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梅新林、俞樟华主持编纂的《中国学术编年》（以下简称《编年》）于2013年下半年出版。该书按时代分为先秦卷、汉代卷、三国两晋卷、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代卷、元代卷、明代卷、清代卷，凡9卷，一千余万言。近读此书，感其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内容涉及中西学术发展历程，具有学术著作与工具书的双重功能。 梅新林、俞樟华主持编纂的《中国学术编年》（以下简称《编年》）于2013年下半年出版。该书按时代分为先秦卷、汉代卷、三国两晋卷、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代卷、元代卷、明代卷、清代卷，凡9卷，一千余万言。近读此书，感其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内容涉及中西学术发展历程，具有学术著作与工具书的双重功能。 以学术著作和学者活动贯通中国学术史进程 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发端较早，体式也多。根据《中国学术编年·前言》的总结，主要有序跋体、传记体、目录体、笔记体、道录体、学案体、章节体、编年体八类。通常认为，学案体为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的开端，而编年体则在其后。 学术编年体，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继承，并且有其特定的发展历程。梁启超将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视作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发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学术史，创始于刘师培。他在《周末学术史》中指出，“学案之体，以人为主”。而他理想中的学术史，则应当融汇中西学术思想，是“以学为主，义主分析，故稍变前人著作之体也”。以此为嚆矢，20世纪学术史研究一时成为显学。梁启超、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前者“以学为主”，后者“以人为主”，为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指明了方向。 以人为主，或者以学为主，各有所长，都可以直观、系统地呈现某一学者或学派的学术传承，但又有其不足之处：不能较为全面地展现当时的学术环境，不能较为系统地揭示学术思想的源流变化。而史书中的“编年体”，则可以弥补这一不足。编年体的特点，是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而学术编年，重点就是以学术著作和学者活动为中心，完整呈现不同时期的学术进程与发展轨迹。 《编年》综合吸取历代史书与各种学术编年之长，加以融通，是借鉴“年代学”理论与实践成果对中国历代学术发展史的一次系统梳理，是一部力图全面综合与总结以往学术成果的集成性之作。 集各家之长展示中国学术史全景 《编年》采用一种全新的编纂体例，设立学术背景、学术活动、学术成果、学者生卒四大栏目，同时在各栏目适当处加注“按语”，另取同时期外国重要学术人物、活动、事件、成果等加以简要著录，以资中外参照。这是在编纂体例上的一次全新尝试。 《编年》还关注到以往学术著作很少或没有载录的文献，其中有些文献可能还存在时代、作者等问题的争议，但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时代，有助于对作品思想的把握。例如，先秦卷就汇总了《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盘盂》二十六篇、《伊尹》五十一篇、《伊尹说》二十七篇、《辛甲》二十九篇、《鬻子》二十二篇、《鬻子说》十九篇，此类著作未必真的产生于商周时期，但编写者在“按语”中特别注明其为《汉书·艺文志》的观点。这体现了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不能以一己的判断轻易否定历史上的成说。中国学术史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时至今日，任何历史上的残篇断简，皆已成为古代文化的组成元素，成为研究那个时代各种思想交锋、融合的宝贵资料。 在编纂思想上，《编年》力图全面体现中华民族的学术发展，而非单纯的汉民族文化或中原文化发展。譬如，在地域上，书中并不局限于中原地区文化，还充分关注边疆地区与少数民族的学术成果；在内容上，不仅关注主流思想，还充分关注民间与边缘文化的发展；在学术视野上，不仅关注中华文明本身的发展，还充分关注外国文明的发展进程，特别注意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交互融合的思想进程。这种以中原文化为主，以边疆与少数民族文化为辅，同时注意外来文明本土化成果所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文明合力”，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主要动力。 《编年》上下数千年，为学界展示了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全景，并直观提供了中外学术交融的概貌。这对于人们认识中国古代学术进程及其与世界学术发展的联系，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为当前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大量有益的学术信息和参考资料，起到了学术当有益于天下的积极作用。 立足现实 重构中国学术史体系 《编年》以面向21世纪的前瞻性视境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自己的“根本宗旨”，即“期望通过对中国学术史的历史还原与重构，不仅重新体认其固有的学术价值，而且藉以反思其未来的学术取向，从而为弥补晚清以来传统学术边缘化与断层化的双重缺陷，重建一种基于传统内蕴与本土特色而又富有世界与现代意义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与学术参照”。 《编年》的出版，带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学术研究必须要有现实情怀。时代需要创新，学术需要进步。在这个呼唤创新、需要创新的时代，如何使自己的学术研究适应国家文化创新发展的需求，是摆在每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艰巨任务。《编年》从“现实之需要”出发，将自己的研究置于当代文化建设的总体构想之中，具有时代特色。 学术研究必须要有世界眼光。《编年》将中国历史上同时期外国学术活动与事件排列出来，使中国古代的学术活动具有了广阔的视野，从而让读者更为直观地注意到中国古代学术与世界文明的同步进程。 学术研究要有协同创新精神。该书的编纂耗时二十多年，数十人参与其中，但全书体例统一，将个人撰写与集体规划有机结合起来，既体现出撰写者个人的思想深度，又能确保文献搜集的广度。在当今学术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传统学术要产生具有国际影响的“大成果”，实现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总目标，仅仅依靠个人的“单打独斗”已经很难胜任。事实上，中国传统学术，多是集体合作的产物，先秦时期《论语》之类的诸子著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选》与唐宋类书、《四库全书》以及当代编纂的各类总集汇编，无不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由于学科划分过细，学术研究日益呈现碎片化倾向。要彻底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加强协同研究，组织有效的科研队伍，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打造学术研究的“航空母舰”。 学术研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来不得半点的投机取巧。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我们更应大力弘扬和积极推崇这种献身于学术的精神。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