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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秋，日军由岳阳南下，意图占领长沙。崔可夫派古巴列维赤前往，我充翻译，视察了长沙以北的浏阳河、捞刀河阵地。低地工事内多积水，泥泞不堪。如果战起，士兵不能进入，全部筑城和掩体、炮兵阵地都失去效用。军队布置于开阔之丘陵地，攻守都在敌人空军侦察、扫射之下进行。我们晚上返岳麓山薛岳司令部，有数次看见薛岳两臂交叉前胸，向参谋长和作战科长口授命令。日军占领了长沙，我们退居衡阳。日军后方交通受到威胁而溃退。我们再返长沙时是深夜，湘江灯火全熄，城区空无一人，路旁腐尸累累，皆以薄土掩盖，恶臭熏人，成群野狗扒食人肉。本欲再至前线以研究此次战役之过程，忽接衡阳电话命总顾问立时返衡阳，委员长召见。 我们回到衡阳，方知蒋介石已到，将领云集，将召开第三次南岳会议。接到电话称：委员长将于次日晨7时召见，我请古巴列维赤做了准备。次晨6时出发，过湘江，车抵山麓，我以为应是警卫森严，实则上山时直至蒋的住所空无一人。入室亦空空荡荡。经过观察，步入右侧小客厅，有一长桌，白台布，普通茶具，数张靠背椅。显然是我们的脚步声引来了一个着灰色制服、满面消瘦的侍从，倒了茶，请我们稍候。约两分钟蒋介石出见，军服整齐，但未戴帽。他说：顾问辛苦了。古巴列维赤答称：半月之前到达长沙前缘，视察过浏阳河、捞刀河阵地，多数炮兵、机枪掩体，步兵堑壕，均因管理不善，内部积水，致使敌人攻击时，我方部队不能进入掩体。步炮兵临时阵地暴露于敌人空军侦察、扫射之下，已组成的火网失效，防守构筑失灵。再者我军进入阵地时间拖延，一个师零碎用兵，一团被击溃，则第二团接替，然后第三团。形式似为节约兵力，实则敌方一团消灭我三团有余。蒋介石对古巴列维赤的报告表示感谢。 大会开始，蒋介石一人坐在主席台上，台下左侧是阮肇昌、李济琛、贺耀组，右侧是古巴列维赤、炮兵、工兵顾问、九战区顾问聂斯杰尔诺夫，翻译是我与孙亚明。报告人薛岳，其人身材矮小，面目白净，似有很强的记忆力。立正站于主席台下，将一月战况：日军前进日期，我军退却与反击，各军师进入战斗的人数、时间，不看表册，立正姿态不动，约80分钟报告完毕。最后承认自己违反军纪，委员长曾命令薛岳不要离开长沙。此次日军攻城，薛岳由左右扶持退出了城市，人民遭受屠杀，请求严惩。会议第三日，蒋介石宣布某师长临阵脱逃，着予枪决，并说这样大的战争，将领没有伤亡，对不起百姓。他每月为张自忠祈祷。长沙以北阵地筑城失修浸水，为外国人所知。 古巴列维赤向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印发给与会全体军佐（据悉各员认为是一重要文献）。内容为：中国军队的作战命令由部队首长口授，而参谋长则远在后方（九战区吴参谋长在衡阳），作战处长亦似部队长之司书，记录部队长之命令。此种方式是拿破仑时代的幕僚作风。今日的作战命令，应由参谋处第一（作战）、第二（情报）课长协同参谋长，步行本部的作战前沿，确估地形、敌军部署、组成火网等写成作战命令；经参谋长核定，由部队长核准下令执行。故作战时期的参谋业务是昼夜不停。同时也批评了驻军对诸种掩体筑城保管不善，致使临战忙乱，火网不灵，兵员因之损失。 蒋介石亲临的各种会议，生活俭朴，早饭每人半个咸鸭蛋、花生米、酱菜、稀饭、馒头。他与李济琛、贺耀组、阮肇昌4人一桌，其他军佐均6人一桌。中晚饭4菜1汤，顾问与我们同席。 苏军顾问团撤退 1943年8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的第二年，奥勒尔——库尔斯克战役之后，苏军已转向全面反攻之时，美援已局部到达，蒋介石已命陈诚为驻缅甸远征军总司令。苏联通过驻华大使通知蒋介石称：苏联对华抗日军援的历史使命已告完成，苏联国内以战争的需要，极须调回在华的军事人员。在此通知到达之前，崔可夫中将已返国，总顾问由古巴列维赤代理，苏联驻重庆武官里巴尔柯亦已返国。是年8月，因须办理全国苏军撤退事宜，我受命充驻兰州军委会外办主任。各战区顾问相继到达，分批予以薪金核算，以军用飞机送至乌鲁木齐，再由苏方军用飞机运送返国。最后到达的一批是代总顾问古巴列维赤与参谋长斯米尔诺夫。 苏联军援账目的总结，是由财政部与军事委员会合同办理的，陆空军贷款总数4亿5千万美元，均用之于购买军需物资，包括飞机、重炮、弹药、通讯器材、汽车、汽油。顾问人员的伙食、工资用当时的纸币支付。在1943年，国民党地区已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上校顾问月工资约两千五百元（中国军官上校约五百元）。 军火的偿付，采用其回空汽车带茶砖（以红茶制成），锑、钨矿砂，西北的羊毛作价归还。全部军火等于半价。至顾问团撤返时，账已结清。其军用品的质量——包括飞机、战车、各种大炮，在当时是第一流的。从未听过中国军官对苏联军火的运用有何怨言。军事人员都有很强的责任心，努力完成任务。除总顾问外一律不与非军事人员来往。成员伤亡：空军方面死伤约二百人，亦有飞机伤而坠落于日战区者。1938年10月14日保卫武汉空战的空军大队（营），飞机五十余架全部伤亡。此战役后，所余飞行人员21人在四川梁山，至同年12月由一架运输机飞至六盘山撞山坠毁。陆军人员只有第四战区首席顾问加当诺夫病死，驻重庆通讯兵首席顾问因烤中国炭火，夜窒息死亡。 顾问事务处长张冲之死 张冲，字淮南，浙江温州人。幼年曾就读于哈尔滨政法学院，略通俄文。因在东北生活，对日军侵华野心识之较早，曾参与五四运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选举应有各省名额，东北长期受张作霖统治，革命运动多被镇压，活动人员较少。他以吉林省党代表资格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兼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国民党中央调查局副局长，属于CC派，是陈果夫、陈立夫的属员。然其为人性格直爽，有爱国热诚，性喜接近一些有志的爱国者，不深追究各人的内在政治倾向。他在1937年7月充欧洲工业考察团副团长，到莫斯科。七七事变后曾与苏联外交人员有所接触，接洽过苏联军援。在此之前，他曾充任蒋介石与共产党的谈判代表。抗战发生之后，他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中将秘书，是军内的文人。在国民党政府撤离武汉时接任顾问事务处处长职，与苏联驻华大使和福尔根总顾问关系良好。1940年秋，日军攻下桂林，经河池进入贵州境，国民党的要人、权贵谋向国外逃跑，或向上海、南京找关系。有一天在总顾问室他与我遇见，我说：“处长，向美国逃需有大宗现金，以充白华。向南京、上海找关系需要有一身软骨头，当汉奸。均为我所不能。如重庆有失，我只有上山打游击，与国土共存。”张冲面红至耳，他说：“黎扬，好的，我们将共赴国难。”1941年春夏之交，他得了伤寒，一病不起，年仅37岁。去世之时正值重庆夏天，由我们主办丧事。在追悼会之日，先后来了冯玉祥、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蒋介石。蒋在行礼之后即退出。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讲了话，大意是：淮南先生深具爱国热诚，虽为调统中人，但无调统习气，与人共事公正诚挚，虽有党格、人格之异，但爱国一心，人格共同（有一专文登在重庆《新华日报》）。并赠其妻万元为抚恤金。其挽联曰：“安危与谁共，风雨忆同舟。”毛泽东的挽联曰：“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心情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热，继病虐，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可见毛泽东对他的活动业绩是估价很高的。 张冲遗体浅葬于重庆歌乐山，斯日周恩来与董必武参加执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