黜落，贪黩横肆，纪纲倒置，是非混淆，以致穴中自斗，贻敌以渔人之利焉。……盖明之积弊，约有三端：一曰务虚名不采实用。高谈性命，而以农田军旅为粗，研志词华，而以刑法钱谷为俗，致使吏治不修，武备全废，假钺于武夫，待成于胥吏，一弊也。二曰别流品不求真才。古之求士，或在草泽，或在山林，甚至羁囚饿隶，降卒仇夫，皆列置班联，畀膺宠任，未闻同朝之谤。今乃独尊甲第，鄙弃举贡，即材怀管、葛，行同夷、惠，升擢无期，排挤有自，楚材晋用，谁实贻之，二弊也。三曰争浮文不念切效。承平虚套，以抗大敌，祖制浮言，以摄巨寇，欲以通和而反树之怨，欲令效忠而滋益之怒，迨至邻封责言，狂寇凡噬，则影销烟散，哑口无策，三弊也。积此三弊，败亡不悟，则误国之罪，岂得独诿诸小人哉[10](《序》)？
        这段精彩评论，不仅总结了困扰明朝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如朋党之争、宦官专权、农民起义等，而且深刻分析了导致明朝统治衰微、危机四伏的深层原因，温氏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有力切中了明代社会的积弊所在，即“务虚名不采实用”、“别流品不求真才”、“争浮文不念切效”，这三条实质上是对有明一代浮夸学风和世俗风气的痛斥与批评，也是明代社会发展“崇虚黜实”的症结所在。从这一点上讲，温氏大大超过了同时期许多史家据事评论和就事论事的一般方法，而是透过历史现象去发掘问题的本质和根源所在，表现出更高的历史见识。尤其是在分析明代社会积弊时，温氏较好运用了例证与对比等历史评论方法，如将明代不重人才、轻视科举的不良风气与古代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优良传统作对比，来说明最终导致人才埋没的历史悲剧的必然性。又如，以明朝在抵御外侮和镇压农民起义两件事情上的失策为例，来批评其以天朝上国自居，争于浮夸，不求实效的治国理念，从而进一步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深化了对历史问题的认识。
        同时，对一些具体历史进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论，也体现出作者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深刻的历史见识。
        例如，对于历时仅一年即覆亡的南明弘光政权，温氏评价曰：“《传》云：‘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南渡之初，所恃者史大司马一人而已，其余安守故常，不达时变，自谓清流，而小人鸱张，满朝相与诋排，门庭树寇，强臣悍将，用之阻兵，安忍遥制朝命？司马奔走抚辑，内攘不给，何暇计疆场之外乎？迨夫左帅称兵，藩篱尽撤，王师长驱而入，所向投戈，冲橹未及于国门，而君相已弃社稷行遯，此即维扬坚拒，何补败亡，况于一隅当百万之众哉？”[10](卷5,《史可法传•后论》)充分肯定史可法在南明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尖锐地揭示弘光政权的腐朽性和落后性，从统治阶级严重的内部纷争和与清朝力量对比之悬殊内外两个方面深刻分析了其迅速走向衰亡的历史必然性，显示出深邃的历史眼光。
        又如，关于稍后之南明隆武政权及绍宗朱聿健，温氏评价道：“帝英才大略，在藩服之时，已思有所施为，及遭逢患难，磨砺愈坚。南京既覆，枕戈泣血，躬行节俭，以裕兵食。……听纳谏说，拔钱邦芑、金堡于下僚，置之言路，欲其有所开陈，奏章朝至夕发……不可谓非天生之令主也。论者徒见其不能出关，遂言其好作聪明，自为张大，无人君之度，此以成败论也。夫郑氏起盗贼，目无君上，据有全闽，富贵已盈，始念亦不及此，而欲责以鞠躬尽瘁，经营天下，难矣！帝之托于郑氏，所谓祭则寡人而已。”[10](卷2,《绍宗纪略•后论》)集中肯定了绍宗的雄才大略，批评了以成败得失来评论历史人物的错误标准，纠正了以往对绍宗的偏颇之见，同时深刻指出了南明隆武政权虽有贤君但难有作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掌权者郑芝龙的胸无大志和专权跋扈，这一分析是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
        上述这些有代表性的史论，不仅是对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经验的深刻总结，更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明清之际的历史，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和启发。
        由此可见，《南疆逸史》是一部理应引起学者高度重视的史学佳作，对其研究不可仅仅停留在史料价值的挖掘上，还要从中发见和总结它成熟的编纂思想、突出的爱国史观和深刻的历史见识，去感受万斯同和温睿临那种彼此间亲密无间、灵犀交通的珍贵学术友谊与合作精神，这些都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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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河北学刊》(石家庄)2009年2期第67～72页

责任编辑：刘悦  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