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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先生所谓“求真求实”，绝非乾嘉旧学自诩之“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赵翼语），替传统史学作修补工作，而是有着更为高远的旨向。  梁太济，浙江省台州人。1934年7月出生于偏僻农村，在当地读完中小学，1953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习。1958年8月本科毕业，先在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1979年11月转至杭州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从事宋史研究和教学。1988年晋升教授，1999年退休。专业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方向为唐宋史，兼及古典文献，代表作为《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和《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 近日，为备课之需，再一次重读梁太济先生的两本大作，《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与《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深感前辈学者为学之通达与精深，爰成小文，以与众书友共勉，并祈指教。 求真求实从最原始的史料入手 《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是先生多年研究唐宋史学典籍的心得集结而成，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初一翻阅，如先生自嘲：“书稿以‘丛’名，言其杂也。”其研究的文献相当广泛，既有正史或其他名著，更有各种杂史“小书”，更兼各篇或考据文献的撰进时间、书名、取材、题识，或讨论它们的史料价值，或订误记载，总之在研究对象与讨论内容“杂”之外，似乎还给人一种国学旧途的感觉。其实认真阅读就可以发现，在这“杂”的背后，恰恰蕴含着先生关于传统历史文献研究相当深刻的思考。这一点，先生在此书“后记”中已经明示：“现存唐宋文献，最原始者已属二手，多数都是三手以下材料，未发之覆所在多有，后人往往附会，清人又有意窜改，都有一个求真求实的任务。” 先生所谓“求真求实”，绝非乾嘉旧学自诩之“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赵翼语），替传统史学作修补工作，而是有着更为高远的旨向。记得笔者当初协助先生编撰《宋史食货志补正》一书时，曾相当茫然，不知从何“补正”起，难道要将存世有关宋代经济史方面的文献记载都补进宋志里去？先生指示以追溯史源为要旨，“向读者提供有关宋史经济财政状况的可信史料或史料线索，而不是修订本《志》或向死者指点应当如何修订”。也就是说，要跳出传统历史编纂学的籓篱，从现代史学研究的立场来对待存世历史文献。 从三手、二手资料及至追溯最原始的历史记载，以求其可以反映历史的真实，这与我们现在所强调的应该从最原始的历史档案出发来从事研究的要求相一致，体现了历史科学主义的精神。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上，先生在《〈宋史·食货志〉的史源和史料价值》一文中，对历来饱受批评的《宋史》，作出了相当通达的评价：“对于史学工作者而言，如果撇开某些传统的偏见，那么《宋史》历史编纂学上的不足或不妥之处，可能反倒是它无与伦比的优胜所在。正因为《宋史》成书仓卒，加工粗糙，原始材料受到的折磨也就相对地少，其本来的面目也就相对保留得多，从而也就使《宋史》具有了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套用一句时髦的用语，先生在二十多年之前达到的这一认识，是相当“后现代”的：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说是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一种解构。当然，《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全书对唐宋史学典籍所作考、补、辨等工作，绝非由解构文本而走向历史虚无主义——后现代史学可能存在的弊端。若从这一认识来看先生所名之“丛稿”，就可以发现它有着相当明晰的论述主线，无论是关于史籍版本、撰述时间、题记文字的讨论，还是各种关于记述内容的辨析，都是如此。例如先生对经四库馆臣修改后宋代诸史的考订，不仅证实了前人已有论及但未能深入确证的一些问题，更多有发前人未发之覆者，如《〈要录〉库本避忌讳改考实》一文所发现的清人“将大段文字径予推翻重写的情况”即是。如果我们将此类文字引以为信史，岂非与历史真实背道而驰。 从这一点来揣摩先生为学之道，可以发现治史务穷其源的确是其一大特点。这就是先生所说的“什么事都要追出一个源头来”。所谓务穷其源者，于史籍文献而言是追溯史源，于史事制度而言是穷究起因，目的则是为了求史之真——今人对历史所可能达到的最客观的认识。 穷究起因达到最客观的认识 关于对史事制度之穷究起因，则主要可从先生的《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一书来观察。此书集结了先生关于两宋时期社会阶级关系以及国家财政政策的研究心得，共分为十二篇。其中，无论是关于户等制的划分、五等下户以及客户的身份地位、租佃关系的基本内容，还是国有土地制度的演变等各个方面，无不反映了先生治史的上述特点。先生早年专治唐史，20世纪80年代初从内蒙古大学调到杭州大学后，专攻宋史，涉猎中国古代史各方面，通读经典著作，视野之宽广，不似我等学识囿于一个断代者。 如先生讨论宋代的客户，指出不应如一般所论将其与佃户相提，因为客户在“无产”之外，还应具有“侨寓”的特征。这一认识，当然是建立在他深入了解唐代户籍制度演变的基础之上的。又如先生讨论宋代的两税制度，就是从“两税法的演进”这样的视角出发。无论是指出到宋代，两税脱胎于租庸调时代的户税和地税的这个痕迹消失了，还是分析“城郭之赋”是否已从作为两税正宗的“民田之赋”中分离出去，或者是“杂变之赋”的演变过程，都是一方面表现了一位真正跳出了断代史籓篱的研究者之通达视野，另一方面又将他在唐史与宋史两个领域的深厚学养展现得淋漓尽致。再如先生《北宋前期的中枢机构及其渊源》一文，分析宋初中枢行政体制，驳正当时学界的旧说，指出与其说宋初设枢密院分宰相之权，以强化君主专制，不如说在北宋建立之初的改革措施，存在着一个“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宰相的事权”这样的事实。这是因为自唐代安史之乱后，宦官专权，由宦官所掌控的枢密机构从专掌军权开始，发展到五代时侵夺宰相事权，这种现象直至北宋初年改革，才得以纠正。 先生晚年困于目疾，以至除前述两书之外，论著的数量有限；更因其处世极为谦和低调，所以现在年轻学者对先生了解不足。笔者一直希望有机会深入阐发先生的治学之道。近日，先生忽然送来新作《南部新书溯源笺证》。此书广搜旧籍，辑其佚文，疏其渊源，将北宋前期钱易所撰、存世不足数万字的《南部新书》，溯源笺证而成洋洋近五十万字的巨著。笔者想象不出先生是如何在严重目疾、阅读极为困难的情形之下，完成这部巨著的。感慨之余，笔者确信先生之学必将惠泽后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