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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后记 在我看来，书的《后记》只有两种：一种写感谢的话；一种不写。 本书选择前者。 首先应该感谢中华书局的祝安顺君，若不是他的大力推促，早该结项的课题至今恐怕还在拖宕中，又枉论本书的面世呢。还有世界史所的胡玉娟研究员，她的鼓励与风喻，也是作者把理稿成书当回事的一个重要因缘。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东西都会变味，其中友情的变质是最让人惆怅的，这两位挚友而兼畏友，能一如既往全心全意为我打算，真是我的幸运。 我要把本书献给社科文献出版社的徐思彦老师，她是除本人之外，为此书付出最多心血的人。书中若干文字的发表由她一手所促成，本书章节的整体设计命名深深得益于她的指导。我所受教于她的，颇有超出于文字因缘之外者。她曾引一位学界同仁的话来说明他们工作的努力方向：“不要让200年、500年以后的人瞧不起今天的学问和学人。”我愿意不揣冒昧复述此言，悬为鞭策。徐老师代表了当今学术界中一种正直、健康与成熟的力量，我不时能感受到由此而来的得到鼓励、支持、提携甚至宽慰的温暖，对个人来说，就像空气一样的宝贵。 本所所刊的徐秀丽老师、中山大学的桑兵先生，为书名的确定提供了卓越的意见。他们也是对我多有助益的前辈。本书及自序中所用“知识转型”一词，就是为纪念由桑先生主持、几年前在中山大学参加的一次学术讨论会的愉快经历。 在本书结构的调整上，最先受教于姜涛先生。他是并不多见的始终保持学者本色的可敬前辈。他费心为我的稿子调整了板式，作者见了，为之动容。他戏称电脑文字处理方面的技术为当代“小学”，作者于此道一窍不通，不限于“小学”，他都能有以教我。他大约也是劳神为我写推荐书之类文字最多的人。与他同研究室的崔志海先生，也在某些环节，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清华大学学报》的仲伟民老师，慨允本书《自序》能以自序形式发表于该刊，使读者能够预先一睹本书内容之概要，也是至为感谢的。 本所的马勇前辈、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何泽恒教授、台湾东海大学陈以爱博士、浙江大学历史系鲍永军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张瑞龙博士以及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卢毅博士，为本书的撰写，或提供资料，或提供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黄春生、马忠文、谢维先生先后编过我的稿子，均能使本人的文字增色不少。他们的工作使我由衷的感到，一篇文章或一部书稿至刊出发行，完全不是作者个人独有的，尽管最终会挂到你的名下。我也感谢曾学白老师，她曾经“纵容”了我一篇很长的文字，还加以鼓励，让我放开手脚，畅所欲言，使我久久不忘。当然我更得感谢已故张亦工先生，允许我在他所主编的刊物上发表文字。本所曾业英先生也是如此，他有一次还在公开的场合，不吝赞词地评论我的文章。我欣赏这种老当益壮的率直气概。 我也将此书献给本所前辈、已经在另一个世界的朱宗震先生，以回报他送给我的书文。他在临终前要我帮他打出自拟的讣告，我对他一生追求“专业史学”的志业是充满敬意的，他颇以未得学生之多为憾，他对于学问之超越生命般的执着，让我深为感动。本书《自序》所用“合理期望”一词，就采自他的一篇文章的题名：《中国的文艺复兴——本世纪初期的一个合理期望》，以表示对他的怀念。更忘不了的是，在北京的某一个飘雪的春节，我与刚刚不久有失子之痛的内人，在他家里有幸尝到了由他亲手腌制的上海咸肉，其余味至今还在嘴边…… 本所贾维先生与我，亦谊在师友之间。他常促我锻炼身体，还不吝以其乒乓长技教导我，可惜我却不符所期；他还颇有旧诗唱和之雅致，我每每以不能酬答为恨事。他看了我的书稿，即兴赋诗一首曰：“百年杏坫漫纷纭，康廖章钱各异军。诸子附庸成巨擘，六经神圣竟消沉。学者苦心别汉宋，大师舌敝辨古今。史论从来兼政论，欲凭青史铸国魂！”我想，这是对本书主旨最好的概括了。 本所科研处杜承骏先生，对本书之出版，亦有推动作用，特此致谢。 我在近代史所工作已经十多年了，在资料上得益于图书馆同仁的辛勤工作，在生活上也受到过后勤方面的照应，在学风上受到本所注重实证的底线的规范。必须指出，本人深深得益于：自作者进所起开始的一年一度的青年学术讨论会制度。本书（的）大部分篇幅的完成由这一制度所推动，并在其中一再得到鼓励与肯定，年复一年，曾经活跃在这一舞台的王奇生、夏春涛诸君均已调离本所，我的青春也消逝了。 而引我进这样一个科研机构的，得力于李洪岩、蒋大椿先生为多，这是不能忘记的。 导师清华大学的钱逊先生，是这部书稿的绝大部分内容的第一读者，他的父亲就是本书主人公之一的钱穆先生。钱老师写过《先秦儒学》，译解过《论语》，他的“先秦人生哲学”一课对我的经典意识的建立有过润物无声般的影响，他谦逊而温厚，不擅表达情感，我与他之间有着超过通常所有的师生情谊，我不知道这种难得的缘分，是来自他对我这位偏科严重的青年学子的不放弃、来自他本人对我的言传身教、还是来自我对其父学问持久的兴趣与热情？但是我分明地知道，在若【巍按：当作“偌”】大个北京，我为有他那样至亲的长辈，深感快慰。 导师彭林先生，也帮我修订了本书要目。他使我深深认识到，所谓导师，不仅是永远比你高明的人，还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不遗余力帮助你的人。他对经学研究的倡导，也促使我更为关注经典与经学的命运。 关于这本书的远源，也应该略作交代，不过这就不能不提到个人的成长经历。 作者生在二十世纪六十代最末一年，可以说长在“文革”（“文化大革命”）之后。故乡是并没有多少学术传统的东海中的一个小岛，唤作浙江省嵊泗县大洋山，如今已是国际知名的大海港了。祖上是渔民，简单淳朴的渔村生活从小赋予作者质朴直率的气质，这是最可宝贵的人生财富。老家虽小，但环岛皆海也，水天一色的深邃与壮阔，每每让心灵为之涤荡，为之神往。 作者曾就读于大洋中心小学、运河小学、菜园中心小学、嵊泗中学若干年。其中小学阶段的薛维英【巍按：当作“颖”】老师、中学阶段的朱文娟老师对个人作文兴趣的培养颇有启蒙之功。今于家母处得知，朱老师已然病逝，闻之不禁涕下。 自一九八八年就读于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适值《河殇》热播，由单锦珩先生启发，始关心中国文化的历史与命运，则已经二十四年了。单老师已经作古，我也愿意将此书献给在另一个世界中的他。 电视片《河殇》播出之际，恰逢个人思想启蒙的阶段。不管观众是否同意其中的观点，该片对母亲河（的）灼烈感情的渲染倾泻、对固有文明兴衰沉浮之溯洄究索等等，在懵懂少年心目中燃起（的）热血沸腾的感觉，足以转化为求知的劲头。多少年过去了，那些犀利激越的拷问似乎还在胸中回荡。要说本书的问题意识发端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热，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家父是一位刑侦出身的老公安，本书中不时流露出侦破公案的冲动，这难保不是先天的遗传所使然；家母是一位善良、敏感而优雅的教师，她在行事中表现出来的精益求精（的）乃至追求完美的劲头，或许也影响到了我；但是拖沓与散漫的作风，完全是个人后天修为不力所致，就像本书中（的）所有纰漏与错误均由本人负责一样。 内子杨氏，即小女阿詠的母亲，常常对我说：“你应该生活在古代。”从事史学工作的同仁大约都能明白，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她对作者相当的理解，知道我们心神游寄之所乡，不局促于周身所在的当下；从另一方面看，则包涵了深刻的批评，其锋刃所向，是说个人对家庭生活之缺乏担当。她的话所指的并不限于三口之家的小家庭，而是整个大家庭，尤其包括父母双亲。我真是无言以对！无辞以自解！！ 什么叫有所担当？……对自己？对别人？还是……我也说不清楚。这是到了不惑之年的男人迷惑转增的深刻见证，而见证恰来在不早不晚之际。无论如何，此书之出版是一个交代。正在这个当口，适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谭徐锋君，几年前他是关心过这部书稿的，而今由他主事出版此书，与学术界一股劲锐的清新力量结缘，在我，是一种荣幸。这种缘分当不完全起于他对我的了解，而是来自对本书主题的关切。希望本书为有兴趣考察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的人们打开一个窗口，如果由此而引发读者对这个伟大文明的历史与价值多一分关心的话，则参与本书制作的各位的心血就不会白费了！ 2012年10月28日于北京方庄桥东寓所 《〈孔子家语〉公案探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3月版）后记 余前有《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一书，出版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今则继之以《〈孔子家语〉公案探源》一稿，寄托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两书体制、断限乃至文风迥乎不侔，变而不离其宗者，我也；或积年讨论所得，或一气呵成，敝帚自珍，一也。与前书《后记》有所不同，此处，不说感谢或不感谢的话，只叙缘分。如此，“感谢”也在其中，非一声“感谢”所能道尽者，亦在其中。 与本书有缘者，她们是：徐思彦、徐秀丽、许丽梅、韩峰、胡玉娟、刘文楠、贾亚娟、杨宏……；他们是：彭林、钱逊、周永东、徐到稳、祝安顺、李锐、张涛、於梅舫、马勇、宋超、谢维、黄晓军、房德邻、岳庆平、王晓毅、张勇、仲伟民、程刚、刘晓峰、桥本秀美、竹元规人、戚学民、顾涛……。 还有那些无法得知其姓名者，或为本书贡献过意见，或提供了宝贵支持……诸如支持本书列入院文库的学者，有本单位的，也有非本单位的。 在或以激愤、或以无奈、或以麻木的心境，均可将“学术界”轻易混同于“江湖”的今天，她︱他们，使笔者仍能感受到一种庄子所谓“不如相忘于江湖”之“江湖”的存在，何其幸也！ 书已成编，如放鱼归海…… 希望读者喜欢我的书。 刘巍 2012年10月28日于北京方庄桥东寓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