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09—2011年间，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阶段。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一方面，从新的角度或层面继续探讨了近代中国教育、女性、宗教、法律与习俗、社会阶层与群体、社会生活与社会转型等传统领域；另一方面，关注了文化传播、词语分析、历史记忆与民间信仰等以前较少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在拓展研究领域的同时，探索了“身份建构”等新的解释模式。这些研究展示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作为“交叉视角”及新史学范式的问题意识与研究特色，但仍存在着研究论题的“碎片化”、解释理论薄弱等缺陷。未来的该领域研究应重视在理论与方法上借鉴其他学科，增加新的问题意识，建构本土化的解释模式。
    关 键 词：近代中国 社会史 文化史 社会文化史
    作者简介：李长莉(1958-)，女，河北省辛集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毕苑( 1973-) ，女，山西省临猗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文化史、教育史研究；李俊领(1978-)，男，山东省金乡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站博士后，主攻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

    “社会文化史”学科从广义而言，包括社会史、文化史及社会文化史三个既有联系又各具特色的领域。“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系指1840—1949年间的社会文化史。
    社会史以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生活等为主要研究内容，文化史以文化制度、文化现象、文化观念等为主要内容，这两个历史分支学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冷落，1980年代开始复兴，至今为兴旺发展的史学研究领域。稍后在1980年代末出现了跨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社会文化史”(又称“新文化史”)新兴交叉学科，其主要特色为：关注下层社会，打通文化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制度史，注重思想观念与社会的互动、上层与下层的互动，透视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意涵与观念世界，尤其注重社会生活与民众观念的联系。
    在这种发展形势下审视2009—2011年度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最新成果，可以看到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反映了这一学科的一些最新动态和新趋向，下面作一梳理。
    一、社会与文化史理论探索
    社会文化史是一新兴学科，以文化视角透视社会现象为主要研究取径，与叙事为主的传统史学方法有所不同，更强调理论性观照与方法论创新，因而业内学者一直关注学科理论方法的反省，以求不断改进与完善。中国社会文化史学科自1980年代末创生以来，已经走过了二十余年历程。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汇集了二十多年来十几位学者有关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及学科发展的文章，记录了这一新兴学科从创生、奠基到探索、发展的历程，是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与学科发展的总结，可以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学科已走过初创阶段而进入成熟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李长莉《交叉视角与史学范式——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反思与展望》一文，对中国社会文化史与西方新文化史作了比较，并指出近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出现微观史与深度描述、建构理论与概念分析工具、以记述叙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等趋向，同时也存在着碎片化、平面化、理论与内容相脱节及“片面价值论”等缺陷。她指出，“社会文化交叉视角”可以作为一种新史学范式，对于以往通史、专史单一视角的史学范式提供了补充[1]。
    二、社会阶层、社会生活与社会转型
    中国近代一直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动，这是导致社会文化系列变动的基础，因而这也是本年度一个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论题：
    1.社会阶层与社会群体
    知识阶层作为连接官方与民间、上层与下层的中介，仍然受到研究者的重视。阳信生《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研究》(岳麓书社2010年版)一书，运用整体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湖南近代绅士阶层作了较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深入探讨了湖南绅士阶层在近代演变的成因、过程、结果和影响。杨国强撰文从晚清绅士阶层的权利和国家权力角度分析二者的纠葛与关联，认为清初抑绅权，到太平天国起东南、募勇筹饷要务不得不由绅士承担，这个过程实际上成为国家权力扶持绅权的过程。而当西潮催化社会嬗变之时，绅权又掺入了民权、主权等原本没有的新意[2]。
    知识群体和社团组织的研究也有了新进展。范铁权《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较为全面地考察了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的产生、发展及变迁历程，阐述了科学社团在科学传播、科学化运动、科学体制化、科学教育等方面的历史功绩，揭示近代科学社团在中国科技史、社团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考察科学社团的各种社会关系。尚小明以教育部和大学原始档案为依据，描述了中国近代近百所大学或学院626名史学教授的群体状貌，并认为，近代中国大学的史学教授可分为三代：科举时代的人、新式学堂教育时代的人以及大学教育发展时代的人。三代之间存在学术传承关系。很多留学生回国后改治中国史，除了因为国内研究条件缺乏外，更主要的是因为许多人在主观上更重视本国文化历史研究之故[3]。
    社会下层边缘群体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蔡少卿修订了其所著《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基于二十余年的档案和文献资料搜集利用，兼采宏观研究与微观考察的方法，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近代会党的产生、发展、影响和作用，填补了许多长期无人问津的空白点，勾画出中国近代会党史的清晰脉络和轮廓。邵雍《中国近代会党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系统考察了天地会的起源、天地会在清嘉道年间的发展概况与特点、青帮的源流与发展、太平天国时期的会党运动等。此外，他还于《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一书中考察了近代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秦宝琦《晚清秘密社会》(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则系统梳理了晚清秘密社会的两大系统——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
    近代文化世族的变迁是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徐茅明等撰写的《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认为，近代西学东渐，苏州文化世族也站在了时代潮流的前列，顺利地完成了由科举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向，由科举世家蜕变为现代的科学世家。近代江南文化世族的转型紧随国家政策的转向，具有明显的实用特色。以科举制废除为界，此前此后文化世族的教育内容、教育途径与人才类型上出现了很大变化。在科举制废除之后，文化世族则转入实业、科学、技术等领域，借以获取更多的产业优势与生活条件。不过，近代世族从“家庭—家族—宗族”的三维结构转向了一夫一妻家庭的单细胞结构，大为减弱了文化世族成员数量增长与代际延续的能量。近代文化世族的转型不可阻挡地冲淡了世族的宗族观念与家族组织。
    2.女性研究
    女性身份及观念的变化是研究重心。王琴《女性职业与近代城市社会》(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探究女性职业对近代城市社会的影响，从性别与权力等角度，透视了传统城市的性别格局在近代的演变，解读了新女性在近代城市转型中的角色与功能。乔以钢、刘堃关注晚清“女国民”话语及其女性想象，认为晚清对于“女国民”责任和权利、“女国民性”的界定及其实践路径等，不同性别的启蒙者所采取的价值立场和论述策略呈现出微妙差异。“女国民”想象呼应了思想界的讨论，而究其实际未脱离男性中心的叙述模式[4]。
    李长莉考察了妇女财产权的确立，指出这是五四的一个社会后果，并认为，五四时期形成了高涨的妇女解放思潮，“男女平等”成为社会主导观念，最后在标举男女平权宗旨的国民党执政后，才最终修订颁行了实现男女平等财产权的法律。这一法律条文比民间实际情况有所“超前”，反映了观念、制度和习俗变革之间有一定的“超前”梯度[5]。
    3.城市与乡村社会生活
    城市与乡村社会生活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对此，学者们给予极大关注。
    戏剧是近代民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形式。罗检秋《京剧坤角如何走红——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民初京剧》一文指出，晚清京剧长期由清一色男伶演出，清末京剧坤角迅速增多，并很快走红，其原因既受京剧商业化潮流推动，又受观众性别审美倾向、艺术欣赏水平的支配，而社会与梨园的礼俗变迁亦为其重要语境[6]。
    学术界在近代上海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成果。王敏等于《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间(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认为，在近代上海，公园、戏园、游艺场、电影院和跑马场等具有社交和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空间十分发达。这些公共空间集现代性、大众性、多元性和商业性于一体，生动、深刻地体现出这个城市社会的民族关系、阶级关系以及移民区域特点，反映了这座城市的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先进性与落后性并存、殖民性与爱国性并存的特性。
    宋钻友等人于《上海工人生活研究(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认为，近代上海工人生活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近代上海工人具有复杂的境况和较大的差异；二是工人的苦难是近代上海工潮发生的重要因素；三是近代上海的一些工人因为职业需要而受到了现代文明的一些有益的影响。叶中强《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认为，晚清民国时期上海曾连续不断地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先自周边终及全国的文人。文人迁徙的历史图绘，不仅呈示出近代中国文化要素的一种地域流向，复亦见证了传统士人，从“仕途经济”走向职业空间，从庙堂依附者蜕变为一个以近代知识生产体系为存身空间，拥有文化权力的社会阶层的历史过程。
    照相与广告深刻影响了近代上海的社会生活。葛涛、石冬旭《具像的历史：照相与清末民初上海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考察了西方的照相技术融入上海社会的进程，认为照相使社会生活的某些内容与形式发生了意义深远的积极改变。《新闻报》的广告无异于近代上海休闲生活的一张名片。杨朕宇《〈新闻报〉广告与近代上海休闲生活：1927—1937》(复旦大学出版社201年版)引入了“新文化史”的研究视角，梳理了《新闻报》广告中所建构的各种休闲理念与镜像，并分析了这种建构同当时上海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他认为，这些广告反映了1930年代上海休闲生活的整体文化特征以及由休闲生活的发展变迁所引发的近代上海市民价值观念、道德判断的变化，从而在建构和形塑1930年代上海的休闲生活上“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医疗卫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之一。龙伟《民国医事纠纷研究：1927—1949》(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认为，在近代卫生行政体制建立的时代背景之下，国家制度(卫生行政与民国法律)以及社会团体干预和影响着医患双方关系的互动，进而也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医事纠纷有着制约和影响。沈伟东《医界春秋：1926—1937——民国中医变局中的人和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则通过对民国《医界春秋》杂志的考察，从微观上分析了期刊出版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讲述了民国中医变局中的人和事，披露了民国中医鲜为人知的行业内幕。
    近代中国慈善业研究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近年来又有了新进展。黄鸿山《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以晚清江南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对近代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体现的“教养兼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再探讨，对以往流行的一些看法作了补充和修正，并认为应当借鉴近代慈善事业采取的义仓、借钱局等救助办法，避免变相地加重民众负担的行为和“救助”的负面效应。
    梁景和《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认为，五四时期社会生活与文化观念的变革是近代以来社会文化变革的惯性使然，其中蕴涵着人的解放、中国文化精神进化等深刻主题，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在此时期的社会文化变迁中，文化精英发挥了重要的开蒙作用。
    4.社会流动、社会控制与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是导致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变化的本源，一直是学者关注的一个重心。汪效驷《江南乡村社会的近代转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依据民国时期陈翰笙领导的无锡调查，考察了转型中的江南乡村社会实态，认为经济与地权在近代工商业化的背景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市场化和现代机器的侵入，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相交织，构成了转型时期乡村经济的特有形态；近代无锡乡村大多数农家以稻作为主、以蚕桑为辅的生产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多种经营和“非农化”是农家经济的基本趋势。
    以前少有人关注的东北乡村社会的近代变迁，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王广义《近代中国东北乡村社会研究：1840—1931》(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从村落入手，以乡村为视角来考察近代东北农村的政治控制、农民的社会生活、农业的经济发展，揭示了其近代化历程的演变，进一步展现了百年来近代东北地区乡村的社会变迁。
    近代中国铁路的修筑与交通对地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熊亚平《铁路与华北乡村社会变迁(1880—1937)》(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尝试运用历史学、统计学、城市学多学科方法，对1880—1937年间的铁路与近代华北地区的工矿业起步、城乡市场重构、产业结构变迁、社会结构变动、市镇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他认为，铁路自身具有向后的连锁影响，在整个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的动力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力推动了乡村经济由传统向近代的变迁。郭海成《陇东铁路与近代关中经济社会变迁》(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考察了1930年代铁路对关中经济社会的影响，认为民国时期的关中经济社会因为陇海铁路而出现了重要转型，铁路通车使近代文明传播加速，大量外货的输入及新风气的传入，也改变了关中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社会流动与社会控制是近代城乡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欧阳恩良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流动与社会控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集中讨论了有关城乡人口流动、阶层流动、慈善救济以及城乡控制和治理等论题。
    三、文化制度、文化传播与文化观念
    文化制度和文化观念是一个社会里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标志着这个社会的基本文化面貌和性质，因而也是学者一直关注的重点。
    1.教育制度与教育观念
    近代中国教育的变革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关注，这三年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为对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种种问题的关注。
    关于西方大学理念对近代中国大学的影响。张雁《西方大学理念在近代中国的传入与影响》(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对德国经典大学理念与美国现代大学理念在近代中国的导入、传播与影响，及当时国内学术界对这两类大学理念的选择、调适和融合过程的论述，揭示中西文化教育交流中的中国近代大学的变迁。闻曙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研究(1912—1937)》(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探讨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大格局、中西方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在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交融、中国近代大学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表现特征及实证研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分类研究及管理思想架构等。
    关于大学校长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吴立保《大学校长与中国近代大学本土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从大学校长的视角考察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本土化进程，论述中国近代大学精神的本土化，阐述大学校长与大学本土化之互动关系及其影响价值，总结了中国近代大学本土化的历史经验。罗志田考察了成立于北伐前的吴宓主持下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部，认为吴宓想办一个突破边界、融合中西的新式书院，通过培养“正直高明之士”来影响社会[7]。左玉河探讨了傅斯年的大学理念，指出傅斯年的大学研究院设想，基本上是接受和效仿德国讲座制度与研究所制度而来的，与当时教育部仿效美国大学体制而设立研究生院的规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8]。
    晚清至民国各时期的教育制度改革也是一个研究重心。汪婉撰文研究晚清直隶的查学和视学制度，梳理了中国地方视学制度的来源、职权范围等，指出“省视学”的职权范围不仅超出了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教育内在事项的指导和监督，而且扩大到教育的外在事项。这一方面反映了此制度建立伊始对职能界定模糊，另一方面也符合清廷试图通过地方“视学”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之目的[9]。陈胜、田正平通过乡绅日记考察乡村士人心中的清末教育变革，认为废科举、兴学校给乡村旧教育体制下的士人带来巨大冲击[10]。梁尔铭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成立为中心，梳理了新式教育建立过程中，清末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与学部中央教育会的抗衡，以及民初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与教育部中央教育会议的抗衡，从而呈现清末民初教育主导权之争[11]。
    毕苑《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致力于从知识建构史的视角探察近代中国文化的剧变，指出教科书构建起近代中国人的常识体系。该书梳理了新式教科书的诞生，汉译日本教科书对中国新式教育的影响，中国人自编教科书的诞生发展以及教科书编审制度的演变等制度脉络；还考察了教科书中从“修身”到“公民”的道德教育转型、教科书与近代中国人的政体认知，以及博物教科书中展现的近代自然教育的发端。
    基督教教育仍是近代史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学术界已有的相关成就十分丰富，也形成了“文化侵略”范式、现代化范式、普遍主义范式和全球地域化范式等比较成熟的范式，但这些范式之间存在着种种不能互容的内在冲突。周东华《民国浙江基督教教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在细致考量了这些范式的基础上，独辟蹊径，以“身份建构”与“本色之路”为新视角，考察了基督教会与民国浙江教育现代化的个案，重点论述了浙江基督教教育如何从晚清体制外的“外国人”转变为中国“国民”，如何从教会机关变为为中国社会服务的教育机构；如何从教会控制转变为受政府节制；如何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文化工具转变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有力促进者等问题。张龙平分析了中国教育会与清末教育改革的关系，指出1890年基督教传教士成立的中国教育会对西方公共考试制度加以引介，提出了对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种种设想，并和清政府进行了基督教教育地位的交涉，透视了其对中国新式教育的影响[12]。杜敦科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立案问题，包括重组校董会、任命华人校长、调整学院设置和改革宗教教育、实行党化教育等方面，加速了基督教大学的中国化和世俗化[13]。
    2.文化传媒与文化传播
    媒体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汪杨考察了《新青年》杂志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中的知名进步刊物在安徽的普及和渗透情况，说明学术繁荣和文化更新对民众参与公共生活创造了前提条件[14]。王康考察了《京报》创办者邵飘萍和学生群体的交往，造成“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舆论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引燃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推动了五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5]。邓金明认为，以“青年”和“青春”为主题的《新青年》形成了五四时期独特的“青年论述”。现代“青年”角色的产生既是社会的期待和规范，也是青年的自我设计。作为社会角色的“青年”的形成、“青年”自我意识的萌发，与《新青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16]。
    媒体舆论与权力、政治的关系。唐小兵以1930年代前期的《大公报》和《申报》为例，考察公共舆论与权力网络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这两份报纸、两个专栏和国共两党的亲属关系，这种亲属关系如何塑造了公共舆论的价值立场和话语方式，以及公共舆论与政治权力发生冲突时如何解决，体现了怎样的舆论与权力的关系等，进而讨论中国式公共舆论的独特性格和历史命运[17]。董淮平从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政党报刊的视角，解读上海城市特定氛围与政党报刊集聚的相关性，呈现上海政党报刊舆性与辛亥革命进程互动所产生的能量，解释城市文化与政党报刊在构建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方面的独特贡献[18]。
    文化传播以报刊为主要载体。章清研究了晚清的西学“汇编”与本土回应，认为“汇编”意味着针对传入的西学知识进行二度创造，即“知识的再生产”，因此解析其中关乎本土文化的调试与回应，正是审视中西文化之调试与回应的主旨所在[19]。程美宝研究了《国粹学报》中博物图画的资料来源及其采用的印刷技术，考察了这批博物绘图的来源，探讨了绘图者阅读相关外语资料的途径和能力，并初步讨论了当时上海印刷技术对复制图画所能达到的效果[20]。
    3.文化变迁、词语分析与知识传播
    中西文化的关系是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一个主题。左玉河《中国近代文明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以宏观的历史视野考察了中华传统文明在近代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及其重新建构过程中遭遇的困惑，认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不是儒家思想的复活，而是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不是全盘西化，而是中西文明的融合与沟通。
    有学者运用语词分析方法，对文化传播与文化观念的演变作了探索。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对晚清中国的“睡狮”形象进行探源，认为清末“睡狮”形象的广泛传播是基于梁启超创造发明而出现的文化现象，现在中国人之间迅速流行，然后传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舆论界[21]。张帆研究了作为晚清教科的“科学”概念的生成和衍化，认为“科学”概念在教育领域泛化的结果，在学术和政治两方面都动摇了清政府的专制统治[22]。黄兴涛对近代中国“黄色”词义的变异进行考察，认为发生变异的原因主要是：抗战结束后市民生活的舒缓恢复、享乐文化盛行的文化环境；国共对峙中社会各界抨击国民党腐败堕落的舆论环境；中日黄种人内部的战争弱化了作为族类象征的黄色含义，以及“五四”后中国人民族自尊感和文化自信心的失落造成的民族心理因素[23]。
    赵晓阳以“天主”、“上帝”的汉语译名为视角，梳理这两个中国传统词汇逐渐受西方宗教理念影响被基督教化，失去原有的本土宗教内涵，演变为象征西方文化的新词语，从而考察译介再生中的本土文化和异域宗教关系[24]。邱志红梳理了从“讼师”到“律师”的翻译状况，从中考察近代中国社会对律师的认知[25]。
    4.法制、法律观念与社会习俗
    法制既是政治问题，也是社会文化问题，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近代中国的法制在西方法律影响下出现了艰难转型。近几年，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更为深入。夏邦《黄旗下的悲歌：晚清法制变革的历史考察》(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提出了晚清法制近现代化变革是历史的必然，分析了这次变革最终失败的诸多因素，从传统法律文化的角度对晚清法制近现代化变革进行了反思。乔素玲《法制转型的实然图景：近代广东法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以法学方法为主导，采用案例分析法，考察了近代前夜的广东法制、中西法律冲突与法制转型进程初启、晚清广东法制转型进程的全面启动与民国时期广东法制的发展。
    法律的具体实践直接关联着社会生活。刘昕杰《民法典如何实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选取了四川省新繁县民国司法档案作为研究的基本材料，通过对几类案件的描述，发现不同的传统民事权利在民法典之后的基层司法实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他认为，近代中国基层民事司法的“实用型”，源于传统中国基层官僚型司法官的职责和处境，其以地方官员的全能型权力为基础，以最有效的纠纷解决为目标，以不违背官僚追责与道德操守为限，在远离国家政治权力的基层政府有效地维持着地方社会关系的运行和恢复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
    近代法律的制度与社会习俗变革的关系密切。王歌雅《中国近代的婚姻立法与婚俗改革》(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梳理了近代中国婚姻立法由传统到现代、由家族本位向个人本位过渡与转化的历程，而且考察了婚俗改革关注域外婚俗、审视国人婚俗、转变婚俗观念与改革婚姻行为的历程。
    近代中国社会习俗的变迁景象十分复杂。盛美真《近代云南社会风尚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将近代云南社会风尚的小变迁置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大变迁的背景中，围绕“怎样变”、“为什么变”的内在逻辑，探讨了近代云南社会风尚变化趋势及其规律。
    四、宗教与民众信仰
    
    宗教与信仰是社会文化史的重要内容。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基督教的研究已有丰硕成果，近几年又有了新的进展。孙顺华《基督教传播与近代青岛社会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通过考察基督教传播与近代青岛社会文化的关系，力图揭示异质文化间的传播规律。章博《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基督教大学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以华中大学为中心，将基督教大学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分析了基督教大学与西方教会和中国政府的关系，研究了1920年代至1940年代在中国化、世俗化、国立化潮流中的华中大学的应对之策和自存之道。
    民国时期，北京不同宗教的社团在当地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迄今很少有人对其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左芙蓉《民国北京宗教社团：文献、历史与影响(1912—1949)》(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探讨了民国时期在北京地区的佛教社团、道教社团、伊斯兰教社团与基督教社团，重点考察了这些社团的活动及其特征。
    民间信仰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近来这一领域也有新的成果。王健《利害相关：明清以来江南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从民间信仰与日常生活，民间信仰与地方经济、社会空间的拓展，士绅、家族与民间信仰，官与民围绕民间信仰的博弈等角度考察了明清以来松江府及其附近地区的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的关联与互动。
    五、历史记忆与构建
    历史记忆及其建构是近年新出现的一个研究热点论题。王先明通过分析清末民初“绅权”的变异过程探讨了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指出士绅阶层是地方新政改革的历史起点、救亡图存的中坚，到大革命时期反而成为全民之公敌。从晚清的绅民冲突到民国时期新青年与传统士绅的矛盾，从国民党政权与绅权在乡村社会的对峙，到共产党组织的农民运动与绅权的较量，最终完成了“兴绅权”向“打倒士绅”的历史选择[26]。
    有较多研究集中于辛亥革命记忆。王楠、陈蕴茜探讨了烈士祠所反映出的民国时期辛亥革命记忆，指出民国烈士祠保留着传统祠堂的形式，但其纪念仪式、陈设大有不同，是集祭司和展览功能于一体的空间，从传统祭祀空间转化为承载现代国家记忆的神圣空间，作为国家记忆的重要载体发挥着重要的民族主义象征功能[27]。陈蕴茜关注地方展览与辛亥革命记忆塑造，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革命史展览多由公立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等官方机构举办，是国民党宣传辛亥革命历史的重要渠道，具有塑造人们革命记忆的功能[28]。刘伟、潘大礼透过革命纪念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的辛亥记忆，认为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建构了一整套“革命纪念”制度，并在此名义下建构起以“本党”革命历史为主线的辛亥记忆，形成强劲的意识形态话语[29]。
    六、结语
    通过对2009—2011年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学术研究成果的简略回顾，可以看到研究重心既有传统领域，如社会阶层、教育、文化观念、宗教、女性史等，也有一些较新的论题，如社会生活、文化传播、词语分析、历史记忆等，反映了这一学科最新学术发展既有延续、又有创新的趋向。其中，既有研究视角的创新、新领域的开拓，也有理论方法的创新，反映了这一学科的蓬勃生机和光明前景。
    与此同时，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缺陷，如许多论题过于细碎而缺乏整体关怀，一些叙述平面化而缺少理论分析，有些论题出现扎堆重复现象，从学科总体而言，则缺乏深刻的解释理论及适用的中层理论，缺乏分析和阐释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本土理论。因此，今后应加强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加强适用于本学科的本土化理论创新，使社会文化史研究更加多元化、多样化，更加丰富与深入，有更多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问世，以期对解答一些近代社会与文化变迁的重大问题有所突破。
    参考文献：
    [1]李长莉.交叉视角与史学范式——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反思与展望[J].学术月刊，2010(4).
    [2]杨国强.论晚清中国的绅士、绅权和国家权力[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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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