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中山是民初开国一代领袖中与美国渊源关系最为密切的政治家，无论是他的革命思 想或建国理念，都与美利坚合众国的经验密切关联。即便是他晚年的政治转向，也是他对美国某种程度上的失望、失落情绪的反映。自广州政府建立之后，孙中山积极拓展联美外交，一次又一次地呼吁美国政府施予援手、主持公道，然而从威尔逊、哈定到柯立芝这三位前后主政的美国总统，却对他不予理睬，甚至鄙视，始终未能叩开美国的外交大门。在一连串的对美交涉不受重视，备遭冷遇，对美国从希望到失望乃至绝望之后，孙中山不得不采行了联俄政策。
    关键词：孙中山 广州政府 北伐 关余交涉 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陈三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一、与哈定政府的一段过节
    1920年11月，中美双方都有了政治上的变化。在南方，由于陈炯明部粤军由闽回粤打垮桂系操纵之军政府的成功，孙中山得以重回广州继续其护法事业，并主张改组军政府为正式政府，以加强对外交涉上的地位。这一计划于五个月后实现了，正式政府于1921 年5月5日成立，孙中山为国会非常会议选任为非常大总统。在美国方面，总统选举的结果，共和党的哈定(Warren G.Harding，1865～1923)当选，并于1921年3月4日就职，是为美国第二十九任总统，威尔逊的时代宣告结束。哈定总统任命许士(Charles Evans Hughes)为国务卿，美国人民所习称的哈定—许士时代遂告开始(注：李云汉：《中山先 生护法时期的对美交涉(1917～1923)》，收入《中华民国史料中心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年，第345、246、346、366～367页。)。
    孙中山对于哈定总统的新政府抱有极大的期望，一开始即表现出真诚的善意。孙中山当时对外国的政策，概括起来有以下两点：
    (一)在南北两个政权并存的情况下，力求列强保持中立，不要给北京军阀政府以各种 支持；
    (二)他看到当时对中国最大的祸害是把二十一条和军事密约强加给中国、妄图独霸中 国的日本，指望利用美、英与日本之间的矛盾，取消这些条约，挫败日本的阴谋。
    孙中山在不同场合，一再肯定海约翰(John M.Hay，1838～1905)的门户开放照会“能够防止瓜分中国”，表示“中国南部人民，会力争美人所主张之开放门户主义”。正是出于这种利用列强矛盾的目的，他希望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对日本持强硬态度，并对中国革命给予某种同情(注：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 年，第96、96～97页。)。可是，美国人回报给孙中山的，却是一连串的冷漠、嘲讽与 打击。
    首先，第一件不友好的行动，是美国新任驻华公使柯兰(Charles R.Crane)于1921年2 月28日写给孙中山一封粗鲁无礼的信。他说孙逸仙的属员们都认为孙是个不切实际的理想家，其计划“不切实际而且夸张”。更恶劣的是，他说不少人认为孙中山是个“不慎重的冒险家，与日本及安福系私通，为个人目的而牺牲国家利益。”(注：李云汉：《 中山先生护法时期的对美交涉(1917～1923)》，收入《中华民国史料中心十周年纪念论 文集》，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年，第345、246、346、366～367页。)
    第二件不友好的行动是，哈定总统于3月4日就职时，孙中山的驻美代表马素(Ma Soo) 曾致电祝贺，并转达中山先生“此后共和美国与共和中国彼此间应建立更密切关系”的希望。可是这通贺电受到了歧视，国务院主管远东事务的马慕瑞(John V.A.MacMurry) 吩咐说，这通贺电不必答谢。当马素要求去访晤哈定总统的秘书克里斯亭(George B.Christian)时，也遭到马慕瑞的阻止。马慕瑞指示克里斯亭说：不要接见这位马素先生，因为他自称是孙逸仙的代表，而孙自称为中国总统反对北京政府，但北京政府却是唯一获有国际承认的中国政府(注：李云汉：《中山先生护法时期的对美交涉(1917～19 23)》，收入《中华民国史料中心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 979年，第345、246、346、366～367页。)。
    第三件不友好的行动是，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当天他发表对外宣言，要求各友邦，承认广州政府“为中华民国唯一之政府”。孙中山还特地给哈定总统写了 一封信，让驻华盛顿的代表马素连同宣言于6月16日亲自带到美国国务院去面交(注：韦慕廷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11页。)。可惜国务院没有将信转达给哈定总统，也没有做任何有利的及善意的反应 。
    从以上几件美国政府与外交人员处理问题的轻率态度反映出美国对中国形势没有正确估计，尽管美国驻华外交官也觉察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正迅速增长，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中国正处在一场大革命的前夜。而孙中山正像当年领导辛亥革命一样，在组织和准备这场革命。遗憾的是，美国政府仍然把他看做是“狂妄自大的麻烦制造者”和 妨碍中国统一安定的主要因素。如同辛亥革命时期一样，美国政府依然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政府采取一种既蔑视又敌视的态度(注：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96、96～97页。)。
    1921年8月，美国邀请北京参加华盛顿会议。“是否邀请广州军政府参加”的问题，随即引起美国驻华外交人员的讨论，其中厦门领事、广州总领事、代理公使卢多克(Albert B.Ruddock)等均向国务院报告，或称赞广州政府，或对北方颇有微词，他们虽未明白表示要改变美国对华政策，但已使国务院逐渐重视孙逸仙。国务院希望南方能推派代表，与北方共组成一个代表团，做为愿意“中国统一”的表示(注：王纲领：《欧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215～217、217页。)。孙中山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发言机会，决定全力争取。他曾于9月16日写了一份非常郑重的文件，由外交秘书陈友仁携往华盛顿，要求亲自送交哈定总统。9月20日，陈友仁在请求晋见哈定未能如愿下，写信给许士国务卿，请求将一封密函亲自转交给哈定。在这份长达 十页的密函中，孙中山指出，承认广州政府是维护远东和平的关键，北京政府不配做为一个国家的政府；它采取亲日政策，施政表现全然无能。
    然而，孙中山这一苦口婆心，严正而又谨慎的文件，仅仅于11月3日送到了国务院，并没有到达哈定手中，就被归档了。孙中山的驻美代表马素也曾到国务院去力争华盛顿会议的出席权，国务院的官员们却不承认孙中山所领导的政府有正确的法理基础。华盛顿会议于11月11日开幕，除了北京政府在代表名单中列入伍朝枢的名字做为安抚手段外， 广州政府在外交上的出路始终未能打开。哈定政府不仅不给予孙中山的政府以外交承认，且不止一次的阻挠美国人私人或团体，与广州政府间的合作行为。
    二、关余交涉与美国态度
    所谓关余，是指海关税收在扣除了以关税作抵押的赔款和外债后的剩余款。做为国家税收的一部分，理应由中国政府掌握。但是，由于海关的管理权长期为外籍税务司所控制，解送关余的权力便落入列强的手中，时常成为列强用以影响中国内政的一个重要手段。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发起护法运动后，经北京公使团的同意，广州军政府曾获得 13.7%份额的关余。这一款项指定由军政府外交兼财政总长伍廷芳出面领取。但到1920 年3月，军政府内部分裂，伍廷芳离开广东且带走印信，公使团便将关余停止拨付。是年10月，孙中山率粤军驱逐了盘踞广州的桂系军阀，恢复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后，曾要求列强拨交关余。但公使团未接受这一要求(注：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7～138、143页。)。
    关余交涉是广东革命政府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前最大的一次外交交涉。这一交涉 ，影响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也改变了孙中山晚年的外交政策。关余交涉起于1918年孙中山第一次南下，首次成立护法军政府时期，一直延续到1924年改组之后，前后七年引起数度严重交涉(注：吕芳上：《广东革命政府的关余交涉》，《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 论集》，第一册，第255、259、260、262页。)。
    广州正式政府成立前后，共有两波行动较为激烈的关余交涉。一为1920年底，广州护法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命南方军政府代表郭泰祺在北京向公使团提出了请拨关余的要求，1921年1月军政府正式致函公使团，要求依照前例(13.7%)拨交关余，并补还自1920 年3月以来的积欠二千五百余万海关两。但1月18日在京的公使团开会，决定严词拒绝，“无论如何不能放任中国政府正供之关余，供应无意识政争之用”。南方政府获悉公使团的决定后，也决心采取强硬的相对措施，一方面令郭泰祺在京就近致送说帖继续交涉 ，一方面于1月21日由军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发布命令：“凡在军政府所属各省海关，须于2月1日起服从军政府之训令，听其管辖。但各省关税仍照前尽先摊还外债，绝不欲 稍有妨碍债权人之利益”(注：吕芳上：《广东革命政府的关余交涉》，《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第一册，第255、259、260、262页。)。
    伍廷芳于发布命令的同时，并指责列强如此作为是“荒谬”(absurdity)、“异常”(anomaly)，各国公使团对此反应强烈，1月24日公使团会议一致通过，命驻穗领事通知伍廷芳：“对目前海关做为外债偿还的安排及行政管理之事，无权干涉，也不能容忍”。英国公使艾尔斯顿坚决反对广州接管海关，他向美国公使柯兰表示，“果真广州政府接管海关，英国政府将禁止香港与广州间的贸易，并将派军队保护海关所在地，要求美国采取一致行动”。柯兰遂于1月26日致电国务院说：“默认军政府接管海关，等于是撤销对北京政府做为全中国政府的承认”，并且可能使其它地方起而效尤，加速中国的分裂。国务卿柯尔比(Bainbridge Colby)同意柯兰的建议，并声言如有需要将采用武力 (注：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Crane,FRUS,1921,vol.Ⅰ,p.498.)。
    在广州政府据理力争的同时，北京政府也毫不退让。由于南北对关余问题，相持不下。北京公使团于2月初，打算提出通融之道，即寻求北京政府的谅解，希望所有关余都能用之于国家建设，且嘉惠东南地区。柯兰公使对此提议甚为动心，认为广州释出的关余如不限制用途，乃不智之举。各国驻穗领事的态度倾向将关余用于西江。美国总领事主张在粤汉铁路终点，建造一个深水港。柯兰乃于2月3日提议，在上海使领的合作及公使团的批准下，立即将1920年上海的二百五十万两交给伍廷芳。但这一举动立刻遭到国务院的制止。国务院于2月4日要柯兰暂缓提出这项建议，并于2月8日做了明确指示，非经北京政府同意，各国无权将关余交付广州政府。同时训令柯兰尽速和公使团解释美国政府的立场，另要驻穗领事转告伍廷芳，美国政府只承认北京政府，不能考虑南方与北方之间的问题。3月1日，柯兰公使又向国务院请示：公使团一致无异议通过，希望在取得北京政府的同意下，释出四十二万两交给广州政府，做为整治河运之用，国务院是否支持?国务院表示，按照1月5日训令旧章办理。由于国务院的坚持，公使团于3月初再经协商，最初法国主张由各国与北京政府外交部磋商，但在美国公使的斡旋下，列强终于无异议将原归广州政府的13.7%关余，全数交给北京政府使用，公使团不再干涉(注：Cran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RUS,1921,vol.Ⅰ,pp.499～505.)。
    北京公使团的决定，等于直接回绝了南方政府的要求。这激起了孙中山的愤慨，也激怒了广东的民众。1921年2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海陆军警同袍社春节宴会上，沉痛地指出：“军府因争关余不得，拟将海关收回，外人反对，竟调炮舰来粤示威。此等举动 ，直视军府如无物，……予感此痛苦，以为名不正则言不顺，故有组织正式政府之提议。正式政府成立，则全国政权皆归掌握，何独此区区关余，致受外人阻挠?”(注：孙中 山：《组织正式政府之必要》，《国父全集》，第三册，第224页。)
    3月6日，广州一万多名民众在东园召开“国民请愿收回关余大会”，力争收回关余，并请组织正式政府以利交涉。会后并列队游行，分赴军府、国会请愿，民气十分高昂( 注：吕芳上：《广东革命政府的关余交涉》，《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第一册 ，第255、259、260、262页。)。
    4月4日，孙中山在广州举行宴会，告诉国会议员说：过去关余交给护法政府，实等于 国际上承认西南政府为交战团体的表现，但“今日驻京各国公使决将关余交回北京伪政府，是明明取消已经承认我之西南交战团体，亦不啻对西南宣告死刑，国际上既已取消前次承认，诸公想想，我们护法关系人不皆成了土匪。兄弟每念及此，中心如焚，应急谋救济方法以为对待，其方法为何，……即立即选举总统，组织正式政府，使西南各省能取得同外国进行谈判的合法地位”(注：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 局，1991年，下册，第1343、1492页。)。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离粤，革命事业中挫，关余交涉暂告停顿。12年2 月，孙中山命滇桂联军合力击溃盘据广州的陈军后，第三度入粤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 营，执行大元帅职权，亦再度提出分享关余的交涉。
    9月5日，孙中山令大本营外交部长伍朝枢，透过英国驻广州领事真密孙(James,Jamieson)，正式照会北京公使团要求分享关余，展开第二波的关余交涉。照会所附说 帖，共分五款：首述军政府分领关余的前例，并对1921年美国国务院阻挠续拨关余之事表示抗议；第二款驳斥国务院将关余悉数移交北京政府的理由，否认北廷能被视为“中 国的政府”，更进一步说明各省可同担外债偿还义务，但绝不能允许北方武人以西南关余对付西南人民；第三款主张关余交付总税务司，依照比例分配南北政府，并且1920年3月以后西南应得关余，理应全数补还；第四款否认内债整理基金有挪用关余的权力，指出事实上以盐余及烟酒税，已足充此项基金；第五款希望外交团急速照办。10月23日 伍朝枢再度照会公使团，主张关余分配问题，应由各方面全部核定(注：吕芳上：《广 东革命政府的关余交涉》，《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第一册，第255、259、26 0、262页。)。
    北京公使团迟迟未对广州政府第一次照会作具体答复。10月24日，美驻华公使舒尔曼( Jacob G.Schurman)面告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称：“广东向使团力争属于东南部分 之关余，本使业经请示政府训令。今奉本国政事堂电开，美政府仍持往昔看法，以为使团对于关余之关系，仅如信托人代表中国已经列国承认之政府，暂行经理而已。否则条 约上之根据，将完全消失。”(注：王聿均：《舒尔曼在华外交活动初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期，1969年8月，第293、296页。)
    美国政府此一态度，实足以影响北京公使团之决定，彼等对广州政府两次照会，均迟不作覆。12月1日，北京公使团以领袖公使荷兰籍欧登科(William J.Oudendijk)具名，致电广州英领，对孙中山有意接管海关“骇人听闻的主张”，提出两点警告：(一)任何方面如有干涉中国海关之事，公使团均不予以容纳；(二)如有上述情事发生，公使团即当采取相当强迫手段。英国公使马克利也私下致函伍朝枢，表示公使团无权干预关余分配，同时暗示公使团也不允孙中山干预海关作业。美使舒尔曼建议美国政府采取实质战争以外的任何手段，以阻止广州政府接收海关。美国驻华代办贝尔(Edward Bell)积极主张，“使用非战争的一切手段，吓阻广州政府，以维持海关现状。”远东司司长马慕瑞竭力赞同贝尔的看法。国务卿许士则建议派遣美国南海舰队驶往广州参加示威，此议并立即获得柯立芝(Calvin Coolidge，1872～1933，在任1923～1929)总统的许可。其它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12月初，外舰开始集结广州。至同月中旬，已有英、美、 法、日、意、葡等国军舰16艘，其中美舰最多达6艘，集结在广州省河向大元帅府示威 ，冲突有一触即发之势(注：李云汉：《中山先生护法时期的对美交涉(1917～1923)》，收入《中华民国史料中心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年，第359～360页；吕芳上：《广东革命政府的关余交涉》，《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第一册，第262～263页；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02页。)。
    面对外舰的威胁，孙中山毫不畏缩。他于12月5日致电公使团，强调“中国海关始终为中国国家机关，本政府辖境内各海关自应遵守本政府命令”。并申明两个星期之后如尚未解决，大元帅府将截留广东海关之关余，以为地方之用；“此乃完全中国内政问题，无与列强之事”(注：孙中山：《截留关税之决心》，《国父全集》，第二册，第586页 。)。
    在关余事件交涉中，孙中山对美国的倚信最深，而美国的态度却最为强悍。孙中山乃于12月17日发表《致美国国民书》，沉痛指出：“吾人首倡革命，推倒专制及腐败政府而建立民主之时，吾人实以美国为模范，且深望得一美国刺花逸(拉法叶Lafayette，助美国独立战争之法国军人)协助吾等，使得成功。吾人之力争自由，于今已十二年矣。 但今由美国而来者非刺花逸，乃美国之罗连臣提督(Captain Lannon)，同来之战舰较多 于别国，而与欲推倒吾等，以使中国之民主得以灭亡者相连。华盛顿及林肯之国是否誓拒其对于自由之信仰，而转为力争自由国民之压制者乎?吾人实不信此，并深愿贵国舰队人员详思此问题，然后放炮向吾等轰击。现彼等之炮已向此无炮垒抵御之广州城矣! 因何而欲炮击吾等乎?实因吾人对全国税关之收入，有合理要求，除清偿以税关作抵押各外债之后，得取得余政府治下内各处收得所余之关税。夫此项收入，实属吾人，故余政府定有此权。且此款为敌人所得，遂用之以购军械，转杀吾等，故不得不阻止之，与君等先代投英国茶于波士顿埠港口之事无异。现贵国执政者或不肯扶助中国争自由，等于扶助他方。设若贵国以海军军舰向我所辖境内争收关余，而令北方不良之军阀得获胜利，实为一种愆咎及无穷耻辱也”(注：孙中山：《为争关余税收致美国国民书》，《国父全集》，第二册，第128～129页。)。
    孙中山除了透过外交管道，希望迫使公使团理屈而退外，舆论的反应也站在南方政府一边。换句话说，列强的蛮横行径也激起了广东各界人民的无比义愤。12月16日广州各 界在丰宁路西瓜园举行第一次公民大会，会议致电北京公使团，吁勿对关余作越轨干涉 。又致电各埠华侨，说明列强压迫中国真相，共勉为政府的后盾。会后一万多人参加大 规模的示威游行，游行的队伍曾在粤海关署前停息，演说争回关税；到了东堤，又派代表赴大元帅府请愿，希望孙中山“勿为强权所屈”，即日收回关余。孙中山亲自接见，表示将限期收回关余，并建议散发英文传单，以正谊公理劝告外舰上的水兵，冀其憬悟 。翌日，广州各公团又集会，决定组织“外交后援会”为政府后援。24日，广州工会联 合会等七十余团体共1万余人在广州市第一公园举行第二次公民大会，通过谴责列强炮舰政策的宣言。会后游行，号召同胞“要分关余，就要民族自决，就要民族奋斗”!12 月20日广州市街出现了“抵制英美”的标语。25日“外交后援会”遵照孙中山的建议，派发致外国海军水手传单，说“吾人只求和平与秩序，遵守公理收回关余，以揭去世界并吞主义者之假面具”，要求水手们起而扶助被压制下的中国人。另外，在广东的联义 社、省港华人船主司机总工会有罢工、停止起卸外货的宣言，广东总工会、湖南旅粤学会、梧州劳工联合研究会、上海外交大会、旅沪广东自治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广东省 议会及广东中山学校校长等，或通电，或集会宣言，要求“即日收回关余”，要求收回关税自主权，都誓作政府后盾(注：吕芳上：《广东革命政府的关余交涉》，《中华民 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第一册，第266～267页；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 》，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03页。)。
    面对广州政府的强硬态度，复凛于南中国民意之不可侮，列强意识到武力恫吓政策已 不再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政策。
    至12月底，列强态度明显转趋缓和，除法舰和葡舰先已离开广州外，31日美国驻广州 总领事詹金斯(Douglas Jenkins)亦下令驱逐舰离开广州港域。1924年1月初，美公使舒尔曼借口赴滇，顺道来粤“调停”，关余事件开始有了转机。这时孙中山正在广州积极进行党的改组工作，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尤正在大力进行筹备之中，公使团颇有调和之意，孙中山也不愿树敌太多，影响革命事业的进展，因此也同意透过交涉途径，解决争 端。
    舒尔曼于1月5日搭乘“墨黎纳”号自香港抵广州，与该处领事团及各国海军官员会议，讨论粤海关问题。出席者计有领袖领事英领真密孙、美领詹金斯、法领波维(M.Beauvais)、日领天羽英二、美海军提督罗连臣(Captain Lannon)、美馆海军参赞陈尼上校(Colonel Cheney)、英国舰队司令宾逊大将、英舰麦那里亚号管带李文生爵士(Lord Livingstone)、法舰克拉尼号管带海军提督费洛扎等人。美使秉承美政府宗旨而行事，采取稳健和平的立场，发言异常慎重，认为继续以炮舰威胁，并非良策(注：王聿均：《舒尔曼在华外交活动初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期，1969 年8月，第293、296页。)。
    1月6日舒尔曼由伍朝枢、詹金斯及诺曼(Robert Norman，孙中山的政治顾问)陪同，晋见孙中山，倾谈近两小时。关于谈话的内容，孙中山未曾有直接的言论发表，伍朝枢则曾对新闻记者发表过谈话，舒尔曼、詹金斯等曾对柯立芝总统提出报告，舒氏本人也曾对英文《京津泰晤士报》记者发表过谈话，林百克在《孙逸仙传记》一书中，也有所记述，其中以伍朝枢的谈话最为具体：“关余案前经驻京美使舒尔曼来粤，提出调解意见 。首先与余晤面，谓将向外交团提议，将广东应得关余，拨作治河经费，庶使各方均能保持面子。余曾答以广州政府，曾有公文发表，声明决不将关余供军用，而以该款应治河办学校之需；今贵使提议，正为原订计划之一部，自可赞同。……次日，偕舒氏往谒中山先生，谈及兹案，其初颇不投契。至后中山先生对舒尔曼意见，已表示赞同，惟于交款办法，则未之讨论。美使退出后，余向彼声明：中山先生在适间，系在主义上承认贵使之意见，至实行手续，则仍应依照昨日所议办理。”
    伍氏在谈话中提及，孙中山在与舒尔曼谈话时，“其初颇不投契”，舒尔曼本人亦证实此事。他曾向柯立芝总统报告：“两小时谈话的前十五分钟，孙氏对我谈起世界上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中、俄、德、印度等—之间的冲突，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 未来关系等，简直像一个疯狂的人”。在对《京津泰晤士报》记者谈话时，舒尔曼亦称“重申尚无承认军政府之机会，孙先生意颇不悦”。据林百克记述，孙中山曾问舒尔曼：“美国是否诚意愿为中国之至友”；并谓：“如美国欲对中国表示真正之友谊，应先归还上海、汉口之所谓美租界，以为诚意之保证”。据舒尔曼透露，孙中山亦提及“由 美国人出面赞助，以便中国各方首领可以召集会议，以谋中国之和平”的建议。但舒尔 曼并未重视此一建议，他甚至未曾向国务院提出较为详细的报告，而詹金斯总领事则讥 评孙中山此一提议为“完全不切实际”，“因为孙先生只管辖极小一部分的领土，根本 没法使得北方强而有力的军事首领接受他所提的任何措施”(注：李云汉：《中山先生 护法时期的对美交涉(1917～1923)》，收入《中华民国史料中心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年，第345、246、346、366～367页。)。
    美国公使舒尔曼的广州之行，并未能消除孙中山对美国政策的不满。惟关余问题，确由于他的折衷建议终于获致暂时的和平解决。4月1日，北京公使团作出决定，同意将粤 海关关余拨付广州政府。同日，停泊在广州港的外国军舰也陆续开始撤走。6月19日，北京政府命令安格联拨粤海关关余充作西江疏浚费用，孙中山即派林森为广东水利督办 。这样，围绕着关余问题而展开的漫长交涉，实际上是以广州政府的胜利而告终。这一 胜利，不仅纾解了广州政府的经济困难，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列强炮舰政策在中国的第一次失败。因此，它对南方政府今后的反帝国主义侵略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有着重要的鼓舞和启示作用(注：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江西人民出版 社，2000年，第137～138、143页。)。
    三、孙中山北伐与美国
    孙中山一生，为了讨伐北方军阀，追求统一全国的目标，前后曾发动两次北伐。第一 次自1921年12月抵桂林设大本营，迄于1922年4月，因陈炯明在广州之掣肘而返旆；5月 再于韶关誓师，至6月16日复有陈炯明之叛变，攻击总统府之事件，至8月间孙中山不得 已而离粤，两者统计历时八个月。第二次于1924年9月，移大本营于韶关，随之分向赣、湘出发，至12月谭延闿湘军在江西之被迫后撤，历时约四个月(注：吕实强：《孙中山之两次北伐》，《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1988年，第166页。)。
    1922年4月中旬，孙中山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访问，指出：“广东合法政府北伐之目的，不在中国北方人民，而在日本及为日本外府之北廷。……推原北廷之所以能存立者，良由列强各国之承认。倘各国否认之，中国即能统一于民意合法政府之下，然后解散无用之军队，整理财政，禁止贿赂，则国库充裕，外债即可清偿。故列强多承认北廷一日，即多重苦中国人民一日，亦即中国真正民治之政府，不能早现一日。美国自 来对于中国毫无攫取土地之野心，亦未利用中国衰弱以营私利，故今日否认北廷，当然事也”(注：孙中山：《推翻帝国主义实现中国真正民治政府》，《国父全集》，第二册，第550页；《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441页。)。
    孙中山认为“美国素重感情，主持人道”，美国的领袖地位足以左右他国，又得中国人民信任，所以希望美国协助中国抵拒日本、整理财政，更希望美国出面召集会议，协助中国解决问题。
    孙中山北伐，对美国所提出的第一件外交诉求，便是向美国要求撤销对北京的承认。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孙中山的驻美代表马素曾将广州政府的提案，分发给各国首席代表，并再一次要求列强撤销对北京政府的承认，但美国国务院始终没有理会(注：吴翎君 ：《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第112、119～129、112、124页。)。伍廷芳甚至向美国要求，“若不能 撤销对北京的承认，是否可允不干涉，使双方作一决战”。中国内战是美国最不愿见之事，美国最大的希望在南北达成和议，使国际银行团能充分作业，此即女史家柏格(Dorothy Borg)所称的“华盛顿模式”(Washington formula)(注：王纲领：《欧战时期 的美国对华政策》，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215～217、217页。)。
    孙中山的第一次北伐，因未获陈炯明的支持，不久即撤兵。消息传到华盛顿，国务卿许士大喜过望，即刻报告哈定总统。盖国务院认为孙中山乃中国统一之障碍也。美国公使舒尔曼对孙中山和陈炯明有不同的评价，他认为“孙中山一心想扩充那朝不保夕的政府，是有野心的军人”。而陈炯明和他的同僚，“则反对为扩充武力，而压榨广东人民的生命财产”(注：吴翎君：《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第112、119～129、112、124页。)。
    广州政府所展开的北伐军事行动，因不获陈炯明的支持，湖南战事受挫。孙中山告诉当时正在广州访问的美国助理军事参赞弗隆(Wallace C.Philoon)，陈炯明因不支持北伐而遭解职处分。舒尔曼于5月20日向国务院报告，陈述孙、陈之间的冲突，并分析南北之间的情势，认为直奉战事已近尾声，奉系惨败，且直系的吴佩孚与陈炯明之间已达成某种妥协，北伐无望。据广州政府外交委员会表示，南方派等待吴佩孚开出和平条件，如果符合要求，准备说服孙中山接受。如果胜利的吴佩孚致力于宪法政府之完成及中国统一之工作，孙中山则准备和北方和谈。舒尔曼估量中国政情愈来愈乐观，但问题在于中国能否把握住这一机会。他觉得“孙中山不可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注： 吴翎君：《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第112、119～129、112、124页。)。
    同年6月16日，陈炯明部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孙中山脱险后避难于永丰舰，继续指挥陆军与叛军对抗。广州副领事休斯顿当日即向国务院报告此事。不久，休斯顿登舰访问孙中山，并劝孙中山下野。他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提到广州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于21日交出广东省长印信，22日陈炯明被推为广东临时省长，包括伍廷芳及广东海军都一再要求孙下野。23日，休斯顿向驻华公使舒尔曼发出急电称，孙中山暗示如能有尊严的退路，愿意离粤，希望领事团能从中斡旋，因为据了解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有意调停，美国是否愿意加入，颇令人瞩目。舒尔曼的答复是：“美国驻广州的领事馆，既不可从中斡旋 ，也不应该提供良好的帮助”。舒尔曼同时向国务院说明了这项决定的理由，他认为“孙中山是中国重新统一的显著障碍”。“现在别无他法，只有清除孙中山，非胜即败，如果陈炯明没有收拾孙中山，似乎留待北京政府来完成”。他向国务院建议说：“外国 的调停，只会壮大孙中山的威望，并确保孙将来的声誉”。美国国务院于6月26日答复：“国务院不赞成广州总领事馆参加任何调停计划，你在这方面的意见，国务院无条件同意”(注：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Schurman,FRUS,1922,vol.Ⅰ,pp.725 ；吴翎君：《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第122～123页。)。换言之，从舒尔曼到国务院，都不赞成美国出面调停，“为孙逸仙安排一个光荣的退路”。
    6月25日，孙中山的美国顾问诺曼前往拜会休斯顿，讨论取得前往上海的安全保证，但美领事馆未曾给予协助。至8月9日，孙中山以北伐军回师失利，决定离粤赴港，他希望 美国能够提供他赴港的交通工具，派那文和女婿戴恩赛，分别向美国驻广州领事和白鹅潭上的美国军舰洽商乘舰离粤事宜(注：莫世祥：《护法运动史》，台北稻禾出版社，1 991年，第223页。)。但广州领事已奉驻华公使与国务院之命，不得参与调停孙、陈战事，因而拒绝孙中山的请求。最后还是英国领事馆派“摩汉号”(Moorhen)炮舰相送，孙中山与蒋中正、陈策等人才顺利抵港，换乘“俄国皇后号”(Empress of Russia)去沪。
    美国政府始终认为孙中山是中国统一的最大障碍，而陈炯明事变有利于中国的统一。 舒尔曼更由此认定，孙中山不可能东山再起，但他很快会发现这种看法，恐怕是一项严重的错误。孙中山于8月14日抵达上海后，各团体代表在吴淞口岸欢迎者约数千人，连日飓风骤雨，鹄立江岸不倦(注：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 年，下册，第1343、1492页。)。翌日，孙中山发表《宣布粤变颠末表示统一意见宣言 》，提出了新的号召：主张合法国会自由行使职权，实施兵工计划，发展实业，尊重自治，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讨伐叛国祸首陈炯明(注：孙中山：《宣布粤变颠末表示统 一意见宣言》，《国父全集》，第二册，第97～99页。)。他并且先后派员分赴北方及 西部与各派联络，直、皖、奉、黎等集团也都派代表至沪相商。党务方面，则召集张继 等53人举行会议，力谋改进，对外交涉——尤其是对俄交涉，已在秘密中展开。不管从任何角度看，孙中山在沪比在粤时更能控制全盘形势，他简直不是一个已被推翻的失败者，而是各方仰望的一个中心人物(注：李云汉：《中山先生护法时期的对美交涉(1917 ～1923)》，收入《中华民国史料中心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年，第351页。)。
    8月16日，上海美商《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刊出孙中山慷慨激昂的对外宣言， 表明了他为建立南方政权以坚持宪政民主的努力，并且严正谴责北方军阀的黩武主义和陈炯明的叛变(注：吴翎君：《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 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第112、119～129、112、124页。)。孙中山一时之间，不但成为媒体报导的焦点，更成为中国政局注目的中心。诚如《纽约时报》 刊出了合众社发自上海的报导所说：“孙已成为各派人士在上海集会的中心关键人物； 他的住所已变成各方面意见并不一致的政治领袖们的‘麦加’——人心归向的所在，许多宴会在举行着，而政治却是这些宴会中的主菜”。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官员们看到 这种情形，非常吃惊，总领事克宁汉(Edwin Cunningham)于8月22日向国务院报告说：“在南方失败了，孙逸仙现在却变成比任南方政府首领时更具全国性格的人物。很多北方的著名军人与民政首长，都来寻求孙先生的支持”(注：李云汉：《中山先生护法时 期的对美交涉(1917～1923)》，收入《中华民国史料中心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年，第351页。)。克宁汉从孙中山受欢迎人数之多，拜访者之频繁，甚至得出“此人极有影响力”、“孙中山是个可信赖的政治家”的结论(注：王纲领：《欧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218页；吴翎君：《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第124页。)。
    遗憾的是，不论上海总领事的报告或《纽约时报》的报导，终究无法绝对影响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之转向。即使在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续行大元帅职权，甚至成立合法政府之后，美国政府对孙中山以及广州政府仍不改以往的冷漠态度，关余的交涉便 是最佳的例子。
    自广州政府建立之后，孙中山一如革命之初，不独精神上深受美法革命自由独立精神的影响，制度上亦“实以美国为模范”，而我“华人亦信任美国”，认为“美国是中国 真正的朋友”，故对美国抱持热切期待，积极拓展联美外交，一次又一次地呼吁美国政 府施予援手，出而主持公道，然而在孙中山晚年，从威尔逊、哈定到柯立芝这三位前后主政的美国总统，所给予中国革命领袖的，却是不睬不理，甚至鄙视，始终未能叩开美 国的外交大门，真是“我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孙中山在广东的外交，需要走出去；他的北伐，需要争取国际支持。在一连串对美交 涉不受重视，备遭冷遇，对美国从希望到失望乃至绝望之后，孙中山的革命不得不采取 “以俄为师”的联俄政策。此是后话。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