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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窗含西岭千秋雪 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人们的记忆。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这个国家民族的记忆。如果一个民族失去记忆，必将退化到比猿人还要蒙昧的状态，那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不断激活民族的记忆，让民族从自己的记忆中吸取经验教训，更好地认识今天，预知明天，使整个民族聪明起来。因此，凡是有助于提高民族智慧的历史记忆都应当激活，都应当加以研究。恩格斯说：“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恩格斯所指出的是“全部历史”，不是一部分历史，也没有分什么重要历史或次要历史；他说的是作一番“新的研究”，不是简单地重复。这就告诉我们，搞历史研究不允许留下“空白点”,研究要不断创新。历史空白点就是民族大脑上的盲点；盲点多了，这个民族就会退化成愚蠢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就无立足之地。《嘉庆十年》就是一部填补历史空白，创新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的著作。 嘉庆十年，也就是1805年，沙皇俄国派戈洛夫金使团来华，于年底抵达中国边境城市库伦。戈洛夫金因拒绝演习觐见嘉庆皇帝时所要施行的三拜九叩之礼，于嘉庆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06 年2 月15 日）被清政府逐回。这件事，无论当时还是今天来看，都是极其一般的失败的外交事件。也许有人认为这种一般的失败的历史事件不值得研究，因而我们长期看不见系统深入的专题研究著作。其结果是：中俄关系史研究热点从《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一下子跳跃到《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造成中间100 多年的历史空档（当然这期间以恰克图贸易为中心的中俄贸易关系还是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但是，这期间中俄许多外交往来事件被忽略了）。陈开科以史学家敏锐的眼光，选取别人看不上眼的这一历史事件为切入点，写成专著《嘉庆十年》，填补了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空白，激活了民族大脑的一个记忆细胞，让人们思考，从中得到教益，增长智慧，这项工作，没有很好的“史识”是做不到的。 戈洛夫金使华失败仅仅是中俄关系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但作者不是孤立地阐述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而是以崭新的思路，将之作为早期中俄关系史全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来考察，进而将它放在中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考察，更进一步将其放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加以考察。也就是说，把这一外交事件放到外交史链条及世界大势背景下审视，既反思外交事件本身，又为未来将要发生的外交事件寻找历史依据。作者认为：“戈洛夫金使团事件是中俄两国社会整体发展态势差别的一种反映”；“它不但是当时整个东、西方外交接触中的一环，也是当时俄国远东外交活动链条中的一环”；“戈洛夫金使团事件既是中俄两国异质文化的冲突，又是现实政治层面国际关系体制之间的冲突”。以抽蕉剥笋般的分析剖解，淋漓尽致地揭示出隐藏在这一事件背后的历史内涵。 作者指出嘉庆朝是清代由盛到衰的转折期，也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发展到高峰，旧的生产关系急需变革的转折期。当时欧洲主要国家经过文艺复兴、环球航海、发现新大陆、倡导重商主义、实现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相继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系列的变革是世界发展潮流。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从内政到外交实行彻底改革，融入这一世界发展潮流，赶上这个潮流发展的步伐，否则必被世界潮流冲垮。而高度封建中央集权的清帝国，没有发生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实行海禁、抑商的农本主义，将西方科技发明视为奇技淫巧，在需要进行改革的时候拒绝一切改革。尽管从封建道德角度来看，嘉庆是无可指责的帝王，但他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集中全部精力守成。所谓守成就是坚守祖宗之法，维护政权稳定，对内对外一律实行保守政策。岂知，这是扬汤止沸，越是千方百计地维稳，危机四伏的社会矛盾就越发尖锐，国力就愈发衰败。反观俄国，虽然比西欧落后，但经过彼得一世改革，叶卡捷琳娜二世实施强有力的重商主义，约从18 世纪开始，俄国逐步融入世界发展潮流。中国当时的综合国力虽然未必弱于俄国，但其社会发展态势却无法与俄国相比。尤其在18、19 世纪之交，中国根本就没有出现任何融入世界潮流的迹象，丧失了发展的可能性。中、俄社会发展的这种差异，所导致的后果到19 世纪中叶便显现出来，俄国乘中国无力抵挡西方列强的“炮舰外交”之机，攫取中国大片领土，建构起两国关系的不平等格局。 实际上，戈洛夫金使团的东来给清政府带来了严重信号。俄国政府所赋予使团的重大外交使命，确定了俄国19 世纪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贸易方面，除保持恰克图贸易外，将贸易范围扩展到中国全境，参与广州贸易，在中国长江流域开通商口岸，通过西藏、新疆，与西亚、南亚地区开展贸易；在边界方面，准备推翻中俄《尼布楚条约》，占领《尼布楚条约》中待议的乌第河流域大片土地，取得在黑龙江的通航权，重新划定中俄东段边界等。这些对华战略目标正是俄国从19 世纪初就开始追求，到19 世纪中叶实现的。 而嘉庆朝从没有制定明确的对俄政策，更不想了解俄国对华有何战略企图。俄国主动派遣使团访华，对中国而言，正是了解俄国对华外交意图的良机。但嘉庆皇帝对此并不关心。他所关心的是人家送什么礼物（“贡品”）、行什么礼节。清廷依然将戈洛夫金使团视为“朝贡”使团对待。其实，与英、法等西方大国不同，俄国通过签订《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已经将一个强大帝国的形象展现在清帝国面前。它不是也不可能成为接受中华正朔的“藩属”，而是关系到中国国家安危的强大邻居，必须从外交和国防方面认真对待。但是，清廷却颟顸自负，根本没有考虑俄国使臣因何而来，如何应对，仅因礼仪之争，就将使团驱逐出境，失去了一次解决中俄东段边界问题的有利时机。作者指出：“根据当时戈洛夫金制定的三层方略，无论按哪层方略办，中国都能保住黑龙江以北大片土地。”作者进而指出：“由于戈洛夫金使团未能到达北京，因此也就未能将俄国此时对华政策的新内容和盘托出，以致清廷对当时俄国觊觎黑龙江以北至海大片领土的阴谋毫不知晓。尽管清朝即使了解了俄国的侵略企图也未必能改变未来19 世纪中叶的外交败局，但至少可以做到知己知彼，早为预防”；“清朝根本不知道沙俄的对华领土要求，自然就无人关注东北问题。当半个世纪后面临沙俄处心积虑已久的领土侵占时，内扰外困的清朝竟然无法做出任何有意义的抵抗”。由此作者得出全新的历史结论：“戈洛夫金使团的被逐对俄国来说不过是一次外交战术上的失败，却奠定了日后俄罗斯在远东对华外交战略上的胜利；而对中国来说，这充其量不过是一次外交战术上的胜利，却埋下了日后对俄外交战略失败的种子。俄国失败了一个外交使团，清朝则失败了整个外交战略。”这一结论是完全正确的，所得出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但作者所揭示的历史教训远不止此。作者以戈洛夫金使华为观察点，从而将嘉庆朝定为清帝国应当进行改革的节点。也就是说，改革要选在社会矛盾已经暴露但尚未达到最尖锐程度，国家尚有力量的时候进行。到光绪实行戊戌变法的时候，社会矛盾已经极度尖锐，国家衰弱不堪，问题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 即使没有慈禧太后的反对，变法也很难成功。 作者的研究方法最突出的创新之处是以小见大，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以小题目揭示历史大内涵，用工笔画的方式展现历史画卷，从一个历史节点观察中俄两国历史发展大势，两国关系发展大势，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做出历史结论，引出历史教训。这里，我不禁想起杜甫那首著名的《绝句》：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从眼前两个黄鹂、一行白鹭摄取小景，然后将镜头放大放远，看到窗子外头千里雪山，门外来自万里之外的东吴舰船。《嘉庆十年》的研究方法与杜甫写这首绝句的构思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示作者史才丰厚。一个不忘历史，正视历史，保留历史的民族才有未来。希望在中俄关系史研究领域不断有像《嘉庆十年》这样的著作出现，填补那些不被注意的历史空白点，以增长我们民族的聪明才智。 薛衔天 2013 年6 月20 日于北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