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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我2008年申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重点课题“嘉庆十年——嘉庆朝中俄关系史研究”的结晶。后来，随着解读中、俄文档案资料的深入，遂改标题为“嘉庆十年——失败的使团和失败的外交”。期间，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失败的使团与失败的外交》一文，于2010 年6 月在近代史所六十周年所庆学术会议上宣读，得到了茅海建等先生的肯定。实际上，该论文在2010 年2 月份就已经投给《历史研究》，但一直没有音信。因此，当《近代史研究》主编徐秀丽先生于会场约稿时，鉴于稿件已超三月未收到《历史研究》的回音，我欣然答允。谁知此后不久，即收到《历史研究》编辑部的来函，告知论文已通过专家评审，并附了匿名审稿人的意见。但鉴于当时的情况，我不能从《近代史研究》上撤下这篇文章，只好婉谢《历史研究》。论文最后以《失败的使团与失败的外交——嘉庆十年中俄交涉述论》为题发表于《近代史研究》2011 年第4 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2011 年第11 期全文复印）。但《历史研究》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很多意见，对我的后续研究起了很好的推进作用。比如审稿人认为论文偏重俄文资料的利用，缺少中文资料的对比分析。然限于当时所掌握的资料，虽有心但实无力按如此中肯的意见来修改我的论文。当时，出于保护、整理原档的意识，第一历史档案馆已经不允许查阅相关未公布的满、汉“中外关系史”原档。直到2011 年，在李静杰、薛衔天等前辈的关怀下，才得以窥见嘉庆时期相关满、汉原档。也因此，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个成果得以基本上弥补缺乏中、俄文档案资料比较分析的不足。所以，态度认真、学术水平高的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实有助于后进研究工作的深入。2012 年，该课题结项。所外审稿人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能否将俄国戈洛夫金使团与时间稍早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做一些比较分析? 我觉得这个意见值得考虑。一方面，我本就认为18 世纪末19 世纪初相继发生的三件中外交涉事件（1793 年的马戛尔尼使团、1805 年的戈洛夫金使团和1815 年的阿美士德使团）本质上是一连串同一性质的外交事件，我对戈洛夫金使团的思考实际上就立足于这种外交事件相互串联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我所接触的相关中、俄档案资料本身也处处吐露戈洛夫金使团与马戛尔尼使团之间的关联。关键在于以何种形式来触及这个问题? 如果单列一节，肯定有些远。考虑再三，我决定不列专节讨论这个问题，而在相关段落中插叙，并在总结中再做简要分析。2013 年，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决定推荐该成果申报院创新基金出版资助，又提出了两个需要斟酌的问题。一是有学术委员认为标题“失败的使团与失败的外交”比较隐晦，不太鲜明。经过思考，觉得确实如此，究竟是谁失败了使团、谁失败了外交不是一眼能看明白。因此，遂改成“失败的俄国使团和失败的中国外交”，相对而言，就要明确多了。二是所内所外审稿人都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即背景内容叙述有点多，建议删削一些。我仔细研读了稿子，觉得意见很正确。尤其是对“世纪之交中、俄所面临的世界大势”一节做了比较大的删削，但仍保留了相当分量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我之所以比较注重该问题，关键是要揭示嘉庆时期的中国、俄国与当时西欧所代表的世界发展大势之间的“分流”与“合流”问题。很显然，嘉庆朝是清代内政外交的盛衰转折时期，但同时也是中国与西欧所代表的世界发展大势明显“分流”的时期，此后中国的国势走向渐趋下行。而此时俄国则努力追赶西欧社会所代表的世界发展大势，慢慢与西欧所代表的世界发展大势“合流”，国势走向渐趋上行。当时中、俄两国与世界发展大势的这种“分流”“合流”关系态势，不仅昭示了中、俄两国国势、国运的发展差异，同时，也体现了中、俄两国对外政策和具体对外交涉事务操作方式的差异。也只有立足于如此广阔的背景，才能将库伦中俄礼仪之争的本质揭示出来。从历史学的视角看，中俄礼仪之争的本质就是异质文化之争；从国际关系学的视角看，中俄礼仪之争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天朝体制”与俄国所代表的西方“条约体制”两种不同的地域国际关系体制之争。可见，本课题的顺利完成，离不开各位具名、不具名的学界前辈、同仁的悉心帮助。 当初，我之所以选择研究这个课题，主要基于我对早期中俄关系史学科建设的全盘思考：尽力挖掘、利用中、俄档案资料，弥补早期中俄关系史研究领域存在的学术“断层”和“空白”。早期中俄关系史研究经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风光，如今随着国际形势的剧变，已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明日黄花。但是，随着中、俄档案史料的不断发现、整理、公布，18、19 世纪中俄关系史研究领域的问题不断暴露出来。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研究的“断层”问题。中外关系的实践是分层级的。一般而言，中外关系的实践可分为两个大的层面：官方层面和民间层面。其中，基于交涉的规模及交涉问题的性质等，官方层面的交涉又可划分为“国家层面的交涉”和“地方层面的交涉”。以中俄关系而言，国家层面的交涉主要指牵动中、俄两国关系大局的高层交涉（1860 年以前，主要指俄枢密院与清理藩院之间的交涉；1860 年以后，则主要指俄国驻华公使与清朝总理衙门以及清朝驻俄公使与俄国政府之间的交涉），交涉的主题不外条约体制的建构与完善。地方层面的交涉则指中、俄边务衙门之间的日常交涉，或通商口岸俄领事与清地方政府衙门如海关道（在西北中俄边境地区的通商口岸则为将军、参赞或领队大臣、道台等新疆地方官）之间基于条约体制的交涉，主要解决边境小规模往来及纠纷，或通商口岸实践条约体制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类具体问题如华俄商务、法律纠纷等。一般而言，国家层面交涉的结果赋予地方层面交涉以法律依据，地方层面的交涉则具体实践国家层面交涉的结果。事实上，近代中外条约文本中有相当多的不平等要求在很大程度上都要通过地方层面的具体交涉才能落实。同时，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地方层面的交涉随时又可以上升为国家层面的交涉。国家层面的交涉与地方层面的交涉是相互关联的。只有把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交涉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展示中俄官方交涉的全貌，把握官方交涉的本质。然而，已往中、俄学界大都集中关注国家层面的交涉，相对忽略地方层面的交涉。实际上，我们现在所接触的相当大部分资料都是反映中、俄地方层面交涉情况的。由于以往人们不重视地方层面的交涉，所以，感觉这些资料所涉均为鸡毛蒜皮的小事，登不了大雅之堂，甚至感觉没什么用途。然而，历史资料怎么会没用途? 只是我们的研究视角受到局限而已。本书立足于这种中外关系的层面认识，从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对嘉庆年间的中俄交涉进行了比较立体的分析研究。通过这种层面性研究，我们发现，更多时候，地方层面的中俄交涉实际上是中俄关系的“常态”，而国家层面的交涉反而是中俄关系的“异态”。二是学术研究的“空白”问题。由于资料的缺失，再加上问题意识的影响，往昔的早期中俄关系史研究领域存在很多学术空白点。如，过去在我们的印象中，嘉庆时期中俄之间就没有关系，因为嘉庆年间中俄没有签署什么双边条约。然而，嘉庆时期不但存在中俄关系，而且，随着中、俄文档案资料的不断挖掘、公布，我们发现嘉庆时期中俄关系的内容十分丰富，本书所涉不过是当时中俄交涉的一个片断而已。可见，资料的挖掘对暴露和解决早期中俄关系史研究领域的学术“空白”点起了决定作用。在资料挖掘方面，自20 世纪下半叶迄今，中、俄学界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俄国方面，在齐赫文斯基（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院士和米亚斯尼科夫（В. С. Мясников）院士的组织下，团结了一批有志于研究中俄关系史的专家，枯坐档案馆，数十年如一日，不断挖掘中俄关系史资料，整理、编辑出版了系列《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目前，已经问世的早期中俄关系史档案资料集有《17 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第1-2 卷，《18 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第1、2、3、6 卷，《19 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第1 卷。目前，这项工作仍在进行中。在资料整理方面，中国学者也相当积极。自1995 年开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静杰为首，聚集了薛衔天、陈春华和故宫博物院一批有志于整理挖掘中俄关系史料的专家，历经十数年寒暑，勉力完成了2200多万字、34 卷的《中俄关系历史档案集（1652-1965）》。这部资料集汇集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的中俄关系档案，还有部分翻译的日、俄文档案资料，规模之大，前无古人。所以，就资料整理情况来看，目前形势喜人。基于比较齐全的中、俄文中俄关系档案资料，我们也具备了基本弄清早期中俄关系史真面目的基础了。本书即立足于这些中、俄文档案资料，揭示了嘉庆年间丰富的中俄关系史内容，比较全面深入地弥补了早期中俄关系史研究领域的一段学术空白。 历史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图画是由一系列大大小小、成败不一的事例所自然串在一块的链条。在大多数时候，人们的兴趣自然聚焦于成功的范例，而相对忽略失败的典型。然而，作为史学研究者，我从不否认成功历史事件的意义，但深感失败的历史事件也自有其独特的分析价值。本书所研究的对象——俄国戈洛夫金使团访华是一个典型的外交失败案例，但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运作之道及成败智慧之得失却十分深刻，不仅隐含深刻的历史文化意义，同时还具有不可忽视的政治现实意义。戈洛夫金访华失败的事例告诉我们：中俄关系不仅受制于两国异质文化，同时还受制于两国所奉行的国际关系准则。而且，两国关系当下所形成的任何格局都隐含着某种作用于未来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们在确立中俄两国现实关系格局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其中所隐含的作用于某个时段以后未来双边关系格局的因素。这其实就是一种国际关系的战略观。分析戈洛夫金访华失败事例，感觉其中最需要我们反思的就是中国的国际关系乃至国家建设的“战略观”。自19 世纪初始，晚清中国政府在中俄关系方面最需要检讨的就是“战略观”：只重视眼前利益的战术得失，而轻视未来长远利益的战略得失。基于这种历史教训，以国家发展战略而言，我们要将过去的那种“陆海空”战略观转变为“空海陆”战略观。实际上，未来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战略发展观首先是空间战略观。国家应当把发展空间技术即宇航技术放在首位，未来宇宙空间的开发和争夺绝对是真正决定中华民族发展命运的战略要点。其次是海洋战略观。在地球资源枯竭之前，海洋资源的开发、控制和争夺是决定国家和民族发展命运的战略重点。西欧的许多国家自16 世纪起就已经把海洋战略观摆在国家发展战略观的首位。落后于西欧的俄国自18 世纪起也开始重视海洋战略。1803 年，俄国开始了首次环球航行，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俄国进行了30 多次环球航行。然而，根据相关资料，直到2002年，中国才进行首次环球航行；而直到2013 年，中国才首航南美麦哲伦海峡。毫无疑问，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观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这也是本书为何直书“失败的俄国使团与失败的中国外交”以及用较多篇幅来论述“世纪之交中、俄所面临的世界大势”的原因之所在。 本书的主体内容实际上是我正撰写的《早期中俄关系通史》之第四卷（嘉道时期）的主体内容。其中除了新史料的利用，也有新方法运用的痕迹。考虑到中俄关系史既是历史，也是“当时”的国际关系，因此，我感觉，分析中俄关系史，除了运用历史学方法外，还应适当运用国际关系学的一些方法来分析其中的某些问题。因此，在揭示嘉庆十年中俄库伦礼仪之争的内幕时，不由自主地运用了国际关系学乃至文化学的方法来帮助分析，从而得出结论：中俄库伦礼仪之争既是中俄异质文化观念之争，同时也是现实政治层面东西方不同地域国际关系体制（俄国所奉行的欧洲条约体制与中国所奉行的天朝体制）之争。问题的分析过程未必圆通，分析结论亦绝非毫无瑕疵，热诚欢迎学界同仁批评指正。来函可寄：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近代史研究所，邮政编码：100006 ；也可电邮：chenkk@cass. org. cn。万分感谢！ 感谢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山大学蔡鸿生教授对我的研究工作一如既往的教导；感谢茅海建教授的指教和鼓励；感谢本所前辈薛衔天研究员、步平研究员、王建朗研究员，以及科研处长杜继东研究员及其他同仁的指教。尤其薛衔天先生，不弃鄙陋，为书作序，且多有赞言，提携之恩，令我感怀不已；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静杰研究员的赏识。如果不是他邀请我中途参加国家大型资料项目“中俄关系历史档案集1652-1965”的编辑校订工作，让我得以窥见、利用大量未刊中、俄文档案资料，那么，本书就无法立足于中、俄档案资料比较分析的视野，从而得出比交客观的结论；还要感谢我的老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贝列罗莫夫（Л. С. Передлмов）研究员，以及该所罗基雅诺夫（А. Е. Лукьянов）研究员、伊帕多娃（А. С. Ипатова）研究员，东方学研究所霍赫洛夫（А. Н.Хохлов）研究员，社会科学学术信息研究所的米亚斯尼科夫院士、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乌里扬诺夫（М. Ю. Ульянов）教授等俄国汉学家在资料文献、研究视角等诸多方面对我的帮助与启发；尤其要感谢圣彼得堡大学的萨玛伊洛夫（Н. А. Самойлов）教授，如果没有他的鼎力帮助，唯一世存的库伦办事大臣蒙古郡王蕴端多尔济的油画肖像就无法复制。该油画1805 年由使团随行画家亚历山德罗夫亲手绘制，一直收藏在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博物馆（1917 年以前称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根据该馆的规定，要复制这幅油画，必须得到俄罗斯文化部有关部门的许可，所以，好几次都失之交臂。还要感谢张启雄研究员、李随安研究员、陈维新研究员、叶柏川副教授、柏锋女士等所有帮助过我的师友们。同时，也要感谢研究所各位领导、各职能处为我提供的安静平和的研究环境；感谢夫人包揽家务，使我心无旁骛，专注于研究工作；还要特别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编辑们为出版本书所付出的辛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