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和东京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主办的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５０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刚一闭幕，就听到日本学者热烈议论，说这次讨论会开得很成功，并问东京事务局：“明年是否准备再干？”中国学者一行，７月７、８两日在京都开完讨论会后，９日抵达东京。下车伊始，有的日本朋友问我们，东京与京都“气候”会怎么样？意思是两个会场关心的问题可能有相当差异。两天以后，即７月１１日，东京会议结束，大家看到的情况是，从京都到东京两个会场，一个声音。会场上的“气候”一点也分辨不出两样。当然，原来想到会存在某些差异，其中也自有道理。
    中国学者与日本朋友对这次讨论会的看法完全一致，认为是成功的讨论会。整个会议确定的主题“近代史上的中日关系”，在讨论中不约而同集中到了一个焦点上：七七事变开端的中日战争，是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和中国抗日民族自卫战争。全部讨论都是在这个前提下进行的，都是对这个前提从不同方面所作的论证。京都的讨论会上，著名历史学家、恳谈会领导人井上清先生头一个作学术报告，开门见山，说中日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与全中华民族为敌的战争。卢沟桥事变刚刚发生，当时著名的日本新闻记者、中国问题专家尾崎秀实指出：“日本即使一时战胜中国国民政府，最终将败给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井上先生引尾崎的话，说明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究竟是怎样失败的。东京的讨论会上，由学术界享有声誉的远山茂树先生作总结。他说：“这次讨论会对以七七事变为开端的中日全面战争的意义更加明确了。这个意义的核心是，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取得民族解放的胜利和日本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对于这一点，讨论会没有任何的暧昧”。又说：“从世界范围看，那一场战争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平、社会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认识日本侵略中国，不是从七七事变开始，要上溯到１９３１年、１８７２年。“从教科书事件看，日本还需要对那场战争的性质进行再认识。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探讨从１９４５年至今天的日中关系”。会场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表示赞同远山先生所作的讨论总结。会场内外并即时有好几位日本学者对中国代表团成员说，远山先生的闭幕词讲出了他们所要说的话；强调明确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性质，在当前的日本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等等。我说从京都到东京，两个会场一个声音，就是指这个事实。在大体上，这也可以看作中国学者对整个讨论会的评价。
    抗日战争的性质，在中国、在世界广大地区，如果有人认为还不清楚，还值得讨论，闻者必定大吃一惊，甚至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战争枪声首先从中国古都北平近郊卢沟桥响起，而又不是从日本某个地方响起；多达１００万以上的日本军队横行践踏大半个中国连续八年之久，而又不是中国有一兵一卒踏进了日本领土，这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实，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抗日战争是日本发动的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它的性质还有什么不明确，需要这么多学者来专门讨论呢？大家知道，这次讨论会不是说的在中国、在世界广大地区。日本学者最了解自己周围的实际。日本大多数了解真象的群众、知识分子、公正人士与中国人民关于抗日战争的性质看法一致；一部分有权势的人却不愿意这么看。他们的理由各种各样，如所谓“正当防卫论”，“世界历史发展必然发生论”，“不能只批评日本侵略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等等。一次又一次的教科书事件，就是那种蓄意篡改历史的有计划的演出。这次学术讨论中，把注意力集中到抗日战争的性质这个核心问题上来，就成为完全自然的和十分有道理的了。不用说，参加讨论会的日本学者，只是在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什么要消除中国人或别国人感到的吃惊。真正的科学唯一受事实约制。它不知道迎合一些人的喜悦，也不在乎触忤一些人的禁忌。
    照最初我们所知消息，这次讨论会的规模是比较小的。结果出席的日本学者人数众多。京都最多一次达１２０人，东京达１５０人。出席讨论会的有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也有日本史、国际关系、中日关系、经济史、教育史、日本防卫问题等方面的专家。他们之中，不少是各个领域第一流的和有活动能力的学者。老成宿学，后起新彦，济济一堂，极一时之选。人们从报纸、电视上可以看到，日本舆论媒介对这次会议热心报道。“七七”５０周年前后，几乎每天都有讨论会的消息。会议结束半个月以后，７月３１日，《朝日季刊》上继续刊载东京讨论会准备委员会委员长、亚细亚大学校长、也是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主持人之一的卫藤沈吉先生的文章，评价这次讨论会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报纸、电视与广大群众联系密切，得社会风气之先。它们的动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社会上关心什么和不关心什么。一次民间的学术讨论会有那么多报道，无疑地反映了日本人民对中日关系现状及其未来的关心。这些情况可以使我们确信，讨论会所强调的基本认识，在日本学术界是有充分代表性的，是有科学权威的。而且讨论的内容从学者们的书斋破门而出，把它的声音传播到了群众里面，直接间接回答了群众所关心的问题，或者提供了信息。在一次发言中，我说，没有理由夸大这次讨论会的作用，比如说“有历史意义”之类同样也没有理由忽视它的作用，会开完了，它的声音还会传播下去，让人们听到。现在我还持这个看法。
    卢沟桥开端的中日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两国各自的历史，改变了中日两国间的旧有对抗关系。现在和今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住两国和平相处和两国人民世代携手前进的潮流。然而世界事物从来是复杂的。没有停滞就看不出发展。缺少了另一面就不存在这一面。日本经济实力迅猛兴起，军费开支居于世界前列，“大国意识”砰砰而动。两国现在和今后相处中，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曲折。而那些矛盾、曲折又将与如何看待抗日战争的历史有联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如果在书本上是一个众说纷纭的理论问题，在这里，就直接横梗于社会的现实生活之中。对过去的看法，从不同方面涉及现实的利害关系。因此，我们开了一次成功的讨论会，这绝不意味着同样的问题今后就不再提出来，不再在社会生活中碰到了。你讲际的，他讲他的，这种情况必将继续下去。而且正在出现某些新的理论、观点，需要中日学者不断在深入研究讨论。举个眼前的例子：日本评论家加藤周一最近发表题目叫《军国主义的危险仍然存在》的文章，拿美国诺思关于所谓“伊朗门”事件的证词与三十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情况加以比较。文章写道：据说，三十年代误国的是军人的政治干预。这种政治干预的做法不外乎是：只是少数军人规定国家的‘目的’，以陆军全体官兵的名义，并以天皇的名义强加给文官政府。现在更不用说，他们的‘目的’是错误的”。“国民竟支持欺骗国民的人物。三十年代的日本也是这样，欺骗国民，发动侵华战争的是军人，而绝大多数国民支持了这种战争。这就是国民的支持。但是，多数国民又是‘不关心’的。”（１９８７年８月１７日《朝日新闻》夕刊）可以看出，这个评论眼光明朗、见解犀利。可惜对于军人把他们的目的“强加”给文官政府问题，没有进一步分析。也就在此同时，日本报纸刊载当局的谈话，说卢沟桥事变发生和以后的战争中，日本内阁首相，包括近卫文麿，没有谁主张对华战争的。这与“军人误国”说一致，却突出了战时首相似乎都是和平人物，以至不过是军部的傀儡。当时日本当权势力中，政治、军事、经济各界和各界的内部，存在利害不同的派系，存在多种矛盾冲突；其中军部在发动侵华战争中最卖力气，表现得最为嚣张，这当然合乎事实。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近卫对接受军部建议犹豫不决，因而导致第三次近卫内阁辞职，这也合乎事实。但是说包括近卫文麿在内的日本历任内阁首相都不主张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这就令人摸不着头脑了。我们毋须乎揣度这个话有无或有何弦外之音，只来就史论史。
    日本出版的近卫文麿传记，当事者的回忆录和近人有关的研究著作，指不胜屈。它们分别记述着近卫在侵华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且不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近卫如何按照陆军要求，派出五个师团，侵入华北、扩大战争，又在首相官邸召开政党、财界、宣传部门会议，要求“举国一致”，拥护政府贯彻“膺惩中国”的“圣战”等等。日军攻下南京以前，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等提出趁早与中国讲和，维持蒋介石的统治。内阁也赞成通过德国进行诱降活动。日军攻下南京以后，近卫和外相广田认为中国已经战败，日本胜利在握，这时绝对不应该讲和，而要用战争去实现征服中国的全部目的。参谋本部保留原议。近卫、广田等与对方争论，最后凭借天皇支持取得胜利。这是反对战争还是坚持战争呢？事例甚多，这里不一一列举。倒是后来近卫本人说过：“过去自己有时制订方针政策，表面上也得到陆海军双方的赞成，然而一旦实行时，不晓得要发生什么障碍……”（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第２８２页）他的意思是暗示军人不听指挥；但同样明白的是，“制订方针政策”的是他“自己”，而非别的谁人。如果说，首相是军部的傀儡，那么军部又是谁的傀儡？东条英机集首相、军部、参谋总长于一身，那又该如何去分清谁是谁的傀儡？再往前看，中日甲午战争、二十一条交涉，那时总不能说军阀操纵了日本内阁吧，首相伊藤博文、大隈重信又是谁的傀儡？离开了军部、内阁和首相等的活动，中日关系、中日战争自然就无从研究起。我的意思是说，不能把发动和进行中日战争，简单地描绘成不过是军阀猖蹶横行，军人干政；少数人责无旁贷，负有全责的首相和其他当权者都仿佛一尊尊和平女神。那与表象不合，距离真象愈远。
    研究那段历史，重要的是要了解和说明：是什么社会势力，什么阶级矛盾和斗争，把那些不同的政客、军人、党派集团共同推上了侵略中国的血与火交织的道路。不然的话，看待那样巨大的历史事变，我们就永远会停留在个别人物的活动、表演，而置产生他们活动、表演的共同基础于不顾。从那些人物共同的社会基础，即从他们的阶级状况、社会关系、矛盾斗争去进行分析，正是说明日本发动那场侵略战争的性质的最后依据。

作者简介：刘大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