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24年11月初，清室被国民军驱逐出故宫。尽管遗老为恢复优待条件而奔走，同情清室的段祺瑞、张作霖等人也试图施以援手，但直到北京政府覆灭，溥仪一直没能重回紫禁城。国民军对北京的有效控制是遏制恢复优待条件的重要保证。在诸势力的互动过程中，社会舆论愈发激进，时人倾向于把“共和”与“复辟”看作非此即彼的两端，并将恢复1924年11月前原状的努力等同于谋求复辟；1925年夏天“复辟文献”的发现使这一逻辑看上去获得了实证材料的支持，以至于1926年国民军出京之后，同情清室的北洋实力派为了避复辟之嫌，同情一直未能转为行动。
    关 键 词：清室优待条件 复辟 冯玉祥 国民军
    作者简介：李坤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1924年11月初，清室被国民军驱逐出故宫。在此之前，北洋政府与清室保持着亲密关系。正因为如此，当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时，他的盟友段祺瑞和张作霖都表示强烈反对。遗老也确实希望民国元年的《清室优待条件》能在段、张的手中得到恢复。然而，遗老的希望如同幻影：直到北京政府覆灭，溥仪一直没再能回到紫禁城中。
    为何1924年11月下旬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后没能恢复旧有优待条件？为何1926年4月国民军撤离北京，对清室有好感的奉军、直鲁联军进京后，仍然未能迎接溥仪回宫？本文试图通过对史实的梳理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一方面，国民军对北京的有效控制构成了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在政治方面的阻力；另一方面，在国民军、段张、清室等势力的互动下，舆论对清室的敌意不断高涨，形成了溥仪回宫在舆论方面的阻力——回归故宫的诉求容易被解读为破坏共和与寻求复辟。这些现象都反映了北洋朝野局势的变化；在变局中，清室恢复1924年11月之前原状的努力最终成为幻影。笔者尚未发现与本文论题直接相关的论著。①
    一、溥仪出宫之前逊清皇室的处境
    (一)清室与北洋派的关系
    规定北京政府与清室之间的关系的法律规范是民国元年颁布的《清室优待条件》。该条件于1912年2月由临时参议院审议通过，并由民国政府颁布，包括三项：(甲)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乙)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丙)关于满蒙回藏各属待遇之条件。②狭义的“清室优待条件”指其中的甲项。1915年，民国政府颁布《优待条件善后办法》。③它增加了清室的义务，如不得使用旧历及旧年号等，因而被认为是对1912年《清室优待条件》的实质修改。同年，袁世凯还表示：“所有优待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④尽管有纸面上的法律，但无论是清室还是民国政府都并未完全遵守它。譬如，小朝廷一直没有搬出紫禁城。但除了袁世凯为筹划称帝而曾经要求搬迁之外，其它几届政府并没有催促过。⑤吴瀛注意到，清室之所以久居宫禁，原因之一是“前政府各当局者皆与清室多少有关，是以久悬不决”。⑥民国政府也没有如约支付优待费。倾向反清室立场的《国闻周报》承认：“优待岁费四百万元，常因财政支绌而有拖欠。”⑦正如此后在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的那志良所述，“条件是订了，订定之后，无论清室也好，民国政府也好，大家都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⑧
    与违反《清室优待条件》和《优待条件善后办法》的现象同时存在的，是民国政府与清室之间超出法律条文之外的密切程度。考虑到北洋要人在历史上与清室的关系及其文化背景，当不难明白传统思想和社交网络对他们的影响。⑨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们是共和政体下的既得利益者，拥护共和为他们执掌权力提供了合法性的根基，尽管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清室进行表面的效忠。
    需要说明的是，冯玉祥和吴佩孚对于清室的态度与段祺瑞、张作霖等要人相比不尽相同。先言冯玉祥。1924年之前，他与清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合作关系。1922年溥仪大婚时，冯玉祥送来如意。他还“一再上谒我醇亲王，谬恭敬，内务府为奏赏紫禁城内骑马，且逊词呈乞代谢。”⑩与此相比，时人注意得更多的却是他对清室不合作的一面。1917年张勋复辟之时，冯在通电中提出四项要求，包括取消清室优待条件、驱逐溥仪出宫、停付优待金等。(11)冯在日记里也时常表露出类似观点。(12)在对清室的态度上，吴佩孚与冯玉祥较为类似。1922年6月，吴向黎元洪提议废止清室优待条件。(13)1923年，清室试图拉拢吴佩孚，但吴的态度若即若离。(14)冯玉祥和吴佩孚在清室问题上的立场虽然异于徐世昌等北洋元老，但他们在1924年之前并未成为北京政府的掌控者——冯玉祥只是直系中边缘化的一支势力；吴佩孚虽然是直系的领袖之一，但在不少问题上却受到曹锟牵制，他对北京政府也缺乏独立的影响力。在时局发生变化、北洋派权力核心之外的政治强人被推向前台之前，北京政府一直控制在与清室保持友好关系的元老手中。
    (二)清室与舆论的关系
    在讨论当时舆论对共和制、帝制的观感之前，有必要弄清“舆论”的范围。知识分子的观点与大众可能差之千里，新派知识分子与旧派士人之间的主张可能也大相径庭。从数量上说，“国民”的队伍无疑比知识分子庞大得多。然而，以对时局的影响力而言，在尊崇士人的社会里，知识分子的能量更胜一筹。而在趋新诋旧的时代，新派知识分子较传统士人更易对舆论施加影响。
    大多数民众被认为同情帝制。倾向于清室的庄士敦认为：“假如能够产生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的会议，或者，假如这样的会议可以通过自由的投票来决定君主制与共和制孰优孰劣的问题，那么，即便选择君主制会被认为是参与了恢复那个不久前刚被推翻的王朝的活动，倾向于君主制的人也会占压倒多数。”(15)倾向共和制的《京报副刊》也曾发表一篇文章，文中写道：“中华民国建设了十四年之久，新文化运动，亦闹了六七年。然而我国人的脑袋里大多数还是一仍其旧，老态横秋的。除遗老们之要拜皇帝，与老百姓之希望出‘真命天子’，我们宽而不论外，所谓比较有智识的，开通的人们，和自命为智识阶级的青年们，我们便无从宽恕了。”(16)作者虽意在呼吁知识分子反对皇帝，却不得不承认“国人”和“老百姓”认同帝制的倾向。
    智识阶级中也不乏同情清室的人。其中有一类是对共和反感，愿意恢复帝制者。冯玉祥曾言：“考之国民心理，趋向守旧者尚不乏人，往往以人民不谙共和为词，而倡更易国体之说。”(17)既然能够倡导学说，自然当属知识分子。郑孝胥、康有为等清室遗老即属此类。还有一批人，他们虽然认为事实上不能恢复帝制，但仍然对清室报以同情。1920年9月，严复对郑孝胥表示：“仆自始至终持中国不宜于共和之说，然恐自今以往，未见有能不共和之日。”(18)另一例子是胡适。在1922年6月7日给庄士敦的信中，他表示因亲眼见到溥仪而深受感动。(19)
    智识阶级中更大一部分人持反对清室的立场，他们希望修改或取消优待条件，以便削弱或彻底去除清室的特权。周鲠生指出：“迁移清帝出宫，废去溥仪帝号，改废其他优待条件，可说是久成国民的舆论，至少也是社会中进步分子一般的意见。清室优待条件之改废，是迟早要实行的事。”(20)《京报副刊》的一位作者也认为，驱逐溥仪出宫是长期以来舆论反对的结果——“冯玉祥此举是反对运动的完成，‘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21)
    出于对清室优待条件的不满，在1924年北京政变之前，废除这一条件的尝试时而有之。1922年黎元洪担任大总统时，章太炎“劝其捕治溥仪，以完复辟之案”，但“黄陂仁柔，不能为此”。(22)1922年7月，众议院议员李庆芳提出商榷书，主张撤销清帝尊号及优待费，却没有被通过。(23)同年12月，溥仪大婚时政府要员与清室的关系引起了舆论注意。“国会方面因此激刺，遂有邓元彭之提议，取消清室优待条件，并禁止一切帝制仪仗，以杜乱萌，巩固国本一案。”(24)1924年初，因溥仪有涉嫌鼓励复辟的言论，众议员李燮阳等要求取消优待条件。(25)溥仪在回忆录中坦承，李燮阳提案对他而言是一个“很头痛的消息”。(26)4月，张英麟授太子太保衔之后，在演说中表示“皇恩浩荡”，引起了众议员的反弹。议员再次提出取消优待。(27)然而，这些努力都未收到成效。失败的表面原因可能很多——比如大总统缺乏决断力，或者议会表决不足法定人数等等——但立法机关权力被架空的事实、北洋实力派对废除清室优遇的消极态度，都是较为关键的因素。
    总之，在1924年以前，尽管大多数民众同情清室，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它远没有这样的好感。后者对舆论有更大的引导作用。他们认为如果不能取消优待条件，至少应该修改它，在更大限度上缩减清室的特权。反映了主流舆论呼声的政客、名流为限制清室权力做出了数次尝试，但都告失败。在1924年之前，这一批人还处在边缘，无法影响中央的政策。他们不是控制政府的北洋实力派最需要笼络或顾忌的对象。除非北京政府在对清室的关系上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否则他们的声音只能一直萦回在草野。
    二、北京政变与溥仪出宫
    (一)修改优待条件与驱逐溥仪出宫
    1924年10月23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一个多月之后，冯玉祥的部队忽然出现在京城，开始发动政变。11月2日，曹锟被迫辞职，以黄郛为代理总理的国务院开始摄政。11月3日，冯玉祥提出：“今日当先请国会议决各项应办之事，第一将宣统逐出，每年四百万两优待费取消，以二百万分于旗人以资生活，以二百万办学校、兴工厂，以图自强……”(28)出于对清室异动的担心，驱逐溥仪出宫的议案于次日晚被摄阁迅速通过。(29)11月5日，在鹿钟麟军队的威压之下，溥仪于下午1时左右离开故宫，前往醇王府居住。(30)
    国民军行动的速度之快使很多人都感到出乎意料。“会议未开，百端待理之时，忽先着手迁移清帝溥仪出宫，修改优待条件，闻者或多猜诧。”(31)不独社会公众，就连早已对冯玉祥举动有所警惕的遗老也对事变的突然发生感到意外。罗振玉11月5日清晨乘车去天津，傍晚到达，正要吃饭时忽然听说北京的变故，“闻之神魂飞越”。而在离京之前，罗振玉拜访日本兵营军官竹本多吉时，竹本还判断“一二日内或不至变”。(32)正因为事变的突如其来，才使得郑孝胥、陈宝琛等人的出逃计划落空。(33)它也避免了段祺瑞、张作霖对这一计划可能的阻挠。金梁沮丧地记叙道：“夜罗雪堂自津归，谓段已来电，此盖事前往津求段，未知仓卒遽有此举，电来已不及阻矣。”(34)
    同样是11月5日，在与徐谦等人会面时，冯玉祥自豪地表示：“吾今日作一最痛快的事，已将宣统逐出宫外。”(35)确实，冯玉祥长期以来就对清室的现状不满。他曾回忆辛亥年滦州起义失败后的心情：“我暗暗地发誓道，假若有一天我能风云际会，誓必继续死难同志的遗志，推翻万恶的清政府，并且消灭卖友求荣的第三镇军阀。十余年来我不敢一日忘记我这个誓言，不敢一日放弃诸位死难朋友的遗志。”(36)在反清意识与革命观念的影响下，他自然容易认同于反对优待清室的舆论。他曾声称：“在中华民国的领土内，甚至在中华民国的首都所在地，竟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皇帝的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且是中外野心家时刻企图利用的祸根。民六讨伐复辟的时候，我即极力主张扫除这个奇怪的现象，铲除这一个祸根，可是当时竟未如愿。这次入京，便决心以全力贯彻之。”(37)现在优待条件虽然没有取消，但给溥仪和清室留下的权利已经所剩无几，冯的这一政治目标总算得到实现。
    但不能由此把冯玉祥看作一名理想主义者。他驱逐溥仪出宫有利于遏制复辟，维护共和，但其中包含的功利效果并不仅仅如此。以当时的世风，倒戈是背信弃义的不符合道德之举；从过去的北洋伦理而言，废除对落难清室的优待也不能带来足够的政治正当性。但如果倒戈的目的是为了讨伐贿选，废除清室是为了反对帝制，这一行为就可以披上道义的外衣，从而得到合理化的解释。新派知识分子大多支持此举，它在无形中为北京政变提供了一项合法性依据。冯玉祥多次有意识地把驱逐溥仪作为自己的功绩之一加以宣传。(38)与冯玉祥的观点相仿，张继认为这是使北京政变不同于一般军阀内争的事件之一：“今国民军起义，长城光复，首都已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功，非军阀互斗可比。”(39)潘公展也肯定：“冯氏入京而后，当以此事最为国人所称许。”(40)
    在国民军扶持之下，政府很快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与委员不用任命而用聘请，并多延览学者、专家，为学术公开张本。”(41)11月13日，摄阁公布《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42)此后，直接负责点查、整理清官古物的机构就是这一委员会。它如同一座桥梁，一头连着摄政内阁与国民军，另一头连着社会舆论。其中的委员如李石曾、吴稚晖、陈垣等在知识界有着较强的影响力。(43)建立这一机构，将溥仪被逐出宫这一事件所带来的利益向学界开放，有利于争取新派知识分子的支持。如果要恢复优待条件，就必须取消善后委员会，而这将会面临着来自委员会大多数成员，以及支持这一机构的社会舆论的压力。
    综上，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的决策是革命理想与功利主义交织作用的结果；随着溥仪的离开，以及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建立，反对《清室优待条件》的舆论从后台走向了前台，这些事件都暂时堵住了从醇王府通向故宫的路程。
    (二)段祺瑞与张作霖的态度
    但对于遗老而言，时局还没有发展到最糟的地步——段祺瑞和张作霖入京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依靠他们恢复旧有优待条件，重新迎接溥仪入宫，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11月5日中午，北京遗老“以无线电，由郑孝胥(苏戡)、陈师傅列名求援于天津段祺瑞、张作霖。”(44)段祺瑞很快复电称“已于三时电致冯、胡、孙，沮其暴举。”(45)这时紫禁城的交涉已经结束，溥仪已经进入醇王府。于是，“郑、陈又以第二电报告，段有长电见复。”(46)进行努力的不仅是汉族遗臣，满族王公也试图打开局面。11月11日，他们决定“以载沣、载涛、载泽及全体满洲王公的名义致函张作霖，请求营救溥仪”。当夜，管家张文治即带信离京，前往奉天。(47)此外，天津、上海的遗老也积极向北洋要人展开活动。(48)
    段祺瑞多次表达了对国民军逼迫溥仪出宫的不满。11月5日下午，段祺瑞收到了郑孝胥、陈宝琛联名发出的电报。当时冯玉祥的代表刘之龙在场。“段即在刘前拍案击破茶盅，曰：‘优待条件我所手订，且各国使馆均有案，岂容一手撕破乎？今要我入京，何以京城闹到如此地步。’”(49)在该日发给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的电报中，段祺瑞明确表达了对逼宫行为的反对立场。(50)同时，段祺瑞致电清室，保证：“皇室事余全力维持，并保全财产。”(51)6日，段祺瑞会见阎锡山的代表潘连茹等人。据潘连茹的叙述，“合肥对冯颇不满意，一时暂不入京，独守九门，对于冯代表曾发一问题：焕章此举是革命抑政变？冯代表不能答”。(52)此后直到12日，段祺瑞一共发了四封电报劝阻冯军，但均告无效。(53)至于张作霖，“与段持同一见解，声言将会同提出此事，询冯真意所在，再定处置方针”。(54)庄士敦回忆，有一名英国人亲眼见到了张作霖在接到消息之后大发雷霆的样子。(55)不过，与段不同的是，张作霖虽未冷落遗老，但也没有给出直接承诺。他在回复陈夔龙等人的电报中提出了自己的策略：“都门近日举动，事前毫未预闻。辱承垂诿殷拳，颇苦无从置喙。不日海内明达群集论政之时，当能主持公道也。”(56)所谓“海内明达群集论政之时”，指的就是预备中的善后会议。张希望通过具有民主外观的会议，实现恢复清室原状的目的。
    在谈到段祺瑞入京前景时，中共党员赵世炎忧心忡忡地预言：“他(段)来京以后一定大反黄阁之所为——对外申明遵守条约，对内首先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复此便是一天一天地暴露北洋正统迪克推多的真面目。”(57)在恢复优待条件方面，与赵世炎有类似判断的是溥仪的太傅朱益藩。他对时局持乐观的观望态度，认为应当“再看”。(58)人们或者担心、或者期盼段祺瑞和张作霖能把清室重新迎入皇宫。
    (三)社会舆论的观感
    溥仪被逐出宫一事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有赞成者；有反对者；有赞成其事而嫌手段唐突过分者，有嫌其手段和平而作事不彻底者，议论纷纭，莫衷一是。”(59)《申报》归纳各方态度：“在普通市民，仅当着一段奇异新闻，互相传说。在知识阶级，则或以此举为异常痛快，认为理所当然，或以此举稍觉急切，不应如此迫促，然绝无一人作反对论调者。至少数不明事理之外国人，及与清室有关系之所谓遗老，则不免有种种揣测，种种捏造，此亦可想象而得者也。”(60)
    作为“与清室有关系之所谓遗老”之一，陈夔龙痛心疾首地说：“噩耗传来，无中外，无男女，无少长，均斥其荒谬绝伦。”(61)他的描述也许过于夸张，但并不能因此低估反对者的数量。在计算反对者时，应当考虑到未受过教育、无法用文字表达和记录思想的庞大群体。前文已述，清廷能在这些人中找到相当数量的支持者。以为数众多的北京市民为例——他们在当时被认为倾向于谴责国民军并同情清室。亲清室的《顺天时报》云：“市民等大为惊异。旋即谣言四起，咸谓冯氏此举，即大背民国优待清室之信约，而夺取玉玺，尤属荒谬。”(62)赞成驱逐清室的《晨报》也称“改正清皇室底待遇”是“北京人很诧异很咒骂，而我认为做得很明决的事”。(63)但这一群体的声音并未构成社会舆论的主流。
    在更易引导舆论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一批人算不上是帝制的支持者，他们赞成修改优待条件的目的，但反对武力胁迫的实现方式。其中最著名者当属胡适。11月5日，他得知清帝被逐，立即写信给王正廷：“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优待条件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64)胡的同事顾颉刚观感大致相同。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的矛盾心理：“此事手段太辣，予心甚不忍”，尽管“亦知作事非如此不可”。(65)
    虽然有人反对逼宫的手段，但从当日报刊登载的内容可以看出，完全赞成国民军此举的目的和手段者为数更多。
    为什么要改变十余年来的状况，修改优待条件，驱逐溥仪出宫？当局可以举出很多理由。较为温情的一条是这么做有利于溥仪的个人发展，有利于清室的存续。如11月5日晚，李石曾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正之结果，反倒(利)于清室，减少将来之疑惑，得以平安为民国一市民。”(66)李石曾的解释通过强调溥仪的利益，在逻辑上减少了摄阁与国民军行为的可责性。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认可了这一判断。周作人表达了他曾经怀有的负疚：“你坐在宫城里，我们不但怕要留为复辟的种子，也觉得革命事业因此还未完成；就你个人而言，把一个青年老是监禁在城堡里，又觉得心里很不安。”(67)徐旭生也认为使溥仪从皇城中解脱是仁至义尽之举：“中华民国总算把他解放出来了，总算对得起他了。”(68)这些立论建立在一个预设之上，即溥仪愿意出宫，愿意以平民身份生活在共和政体之下——这将引出一个疑问：如果溥仪不愿如此，国民军却逼迫他出宫，是否还算符合道德之举？
    驱逐溥仪出宫的支持者并没有忽略这样的问题。他们的答案是，如果溥仪不愿意享受共和，那么就应该反对他。钱玄同尖锐地指出，清室在帝号问题上只能在共和与复辟两种立场之间选择一种：“既说不复辟，为什么还要保住贵‘上头’底帝号！？既不肯抛弃帝号，为什么不做复辟底运动！？贵‘上头’既不想复辟，且赞成共和，为什么还要窃帝号以自娱！？你们要知道！保住帝号，便应该复辟；赞成共和，便应该废除帝号。”(69)按照这一逻辑，如果清室反对修改优待条件，希望维持帝号，就是希望复辟，而这是共和政治所不允许的。李石曾也谈到了废除帝号与维护共和的关系：“保持前代之帝号年号，亦仍以宣统上谕、官职等各种，与帝政时代无异。就共和民国之主义上而论，不免甚有遗憾；在肇造民国之彻底上，极多障碍。此次之举，吾人欲彻底的铲除帝政祸根也。”(70)既然这样，国民军的修改优待条件之举在任何情况下都符合道德：如果溥仪赞成，这一行为就符合了溥仪的利益；如果溥仪反对，那么他即使不是复辟的支持者，至少也体现了帝制的残余，国民军的行为正好成为维护共和制的必需。
    如果接受了这样的前提，那么既然国民军的行为对共和有重要意义，反对者自然有倾向帝制之嫌。吴稚晖认为除了“一般复辟党略略布散流言”之外，“十八省人皆欢声雷动”。(71)张继、王法勤、丁惟汾等人也声称：“除复辟党人，从此无可假借，为之失望，而四万万国民，对于诸公，以首都革命而完成革命事业未竟之功，则无不颔首相庆。”(72)指责反对者是帝制分子可以成为一种宣传策略，这将有利于从声势上压制反对的声音。
    因反对国民军的行动而受到舆论指责的典型人物是胡适。不少人把胡适的观点解读为对皇室乃至帝制的同情。邵力子含蓄地评论道：“然而今日的人类中——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总不免有嗜痂成癖的……为溥仪抱不平的，遗老遗少不消说了，居然有自称‘与民更始’的执政，有提倡文学革命的学者。”(73)如果说邵力子只是隐晦地提示批评对象的身份，一些激进青年的言论则更加直白。毛壮侯认为胡适致王正廷的信表明他“简直要复辟了”。(74)董秋芳惋惜地说：“蔽护不伦不类的清室的语调，不出之于乡村遗老之口，而倡之于‘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先生！”(75)胡适承认，自致王正廷的信件内容公开之后，“十几日来，只见谩骂之声，诬蔑之话，只见一片不容忍的狭陋空气而已。”(76)而这些“谩骂之声”并不是短短十几日的时间就能平息的。江震亚曾经提醒道：“然而呈请恢复清室优待条件总不能说，就是要皇帝。”(77)但他的话被淹没在驱逐溥仪支持者党同伐异的声浪之中。在当时的语境中，支持帝制并不是褒义的评价。一个理性的人——无论是学者，政客，还是军人——在准备表达对清室的同情，或者做出有利于清室还宫的举动之时，都不得不考虑到舆论的这一倾向。
    还有一些人走得更远。他们认为国民军的手段不是太激烈，而是太温和，因此批评其行动不够彻底。具有共产色彩的杂志《共进》发表文章主张“马上废除优待条件”，而不应仅仅满足于局部修改。(78)连亲清室的《顺天时报》也刊登一篇读者来信，指责修正优待条件仍然没有体现平等原则，“又非澈底之道”。(79)不过，此时这样的观点还不是主流。
    三、溥仪出宫的余波
    (一)溥仪避居日使馆
    11月22日，段祺瑞入京。24日，张作霖也进入北京；同一天，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刚到北京，段祺瑞就与清室善后委员会发生言语冲突。(80)11月25日，段祺瑞“允将醇王府清帝住处，撤销门禁”。(81)次日，驻守醇王府的国民军被全部撤走。(82)段、张耐人寻味的做法，使时人感到清室优待条件的恢复只是时间问题。11月26日，《晨报》预测：“段氏日内当将回复原优待条件，并维持旧状。”(83)28日，《申报》北京电云：“闻段拟修正对待清室条件，使较公允。”(84)29日，《晨报》转发了路透社的报道：“段祺瑞将军拟不承认新订之优待清室条件，第一次阁议，将提出讨论。”(85)相关传闻纷至沓来，恢复清室原状的命令似乎呼之欲出。
    国民军对段祺瑞的努力进行了抵制。《叶遐庵先生年谱》记载，“段氏执政秩序粗定”时，叶恭绰曾经试图为溥仪向当局斡旋，但因为“当局别受他方意旨”，其结果“竟有非溥初意所望者”。(86)所谓的“他方”当属与清室冰炭不容、对北京政府有实质性影响力的国民军。吴焘观察到段祺瑞任临时执政以来段与国民军的关系：“执政不过一傀儡耳，夫己氏(即冯玉祥——引者注)之所为彼固不敢过问也。”(87)李石曾也指出：“段之时期，国民军仍握北京兵力，关于此事，奉方亦不助段，故无能如何于故宫事也。”(88)此事奉方是否助段，颇有可商榷之处。但李石曾观察到“国民军仍握北京兵力”对段祺瑞有制约作用，确是经得起推敲的事实。
    除了受到国民军的制约之外，段、张还有社会舆论上的顾虑。接见庄士敦时，张作霖小心地表示他“只能采取一些不致引起共和派猜疑的行动”；张的计划是“使皇上既可恢复它所失去的权力，又使这复辟看上去完全是满族人支持的而不带任何其他色彩。”(89)张的谨慎反映出共和派舆论的牵制作用。他的策略很快被付诸实施。12月2日，《晨报》报道：“连日满蒙王公赴执政府上书请愿恢复优待条件甚多。”(90)执政府顺水推舟，于12月3日宣布《关于满蒙回藏各属待遇之条件》继续有效。(91)值得注意的是，它是民国元年《清室优待条件》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出于对舆论的同样顾虑，张作霖此前就已计划通过具有民主外观的善后会议，达成恢复优待条件的目的。(92)段祺瑞也表示：“关于此事，将由善后会议决定。”(93)如果清室有足够的耐心静候会议开幕，也许将能迎来天子还宫的一天。但现实的因素比观念更为复杂。即使段、张的实力强大到足以操纵善后会议的全部进程，他们是否能够保证清室的安全，阻止国民军制造新的事变？11月29日，溥仪在陈宝琛、郑孝胥、庄士敦的带领下离开醇王府，秘密出逃到东交民巷的使馆区。从这一事件看来，清室对段、张的控制能力并不乐观。
    获知此事后，段、张对清室的举动都一度感到不满。(94)但张作霖很快离开了北京。经过芳泽谦吉的斡旋，段祺瑞也对清室表示谅解。(95)但社会舆论似乎远没有段祺瑞那样易于曲谅。周作人坦言：“我不知道他出奔的理由，但总觉得十分残忍。”(96)许斋认为在溥仪离开外国势力范围之前，不应发还溥仪私产，因为“我们须先认定我们所要优待的，是安居中国的溥仪，不是潜居外人势下的溥仪”。(97)当然，也有人认为不必为此大惊小怪：“按新修改之优待条件，溥仪之帝号已去，居住自由，吾人自不必因其出走而多疑骇。”(98)溥仪避居日使馆只是一个插曲。在这段时间内，遗老仍旧在进行争取优待条件的活动，大部分舆论也依然担心段祺瑞将恢复清室旧状。争执还在继续，并在不久以后演化为另一场事变。
    (二)溥仪避居天津
    溥仪赴东交民巷之后，段祺瑞准备恢复优待条件的传闻一直没有中止。12月7日，高君宇著文称：“听说执政府已暗中决定恢复优待了。”(99)12月25日，《申报》也称段祺瑞“似倾向于恢复优待条件说。”(100)
    在回宫的路途中，一个显著的障碍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存在。前文已述，该委员会是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的产物。如果段能够架空甚至撤销委员会，就可以在这一基础上对《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发起进一步挑战。12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议决《点查清宫物件规则》，决定从23日起开始点查清官古物。执政府却于12月21日下发公函，以“现清室善后之事，正在筹议办法，该委员会未便遽行查点”为由，要求委员会中止点查工作。(101)然而，这一组织能否正常活动与其说取决于临时执政的命令，不如说取决于国民军的实力。时任内务部职员的吴瀛观察到了这一点。22日上午，吴瀛劝说内务部次长王耒不要执行中止点查的命令时，即以国民军的态度为词：“警卫司令鹿钟麟就是极端主张的一人，万一他不奉令，是否要警察厅同他对立起来？本部恐怕要为难，有关威信，似乎要慎重。”(102)警卫司令很快公开了他的“酌量”结果——当天下午，在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会议上，鹿钟麟明确表态：军人虽然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是要迫我向后转，那也就有所不顾了”。(103)这意味着鹿的军队将在这次纠纷中站在委员会的一边。在国民军的支持下，委员会复函执政府，表达了继续履行职责的强硬立场。(104)12月23日，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五名清室代表以遵守执政府命令为由，拒绝出席会议。他们的杯葛仍然没有效果：24日，其他成员决定在清室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仍然开始点查。(105)
    在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较量中段祺瑞暂时失败了，但恢复优待条件的路并没有阻绝。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开幕。2月13日，善后会议召开第一次大会，选举赵尔巽为正议长。赵是被目为前清遗老的人物。(106)有人担忧地说：“以民国善后会议，而以口口声声宣统十六年者为之长。其非常露骨之第一事，又即受复辟帝制党之包围，于光天化日之下，公开为复辟而推翻民国之运动，究竟民国善后会议？抑清室善后会议？或清室中兴开国之会议乎？”(107)这里的“公开为复辟而推翻民国之运动”指的是遗老为恢复优待条件所展开的社会活动。李宗侗回忆道：“清室内务府暨遗老们，既然通过段祺瑞未有能够把善后委员会之点查工作查止，于是，仍不死心，在民国十四年春天，乘着执政府开善后会议的时候，以正谊书社的名义出版了一本‘保障皇帝的通电’，内容包括满蒙协进会、满族共进会、旗族互救急进会、京师总商会，另有十五个省份……凡具名者共八十一人。”(108)对于清室的反对者而言，这些事件似乎带来了一种令人不安的空气。
    国民军对此感到警惕。2月14日，冯玉祥对部下表示：“若提优待清室条件，我国民军便不加入，如果坚决主张，吾等即宣言攻北京。”(109)国民军在北京的军事存在，以及它在清室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成为清室同情者在善后会议期间没有取得进展的重要原因。
    舆论的反应显得更加激烈。尽管遗老旧臣活动的目的在于恢复1924年11月5日之前的状况，但清室的反对者在“共和—复辟”两分的逻辑下，把他们的活动与复辟阴谋联系在一起。钱玄同坦言遗老的举动使他增加了对清室的恶感：“我于是把对于亡清的武装已经解除了的，现在又重新要披挂起来了，看他们那样勾结外人来捣鬼，说不定仇恨之心比以前还加增些。”(110)出于对清室的仇恨心理，杀戮溥仪的呼声高唱入云。吴稚晖认为如果段祺瑞为了私恩而帮助溥仪，那么民众将“由是而认真，由是而仇嫉，由是而激昂”，结果是“溥仪先生亦或把臂于尼古拉第二”。(111)国家主义派曾琦的言论更为直接：“溥仪不杀，祸根终不能绝。”(112)带有共产派色彩的王铁肩也强硬地说：“我敢代表三十岁以下头上减去毛辫的青年说：没有一个不愿意把你(溥仪——引者注)根本锄掉的。”(113)尽管这几位作者的政治立场不同甚至对立，在支持处决溥仪这一点上却毫无分歧。在舆论与清室浓厚的对抗空气中，“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在2月21日应运而生。“该同盟中人，因清室遗老四出运动，希图恢复优待条件，迫促政府迎接溥仪回宫，声势浩大，故连日分头向各界请洽，征求同志，昨日一天之内，加入该盟者已不少。”(114)“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的成立意味着在北京的反清室舆论已经开始联合，并有计划地展开宣传和活动。舆论进一步朝着对清室不利的方向发展。
    2月23日晚，溥仪等人忽然背着段祺瑞，在日本人帮助下乘火车前往天津。(115)此时善后会议只开过两次大会(分别是2月13日和19日)，而第三次大会定于2月24日召开。溥仪在善后会议的结果尘埃落定之前就匆匆离去，这一事变不能不引起时人的关注。与避居东交民巷日使馆类似，此次出逃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安全的担心。事后内务府大臣柯劭忞等人解释道，“因北京有人预谋加害，故决意出洋避祸”。(116)芳泽谦吉在回忆录中也称，溥仪因为“颇担心安全问题”而前往天津的日本租界。(117)所谓“安全问题”主要与舆论空气有关。(118)在遗老旧臣围绕善后会议开展活动的刺激下，反清室的舆论不断趋于激烈，以至于溥仪即使在东交民巷也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因此不等善后会议结束就匆匆离开。
    从溥仪再次背着段祺瑞出走的事实可以看出，段的权威仍然受到怀疑。但与上一次事件类似，段虽然一度表示不满，不久之后仍然转而承认事实，赞成溥仪离京。(119)
    社会舆论却不像段祺瑞那么善于容忍。试与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驱逐出宫之后舆论的观感相比较。溥仪出宫后一段时间内，虽然有人认为应当彻底废除优待条件，但这种观点并不是舆论的主流；而且即便在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中，也几乎无人主张诛戮溥仪与遗老。1925年2月23日溥仪出京避入天津日租界后，不但要求彻底废除优待条件的声音不断高涨，要求处罚溥仪和遗老的主张更是散见于这一期间的报刊中。有人总结溥仪出京以后舆论的观感：“近来社会上对于处置清室问题，分出两派。一为和平的，如徐谦、陈大齐、钱玄同等，只主张将优待条件根本取消，而对于溥仪及遗老皆不加处分。一为激烈的，如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中之分子，主张根本取消优待条件外，并要惩办溥仪及遗老。此两派之主张，究竟能否达到目的，尚俟其努力运动与否以决定之。惟对于后一派之主张，一般青年多赞成之。”(120)主张根本取消优待条件者被认为是相对温和的派别，舆论倾向的改变可想而知。
    既赞成取消优待条件又强调保护溥仪权利的见解，如徐谦等253人于3月初在公开发表的意见书中所表达的观点：“所望凡我国民，急起力争，督促政府，将玷污民国之优待条件，根本取消。另酌给溥仪以相等之产业，使之自谋生理。穷困旗民，设立工厂以救济之。”(121)比它更激进的是严惩溥仪和遗老的主张。“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可作为这一派的代表。在获悉溥仪出走的消息之后，该组织于2月25日发表宣言，“警告政府，以后应努力杜绝各方面类似复辟之运动，并命令根本取消清室优待条件，交涉引渡溥仪，归国惩罚”。(122)2月26、27日，它分别致电段祺瑞和日使馆，重申惩办溥仪和遗老的主张。(123)到了3月4日，该同盟甚至要求“诛戮溥仪”。(124)它不必担心曲高和寡。3月18日，北京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通电呼吁“引渡屡图不轨之废帝溥仪及蠢惑破坏共和之二三遗老，悉数诛戮”。(125)旅日华侨也宣称，如果溥仪果然前来日本，就将亲自动手把他除掉。(126)除此之外，从“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在若干大城市的影响力来看，持有严惩溥仪及遗老主张的人应不在少数。(127)
    善后会议于4月21日闭幕，清室优待条件问题最终没有成为会议的议题。更重要的是，从醇王府到东交民巷，从东交民巷到天津，溥仪离故宫越来越远，反清舆论越来越激昂，段祺瑞对北京政局有心无力的事实也通过一次次事件彰显。这些事件表明，只要国民军还在继续控制北京，清室回銮就只能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梦想。更何况，在诸多势力互动的过程中，恢复优待条件在社会舆论方面的阻力越来越大。到了1925年夏季，随着复辟文件的发现，舆论的阻力更是达到了新的顶点。
    (三)复辟文件的发现
    7月31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在点查故宫养心殿时，发现若干与复辟密谋有关的文件。它们都形成于1924年春夏之间。(128)委员会决定向京师地方检察厅举报，并两次致信外交部，以庄士敦与复辟阴谋有关为由要求驱逐庄士敦出境。但这些努力都没有起到直接效果。(129)
    尽管与复辟文献有关的清室人员虽然没有受到处罚，这些文件的发现却为1924年11月5日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的行为提供了新的合理化依据。1925年3月，清室的支持者曾经针对指责溥仪危害共和的观点，作过这样的辩解：“如有此项犯罪行为，宫内必有多少证据，何以此次仓皇离宫以后，一般清理产物人员，经如此详密点查，并未发见有片纸只字，可以证明溥仪为有罪。是溥仪对于民国，并无丝毫犯罪行为，已人人共见。”(130)既然复辟密谋在7月底被证明确实存在，驱逐清室出宫就自然获得了合理性；反过来，要求恢复优待条件、阻挠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的行为更易被视为同情复辟。陈垣在1925年8月4日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会议上即表示：“前日点查员在宫中发见去岁种种秘密奏折文件，事关复辟密谋，由此证之，对于清室之处置，不为太过，且于巩固国本，诚为必要，由此亦可证明此次阁议及数月以来政府对于委员会态度之不当。”(131)
    这一事件增加了舆论对清室遗老旧臣的恶感。章太炎认为康有为等谋划复辟的人如果不被惩治就将对共和政体继续造成危害：“若再与迁延，将来彼事成否，虽未可知，而簧鼓所及，使文学之子，皆化为背叛之人，一国之中，为民国与为清者分处其半，尚复成国体乎？”(132)钱玄同义愤填膺地指责溥仪：“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至十二日，他已经造过一次反了。一九二四年，他又嗾使他的底下人图谋不轨，事虽未成，而种种谋逆之文件今已搜获。伪奏昭昭，魑魅魍魉原形尽露。”(133)还有人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政府。《国闻周报》的一篇文章谓：“顾今自此项密谋发现以来，迄已半月，乃不闻北京司法官厅有如何之举措，其理殊不可解。”(134)“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也称：“总之，政府不将清室房产仍由善后委员会保管，确有铁证之复辟党不加惩办，实属贻祸民国，即无异与我国民宣战。”(135)
    舆论的反感还可以从种种辟谣声明中得到体现。被卷入《江亢虎致金梁请觐溥仪函》、《江亢虎致金梁再觐溥仪函》、《金梁为江亢虎请觐折》等复辟文献之中的江亢虎，就在报上刊登广告，辩称自己与复辟阴谋无关——他把觐见溥仪的动机解释为劝说溥仪远离复辟。(136)溥仪也声明自己无意复辟，并指责“此次清室善后委员会所宣布之各种文件，多数捏词伪造而来”。(137)萧耀南因为被复辟文件提及，发表电报否认，宣称文件纯属造谣。(138)当然，并非每一位与复辟文件相关的人都急于否认。康有为即坦承：“日前北京清室善后委员会，所发见之建议书，确系余年来所论著，托由宣统逊帝师傅英人庄士敦博士代余转奏者。”(139)遗老对复辟文件的态度与溥仪并不一致，使溥仪难以真正说服舆论接受他的辩解。
    总之，这些文件的发表使清室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它为“共和”与“复辟”二分的观念提供了论据支持；把“恢复优待条件”等同为“复辟”的论证看起来更加理直气壮。舆论阻力的增加，使溥仪回宫的努力变得更为举步维艰。
    (四)国民军出京之后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举行了开院典礼。黄郛的发言沿用了“共和—复辟”二分的思路。马衡回忆：“先生于开幕时亲临演说，略谓‘今日开院为双十节，此后是日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重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卫之’等语。此后政权虽迭有变更，而博物院终能化险为夷，不为破坏者，皆先生此言有以召之也。”(140)在国民军出京之后，反清室的社会舆论对于遏制优待条件的恢复而言，就显得更为重要。
    1926年4月15日，在奉军、直鲁联军、晋军的夹攻之下，国民军撤出北京，退往南口。“清室方面以吴佩孚主持政局之杜内阁下，于国民军时代之所设施当然易于推翻，乃由遗老式之一般谋臣、策士纷纷施其活动。”(141)5月份，清室根据王怀庆布告中“恢复十三年政变前原状”一语，要求收回南苑水田经租权。(142)6月初，遗老刘廷琛“奉旨来京，与当道酬酢”。(143)7月初，清室要求收回颐和园的管理权；“当局以所请各节，于十三年以前旧例相符，业允交还。”(144)如果说这些只是遗老活动的前奏，那么7月中旬的恢复优待条件之议就是他们试图引入的正题。
    7月13日，吴佩孚收到清室来信，要求“立即予清室以便利，俾得恢复民十三之旧观”。(145)14日，吴佩孚将函件转交代理内阁总理杜锡圭。杜转交内务部讨论。内务部参事室决定反对清室要求，并列出四点理由。前三点都在论证修正优待条件的合理性，后一条则表明了对恢复清室原状与复辟关联的担忧：“即舍上述之事而言，此事亦不能径予恢复，因此时国事尚未大定，复辟阴谋，并未全熄，若径予恢复，则有种种危险也。”(146)吴佩孚很快致电杜锡圭，要求勿把恢复优待条件问题提出阁议，“即以搁置为变相之撤销”。17日，内务总长张国淦对宝熙明确表示，恢复旧状的要求无法办到。(147)《申报》认为吴佩孚这么做是因为担心被舆论认为与复辟有关。(148)吴致电康有为，解释不予恢复民元优待条件的原因时，也以复辟嫌疑为辞：“冯之行动，实为不合。但今欲推翻此案，而将溥氏迎回，与交还故宫，并恢复优待条件，则予将受复辟嫌疑。总之，优待条件既已破坏，如再恢复，则物议必多，只可听其自然而已。日前晤某某二老，均语及此，余亦以此意告之，二老亦甚以为然。”(149)屡次表达对复辟嫌疑的担心，可见吴佩孚的顾虑所在。
    遗老运动恢复优待条件的行为引起舆论的反对。“当时报纸揭载其事，为引起不少之反响，其反对最烈函电驳诘者有众议院议员李燮阳及何弼虞、李昆璇、刘彦、李思阳、彭邦栋、禹瀛、彭汉遗、龙鹤龄等，当时全国商联会亦提案反对。”(150)章太炎于7月20日致电吴佩孚，指责他在还宫问题上对遗老态度不够强硬。(151)7月22日，吴佩孚在复电中谦恭地表态：“拒绝还宫，足以永绝复辟之祸，尊论严正，良深佩荷。”(152)舆论的普遍反对被认为是恢复优待条件之议流产的重要原因——内务部参事把清室函件内容向报界透露，“故少数报纸始略得其梗概，而此时遂成众矢之的，乃有今日搁置之结果。”(153)
    如前所述，虽然恢复优待条件与复辟并不能等量齐观，但舆论已倾向于把这样的行为贴上谋求复辟的标签。有人评论新旧阵营之间互相贴标签的现象：“大抵思想稍旧者，则指新者为赤化，以为赤化乃诬蔑新者之绝好名词也。而新者反唇相讥，则指旧者为复辟，以为复辟乃诬蔑旧者之绝好名词也。揆其实则赤化固非事实，复辟亦属虚构。”(154)理论上，清室的支持者可以把1924年11月5日国民军的行为称为赤化，因为冯玉祥本身就已经被他的反对派贴上了赤化的标签。康有为就宣称：“列国咸谓冯倡赤化，落井下石，破坏优待条件致吾天子蒙尘。”(155)然而，这样的观点没有获得广泛认可。国会议员何弼虞反驳道：“溥仪之应驱逐，乃一般人民之心理，冯党不过适为先驱耳。且冯玉祥虽属赤化首领，而主张驱逐溥仪，并非赤化之行为。”(156)国家主义派也认为反对赤化诚然必要，但这不是为“复辟”行为开脱的理由；相反，对“复辟党”和对共产党一样，都必须“并斥之”。(157)主张反赤甚力的章太炎也辩称冯玉祥驱逐溥仪的行为与赤化无关：“冯之罪在后日之通俄，不在前此之废溥仪，一是一非，岂容牵合。”(158)既然清室的支持者无法积极地说服舆论把《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与赤化色彩联系在一起，就只能消极地小心回避可能的复辟嫌疑。
    吴佩孚反对恢复清室旧状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本身与清室的关系并不深厚。如前文所述，他曾经主张废除优待条件，并一度对清室的拉拢表示冷淡。7月16日，吴佩孚表态拒绝把故宫交还给溥仪，理由之一就是“故宫前在冯氏手，予亦未尝主张交还清室”。(159)
    张作霖对清室问题的态度也耐人寻味。有人认为清室之所以在7月份要求当局恢复优待条件，是因为受到张作霖的鼓励。(160)从张作霖过去的言行来看，他当不甘心对清室的状况置之不理。但之所以放任这样的状态继续，仍与对复辟嫌疑的担心有关。这从张学良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如果张学良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可以代表其父的话。记者问：“康有为一度入都，复辟之谣又起，将军于意云何？”张学良回答：“复辟名词，似不宜再见于当世。然而复辟之谣，时时吹入吾人耳膜，此无他，由于一二好事者制造空气，以快心胸而已。近则康南海等力谋恢复故宫，而浮言骤兴，实则康鉴于潮流，亦未必敢再为溥仪希帝位。此时岂仅人民心恶而痛绝之，吾恐溥仪个人，亦必感受平民之乐，无复作皇帝之迷梦也。”(161)张学良注意到复辟是“人民心恶而痛绝之”的行为，并承认复辟“似不宜再见于当世”，似乎隐含着一种考虑，即向舆论澄清奉系与复辟传言的关系。与吴佩孚相似，舆论对复辟嫌疑的警觉同样制约着张作霖实施有利于清室的措施。
    此外，国民军出京之后的政局具有更加浓厚的临时特征。吴、张等人忙于与带有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作战，对于帮助清室回宫这样利益小而风险大的事情，自然不会放在议事日程的优先位置。此后，中国南北的战况愈烈，形势对北京政府的掌控者愈加不利，配合清室还宫这一目标的重要性也更是不断降低。后来的情形正如溥仪所叙述的：“到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前锋势如破竹，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的前线军队，不住地溃败下来，他们正自顾不暇，哪有心思管什么优待条件？”(162)
    余 论
    综上，自1924年11月起，直到北京政府覆灭，溥仪一直未能回宫。国民军对北京的有效控制是遏制遗老运动段、张恢复优待条件的重要保证。在国民军的震慑之下，清室遗老先在段祺瑞撤走醇王府守军后避居东交民巷，又在善后会议筹备之时四出活动，宣传恢复优待条件。在国民军、段张、遗老等势力的互动过程中，社会舆论愈发激进，使清室因顾虑安全问题而逃往天津。此后，时人倾向于把“共和”与“复辟”看作非此即彼的两端，并将恢复1924年11月前原状的努力等同于谋求复辟。尽管这样的观点在逻辑上难以成立，但1925年夏天“复辟文献”的发现使它看上去获得了实证材料的支持，以至于1926年国民军出京之后，自顾不暇的吴佩孚、张作霖等人虽然掌控着北京局势，但为了避复辟之嫌，即使存在对清室的同情也一直不能转为行动。
    但值得一提的是，1917年张勋操纵溥仪复辟时没有出现“优待清室即为主张复辟”的一般舆论，尽管此时清室与复辟的关联远比1924－1925年明显。胡平生先生考证道：“一般而言，北洋派及其所属各省区军政长官的通电，都将复辟责任完全推在张勋等人身上，对清室毫无只字片言的抨击。……至于西南各省及民党人士反对复辟的通电，在痛斥张勋等人之余，一般均无回护清室的文字……而公然主张处分清室的通电，却少之又少，仅寥寥两三则而已。”(163)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一是在北洋派中，反对清室的冯玉祥尚未占据主导地位，南方的革命党则因需要与同情清室的岑春煊、陆荣廷等人合作，投鼠忌器，在宣传上无法侧重于声讨清室责任。(164)二是在公众认知中，张勋、康有为是复辟的主动者，清室仅为被动。在讨伐复辟的过程中，支持共和的军队将领在通电中多声称清室是被胁迫而非自愿复辟；7月17日颁布的大总统令更是以国家文件的形式，对清室与复辟的关系进行了澄清。(165)一些对议论政治兴趣不浓的学者在谈论张勋复辟的诗文中，反映了他们接受了清室被动复辟的认知。(166)即便是呼吁严惩溥仪的孙中山也承认：“而民国清议，亦谓复辟之祸，叛督实为先驱。”(167)三是在趋新的文化界看来，与在政治上取消清室的活动空间相比，思想和文化方面的革命显得更为紧迫。以《新青年》而言，在张勋复辟后一年间谈论复辟问题的文章中，也未见直接要求惩罚清室的主张。相反，新派作者倾向于从思想文化角度立论。如陈独秀言：“今中国而必立君，舍清帝复辟外，全国中岂有相当资格之人足以为君者乎。故张康之复辟也，罪其破坏共和也可，罪其扰害国家也可，罪其违背孔教与国民之心理则不可，罪其举动无意识自身无一贯之理由则更不可。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168)陈独秀在逻辑上将尊孔与复辟绑在了一起——几年后舆论中“恢复优待条件”取代了“尊孔”在这一等式中的地位。至于1924－1925年间在反清室方面十分活跃的钱玄同、吴稚晖、周作人等人，1917年下半年却几乎没有发表直接针对清室的意见；在为数甚少的有关张勋复辟的评论中，他们的关注点只是集中于思想文化方面。周作人还回忆道：“我来到北京，正值复辟的前夜，这是很不幸的事情，但也可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经历这次事变，深深感觉中国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169)可见此时舆论尚未形成要求取消清室优待条件的空气。
    不过，反清室者仍然存在且不时对优待条件发起进攻，尽管进攻断续不常且成效不彰。它们直到1924年11月之前只是潜流，既未能有效推动优待条件的改废，又无法形成浩大的舆论攻势。直到冯玉祥驱逐溥仪，清室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这样的观点才浮出水面，成为显流。无论是北方的冯玉祥还是南方的革命党，此时均能不加忌讳地宣传取消优待的主张，而趋新舆论的目光也不再像五四时期那样集中于思想文化方面，而是同时投向对清室问题的政治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共和”与“复辟”两极对立的舆论观开始形成。但这一观念并非在一开始就被反复言及。如前文所述，11月5日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之时，此举的支持者主要着眼于为其合法性进行解释，在解释的过程中虽然把“拒绝修改”与“维护帝制”等量齐观，但这一逻辑在论述中不占主要地位；事实上，舆论对溥仪的态度还颇有期待。11月29日溥仪避居日使馆后，舆论风向尚无明显变化。直到2月1日善后会议开幕，遗老频繁活动恢复优待条件，行动上居于主动发起的地位，不同于此前的被动；他们的活动屡屡见诸报端，不同于此前的密谋——这种主动与公开的活动方才触怒舆论，使“恢复优待条件”与“谋求复辟”相关联、非“共和”即“复辟”的逻辑被不断提起。时局的更易、舆论关注点的变化、清室支持者行为的特点等因素的综合，也许可以解释为何这种两极对立的舆论观出现在清室复辟可能性已经很小的1924－1925年之际，而非1917年。
    从1924年11月到1926年，就溥仪出宫一事而言，可以观察到北洋时局经历了朝野两个层面的变化：一方面，北洋派内部较易受共和、革命观念影响的边缘势力一度走向中心，使政府中断了与清室的友好关系。即使传统北洋派重新掌权，对于在与国民军和南方革命党的作战中自顾不暇的张作霖等人，恢复清室优待条件远不是需要优先考虑的内容。另一方面，社会观念趋向激烈化和革命化，非黑即白的论证逻辑成为激烈化舆论的重要特点，执政者的选择不得不受制于社会舆论的影响。正是在这一朝野时局变迁的背景之下，溥仪回宫的愿望一直未能得到实现。
    (作者附记：感谢杨奎松、罗志田、王奇生、汪朝光诸位老师在拙作撰写和修改过程中所提出的意见和给予的指点。当然，文中的任何错误与纰漏均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沙培德的《溥仪被逐出宫记》(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一九二零年代的中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2002年)和胡平生的《民国初期的复辟派》(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第五章第二节均以对溥仪出宫的史事叙述为主题；沙文重点探讨了不同材料的差异，胡文则对细节阐述较详。此外，喻大华《重评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事件》(《学术月刊》1993年第11期)侧重于对事件消极后果的评论，范泽刚《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事件之社会反响》(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则几乎是对史料的简单分类罗列。前述论著均未从本文所着眼的角度考察这一事件，亦未解决本文所提出的问题。
    ②参见《民国元年宣布优待条件诏书》，《东方杂志》第21卷第23期，1924年12月10日，第123－125页。
    ③参见《民国元年宣布优待条件诏书》，《东方杂志》第21卷第23期，1924年12月10日，第123－125页。
    ④《发现清室优待条件秘密遗物》，《京报》1925年2月10日第7版。
    ⑤徐彬彬：《清室事件之彻底批评》，《国闻周报》第2卷第5期，1925年2月15日，第18页。
    ⑥吴景洲：《故宫五年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2页。
    ⑦记者：《修改优待清室条件之经过》，《国闻周报》第1卷第16期，1924年11月16日，第6页。
    ⑧那志良：《宣统皇帝出宫前后》，《传记文学》第36卷第1期，1980年1月，第91页。
    ⑨参见李念慈的分析。李念慈：《满洲国记实》，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第9页。
    ⑩胡嗣瑗：《甲子蒙难纪要》，《近代史资料》总83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96页。
    (11)鹿钟麟：《驱逐溥仪出宫始末》，《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0页。
    (12)参见《冯玉祥日记》1923年3月18日、5月3日、7月11日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01、331、411页。
    (13)《清室优待条件有取销说》，《申报》1922年6月28日第10版。这一提议引起了遗老的恐慌，参见《郑孝胥日记》1922年6月28、29日，7月1、7日，8月1、13、14、16、17、20日条，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14)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23页。
    (15)(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陈时伟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第205页。
    (16)段思召：《无题的通信》，《京报副刊》第53号，1925年2月6日，第8版。
    (17)冯玉祥：《国事刍言》(1925年6月)，《冯玉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10页。
    (18)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4册，第1842页。
    (19)(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第217页。
    (20)周鲠生：《清室优待条件》，《现代评论》第1卷第1期，1924年12月13日，第11页。
    (21)杨天木：《与班延兆君讨论》，《京报副刊》第26号，1925年1月4日，第7版。
    (22)章炳麟：《关于清室事件》，《京报副刊》第244号，1925年8月20日，第6版。
    (23)《李庆芳议撤清室帝号》，《申报》1922年7月30日第7版。
    (24)《溥仪婚礼记》，《申报》1922年12月3日第7版。
    (25)《李燮阳再提取消优待条件》，《申报》1924年3月1日第10版。
    (26)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64页。
    (27)《天津电》，《申报》1924年4月19日第3版；又见《李燮阳催决取消清室帝号》，《申报》1924年4月20日第7版。
    (2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1册，第645页。
    (29)吴锡祺：《驱逐溥仪出宫》，《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第74页；鹿钟麟：《驱逐溥仪出宫始末》，第101页。
    (30)详细经过参见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5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5－356页；《溥仪出宫追记》，《晨报》1924年11月7日第2版。
    (31)记者：《修改优待清室条件之经过》，第5页。
    (32)罗振玉：《集蓼编》，《雪堂自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1－52页。
    (33)参见李景铭：《一个北洋政府官员的生活实录》，《近代史资料》总67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2页；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4册，第2025页。
    (34)金梁：《遇变日记》，吴景洲：《故宫五年记》，第117－118页。
    (35)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36页。
    (36)冯玉祥：《我的生活》，上海：上海教育书店，1947年，第153页。
    (37)冯玉祥：《我的生活》，第509－510页。
    (38)例子见《冯玉祥日记》1924年11月22日、1925年1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1册，第658页；第2册，第4页；冯玉祥：《五原誓师宣言》(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选集》上卷，第19页。
    (39)《张继函阎锡山拥段之外应与国民军确实结合》(1924年11月10日到)，《阎锡山档案》第7册，台北：“国史馆”，2004年，第137页。
    (40)公展：《国内外一周大事纪》，《国闻周报》第1卷第19期，1924年12月7日，第17页。
    (41)李石曾：《故宫博物院记略》，吴景洲：《故宫五年记》，第150页。
    (42)《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政府公报》，1924年12月14日，第3－4页。
    (43)成员名单见吴瀛：《故宫尘梦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44)李景铭：《一个北洋政府官员的生活实录》，第132页。
    (45)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4册，第2025页。
    (46)李景铭：《一个北洋政府官员的生活实录》，第132页。
    (47)爱新觉罗·溥佳：《溥仪出宫的前前后后》，《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北京：求实出版社，1985年，第15页。
    (48)关于天津遗老的努力，见罗振玉：《集蓼编》，第52页。关于上海遗老的活动，见胡嗣瑗：《甲子蒙难纪要》，第99页；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2卷，1925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重印，第68页。
    (49)李景铭：《一个北洋政府官员的生活实录》，第132页。
    (50)《段祺瑞表示不满》，《晨报》1924年11月7日第2版。
    (51)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76－177页；又见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4册，第2026页。
    (52)《潘连茹电阎锡山报告与段祺瑞会晤情形十一项》(1924年11月12日到)，《阎锡山档案》第7册，台北：“国史馆”，2004年，第142页。
    (53)《潘连茹电阎锡山报告在京探得时局情况十一项》(1924年11月12日到)《阎锡山档案》第7册，第145页。
    (54)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第197页。关于段、张意见一致的另一记叙，见爱新觉罗·溥佳：《溥仪出宫的前前后后》，《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第17页。
    (55)(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第325页。
    (56)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2卷，第68－69页。
    (57)罗敬：《段祺瑞来京以前》，《向导周报》第93期，1924年12月3日，第782页。
    (58)11月14日日记，金梁：《遇变日记》，第122页。
    (59)幼石：《我以为这才是对溥仪的澈底办法》，《共进》第72期，1924年12月16日，第2－3页。
    (60)《清废帝移出禁城之详情》，《申报》1924年11月15日第6版。
    (61)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2卷，第68页。
    (62)《三百年清运昨日告终》，《顺天时报》1924年11月6日第7版。
    (63)止水：《且看裁撤胼枝机关以后》，《晨报》1924年11月7日第2版。
    (64)《胡适致王正廷(稿)》(1924年11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68－269页。11月9日的《晨报》第2版报道了这封信的部分内容。从胡适与庄士敦、周作人等人的通信来看，这封信被《晨报》登载之后方才产生社会影响，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69、270、276页。
    (65)1924年11月6日日记，《顾颉刚日记》第1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550页。
    (66)《清帝迁出皇宫之理由》，《顺天时报》1924年11月6日第7版。
    (67)周作人：《致溥仪君书》(1924年11月30日)，《语丝》第4期，1924年12月8日，第4页。
    (68)徐旭生：《十一月五日的感想》，《京报副刊》第319号，1925年11月5日，第4版。
    (69)钱玄同：《告遗老》，《语丝》第4期，1924年12月8日，第3页。
    (70)《清帝迁出皇宫之理由》，《顺天时报》1924年11月6日第7版。
    (71)吴稚晖：《国民党不加入善后会议》，周云青编《吴稚晖先生文存》上卷，上海：医学书局，1925年，第19页。
    (72)《张继等赞同令溥仪出宫电》，《申报》1924年11月15日第6版。
    (73)邵力子：《为教育界争人格》(1925年2月3日)，傅学文编：《邵力子文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08页。
    (74)毛壮侯：《溥仪想做人——胡适不想做人》(1924年11月19日)，高君宇《高君宇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01页。
    (75)董秋芳：《致胡适之先生的一封信》(1925年1月15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301－302页。
    (76)《胡适致李书华、李宗侗》(1924年11月2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78页。
    (77)江震亚：《学者说话不会错？》，《京报副刊》第37号，1925年1月15日，第7版。
    (78)幼石：《我以为这才是对溥仪的澈底办法》，第4页。
    (79)芸零：《澈底之修正优待清室条件》，《顺天时报》1924年11月10日第3版。
    (80)李石曾：《故宫博物院记略》，第151页。
    (81)《恢复清室优待条件之传疑》，《晨报》1924年11月26日第3版。
    (82)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4册，第2029页。
    (83)《恢复清室优待条件之传疑》，《晨报》1924年11月26日第3版。
    (84)《北京政闻》(11月27日)，《申报》1924年11月28日第4版。
    (85)《清室优待条件发生问题》，《晨报》1924年11月29日第3版。
    (86)遐庵年谱汇稿编印会编：《叶遐庵先生年谱》，俞诚之编：《遐庵汇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240页。
    (87)1925年3月23日日记，《吴焘日记》(选录)，《近代史资料》总55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65页。
    (88)李石曾：《故宫博物院记略》，第151页。
    (89)(英)庄士敦著：《紫禁城的黄昏》，第331页。
    (90)《满蒙优待条件将下指令》，《晨报》1924年12月2日第2版。
    (91)《临时执政指令第二十二号》，《政府公报》1924年12月3日，第4页；另见《满蒙回藏待遇条例》，《晨报》1924年12月4日第2版。
    (92)见前文；亦可参见金梁：《遇变日记》，第124－125页。
    (93)《清室优待条件发生问题》，《晨报》1924年11月29日第3版。
    (94)段祺瑞的不满，见吉田茂领事12月3日向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的报告，(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上，吴杰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76页。张作霖的不满，见庄士敦对11月30日晚上拜访张作霖的回忆，(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第341－342页。
    (95)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91页。
    (96)周作人：《致溥仪君书》，第5页。
    (97)许斋：《溥仪的私产问题》(1925年1月28日)，《现代评论》第1卷第9期，1925年2月7日，第19页。
    (98)《溥仪出奔日使馆》，《晨报》1924年11月30日第2版。
    (99)高君宇：《〈溥仪想做人——胡适不想做人〉按语》(1924年12月7日)，《高君宇文集》，第199页。
    (100)《北京电》(24日)，《申报》1924年12月25日第4版。
    (101)《执政府查止点查清官物件详情》，《晨报》1924年12月24日第3版；吴瀛：《故宫尘梦录》，第27页。
    (102)吴瀛：《故宫尘梦录》，第27页。
    (103)吴瀛：《故宫尘梦录》，第30页。
    (104)《执政府查止点查清官物件详情》，《晨报》1924年12月24日第3版。
    (105)《清宫物件昨日开始检查》，《晨报》1924年12月25日第2版。
    (106)平生：《皆相当重视善后会议》，《京报》1925年2月15日第2版。
    (107)素昧：《溥仪在日使馆之行动》，《京报》1925年2月20日第2版。
    (108)李宗侗：《吴稚晖师与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工作》，杨恺龄编：《吴稚晖先生纪念集续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第32页。
    (10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16页。
    (110)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语丝》第8期，1925年1月5日，第5页。
    (111)稚晖：《溥仪先生！》，《京报》1925年2月19日，第7版。
    (112)曾琦：《溥仪曹锟不杀何为？》，《醒狮周报》1924年12月13日第1版。
    (113)王铁肩：《忠告溥仪和溥仪的保皇党》，《京报副刊》第33号，1925年1月11日，第7版。
    (114)《反对优待清室同盟积极进行》，《晨报》1925年2月22日第6版。
    (115)具体经过参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87－88页；《溥仪秘密赴津之京津通信》，《申报》1925年3月1日第6版。
    (116)《段传见大臣》，《京报》1925年2月26日第2版。
    (117)(日)芳泽谦吉：《芳泽谦吉在华回忆》(续完)，陈天鸥译，《传记文学》第1卷6期，1962年11月，第30页。
    (118)参见吴焘1925年2月27日日记，《吴焘日记》(选录)，第161页；《溥仪秘密赴津之京津通信》，《申报》1925年3月1日第6版。
    (119)见《溥仪在逃别报》，《京报》1925年2月26日第2版；《溥仪走后之面面观》，《申报》1925年3月2日第5版；《段祺瑞之谈话》，《晨报》1925年3月10日第3版。
    (120)《全国响应反对优待清室》，《京报》1925年3月11日第7版。
    (121)《反对优待清室运动》，《晨报》1925年3月5日第3版。
    (122)《溥仪走后之面面观》，《申报》1925年3月2日第5版。
    (123)《溥仪走后之面面观》，《申报》1925年3月2日第5版；《溥仪出京之责问》，《晨报》1925年3月2日第3版。
    (124)《反清同盟招待新闻记者》，《京报》1925年3月5日第7版。
    (125)《国民会议促成会之通电》，《京报》1925年3月19日第7版。
    (126)《关于反清同盟之重要消息》，《京报》1925年3月13日第7版。
    (127)《全国反对优待清室运动大联合》，《京报》1925年3月12日第7版。
    (128)它们是：《康有为请庄士敦代奏游说经过函》(2月16日)、《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金梁条陈三事折》(日期不详)、《内务府大臣金梁条陈二事折》(3月10日)、《金梁条陈四事折》(日期不详)、《金梁列举贤才折》(4月10日)、《金梁为江亢虎请觐折》(3月19日)、《江亢虎致金梁请觐溥仪函》(日期不详)、《江亢虎致金梁再觐溥仪函》(日期不详)。8月份，委员会新发现《徐良请庄士敦代奏康有为行踪函》(7月13日)。内容见故宫博物院编：《甲子清室密谋复辟文证》，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
    (129)参见故宫博物院编：《甲子清室密谋复辟文证》，第203－207页。
    (130)安邦：《溥仪离京谁负责任》，《顺天时报》1925年3月15日第4版。
    (131)《清室善后委员会发表复辟文件》，《申报》1925年8月7日第10版。
    (132)章炳麟：《关于清室事件》，《京报副刊》第244号，1925年8月20日，第6版。
    (133)疑古玄同：《十一月五日是咱们第二个光荣的节日》，《京报副刊》第319号，1925年11月5日，第3－4版。
    (134)子宽：《清室图谋复辟与处分》，《国闻周报》第2卷第31期，1925年8月16日，第2页。
    (135)《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唯恐复辟》，《京报》1925年8月20日第7版。
    (136)《江亢虎启事》，《申报》1925年8月11日第1版。
    (137)《溥仪否认密谋复辟》，《京报》1925年8月20日第3版。
    (138)《萧耀南否认赞成复辟》，《京报》1925年8月11日第3版。
    (139)《康有为仍倡复辟之谬论》，《申报》1925年9月9日第7版。
    (140)马衡：《膺白先生与故宫博物院》，黄沈亦云《黄膺白先生家传》，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265－266页。
    (141)吴景洲：《故宫五年记》，第67－68页。
    (142)《北京杂讯》(21日)，《申报》1926年5月22日第5版。
    (143)《北京杂讯》(6日)，《申报》1926年6月7日第5版。
    (144)《颐和园仍归清室保管》，《顺天时报》1926年7月12日第7版。
    (145)《清室要求恢复民十三之旧观》(7月16日)，《申报》1926年7月19日第5版。
    (146)《清室要求恢复民十三之旧观》(7月16日)，《申报》1926年7月19日第5版。
    (147)《放还故宫说已无形消灭》，《顺天时报》1926年7月19日第7版。
    (148)《已告段落之溥仪复宫运动》(7月22日)，《申报》1926年7月26日第6版。
    (149)《宣统回宫事件尚无要领》，《顺天时报》1926年7月20日第7版。
    (150)吴景洲：《故宫五年记》，第67－68页。
    (151)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72页。
    (152)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872页。
    (153)《已告段落之溥仪复宫运动》(7月22日)，《申报》1926年7月26日第6版。
    (154)慎予：《赤化与复辟》，《国闻周报》第3卷第35期，1926年9月12日，第1页。
    (155)《宣统回宫事件尚无要领》，《顺天时报》1926年7月20日第7版。
    (156)《内务部决拒绝溥仪要求》，《申报》1926年7月21日第6版。
    (157)愚公：《共产党与复辟党》，《醒狮周报》1925年4月18日第1版。
    (158)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872页。
    (159)《吴佩孚对交还故宫之谈话》(16日)，《申报》1926年7月20日第4版。
    (160)见陈布雷的观察。布雷：《溥仪复宫问题》，《国闻周报》第3卷第28期，1926年7月25日，第3页。
    (161)《张学良之时局谈》，天津《大公报》1926年9月19日第6版。
    (162)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08页。
    (163)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第326－327页。
    (164)岑春煊、陆荣廷的言论，参见《岑春煊声请讨逆电》(1917年7月2日)、《陆巡阅使辨明捏名电》(1917年7月3日)，《东方杂志》第14卷第8号，1917年8月，第190页。
    (165)存萃学社编：《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7年，第32页。
    (166)参见胡先驌和黄侃的诗《书感》(1917年)，胡先驌：《忏庵诗选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页；《七月一日作》(1917年8月18日)，司马朝军、王文晖合撰：《黄侃年谱》，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4页。
    (167)《致段祺瑞电》(1917年7月19日)，《孙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6页。
    (168)陈独秀：《复辟与尊孔》，《新青年》第3卷第6期，1917年8月1日，第4页。
    (169)《复辟前后(一)》，《知堂回想录》第3卷，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年，第286页。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