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报告想就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日中战争，论述以下四个问题。第一，太平洋战争与日中战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连续性，是日中战争的延伸。第二，在日本的战争指导者的意识中，即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依然存在着解决日中战争的重大课题。作为实例，举出１９４２年进攻重庆作战的设想。第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中国的战争依然在日本进行的战争中占有极大的比重。作为实例，举出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的打通大陆作战。第四，在中国战场上的体验，是日本人的战场体验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在今天，这也是日本人对战争认识上的重要问题。
    一、作为侵略中国延伸的太平洋战争
    许多日本人认为：日本战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１９４１年１２月以后，日本同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的战争，即太平洋战争。而且认为１９３１年以侵略中国东北为开端的日本同中国的战争，是与太平洋战争分开的另一场战争。日本战败的是同美国的战争，即太平洋战争，不是１９３１年爆发的同中国的战争。这也是严格审定历史教科书的文部省的考虑。然而，事实上太平洋战争是侵华战争的延伸，１９４１年后的对美战争是与侵华战争不可分割的一系列战争的组成部分，把它看成另一场战争是没有看到日本的侵略战争本质。
    按照日美战争与日中战争分开的观点，虽然反省日美战争是错误的，但是并没有对日中战争进行反省。岂止如此，不少右翼分子和旧军人还认为日本只败给了美国，没有败给中国。
    曾在参谋本部和支那派遣军中身居要职的原陆军大佐堀场一雄，写了一部《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旧军人和自卫队有关人士把该书称作名著。书中有如下记述：“国策越山海关有支那事变，国策越镇南关有大东亚战争，盖于昭和１０（１９３５）年６月以后进入北支，诱发支那事变，使满洲建设出破绽；又于昭和１５（１９４０）年９月后进入法属印度支那，诱发大东亚战争，使支那事变出破绽。有满洲事变必招致支那事变，有支那事变则大东亚战争不可避免。此乃浅薄、徒劳反省之俗论。三者乃明显可分离者也。”【注：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７３８页，时事通信社１９６２年版。】
    这种想法认为，如果只是“满洲事变”就此作罢，不搞“支那事变”就好了。那样，“满洲”理应属于日本。而“支那事变”未结束，又发动“大东亚战争”造成重大失败，使日本陷入战败的悲惨境地。这种想法里面没有对“侵略”的丝毫反省。此外，没有预料到被侵略的民族会抵抗侵略。这完全是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出人意料的是在日本人当中认为日本如果在满洲事变后就此罢休多好的人为数甚多，审定教科书的思想也就是这一思路。不承认“侵略”也是来源于这种思想。
    可是，对美开战是日中战争不可避免的结局。１９３７年后的４年间，日本的侵华战争成为日本近代史上空前长期、空前大规模的战争，使日本陷入根本无法预卜的泥潭。由于战争，兵力和军需品的消耗，国内经济的凋敝、国民生活的窘迫等日趋严重。因为企图通过侵略东南亚，获得资源来扭转这场战争的僵局，于是日美之间形成了对立。日美战争是日中战争的延伸和扩大。
    在同中国的战争中，日本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进而又同世界上第一大国美国宣战，这纯属一场“无谋的战争”。之所以如此鲁莽，是因为在日美谈判中，日本始终没有对美国的从中国撤军要求让步。１９４１年１１月，日本面临要么从中国撤军，要么对美开战的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最后日本决心对美开战，此中经纬今天无需赘述。在日中战争中未能取胜的日本，既不承认失败，又未能接受撤军，反而决心进一步扩大战争。
    围绕着对美开战的最后对立，是发生在第三次近卫内阁的末期。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５日，陆军召开了部局长会议（参谋总部的主要部长与陆军省的主要局长出席的会议，它起着统一陆军意志的作用），取得一致意见：由于始终不能接受从中国撤军，日美谈判没有达成协议的希望，因此，应当下决心对美开战。１０月６日，陆海军召开部局长联席会议，可是会上，认为日美谈判没有指望达成协议的陆军同认为如果从中国撤军是有指望的海军发生了对立。１０月７日，东条陆军大臣拜访了近卫首相，主张陆军原则上不接受从中国撤军。
    １０月１３日，在近卫首相的别墅“获外庄”举行的近卫首相、东条陆相、及川海相、丰田外相以及企划院总裁铃木参加的五人会谈，是一次最终决定“和”与“战”的重要会议。会上，东条主张：“驻军是陆军的生命，绝对不能让步。”由于这次会谈决裂，近卫内阁总辞职，东条内阁成立后，积极准备对美开战。
    陆军的主张是绝对不从中国撤军，撤军等于战败。如果从中国撤军，将无法告慰在中国战场上阵亡的２０万“英灵”。
    在１０月１４日近卫内阁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东条陆相作了如下发言：“撤军是核心问题，不知诸位是如何考虑的，陆军认为这关系重大，假如屈服于美国的主张，支那事变的成果将毁于一旦，满洲国将险象环生，进而对朝鲜的统治也将岌岌可危。帝国鉴于圣战目的，不合并，不赔偿。支那事变造成数１０万的战死者，以及数倍于此的遗族、数１０万伤兵、数百万军队和１亿国民在战场及内地历尽艰辛，耗费了数百亿的国家经费，如果是一般的国家自然提出割让领土的要求，然而，帝国以宽容态度处之。只有驻军才能使事变的成果得到巩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无需考虑对全世界的影响。”【注：参谋本部编：《杉山笔记——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等笔记——上》第３４９、３５０页，原书房１９６７年版。】
    持最强硬的开战论的陆军，主张开战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理由是从中国撤军问题。也就是说，绝对不从中国撤军，认为撤军等于承认日本在日中战争中战败，无言面对“英灵”与国民。日本不能在日中战争中取胜，就必然要发动太平洋战争。
    二、进攻重庆作战的设想
    由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本对美国、英国、荷兰开战，日中战争便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但是，这对于日本来说，对中国战争的意义并没有减少。“解决”对中国的战争，结束中国的抗战，把战争引向胜利，依然是日本战争指导者的重大课题。
    从御前会议的议题和次数来看，很显然，同中国的战争在日本的国策中占有最大的比重。自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０日设立大本营以后，决定最重要的国策都是在天皇御驾亲临的御前会议上作出的。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１日召开的第一次御前会议决定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同年６月１５日，在只有大本营人员参加的第二次御前舍议上，决定了武汉作战和广东作战。同年１１月３０日的第三次会议，决定了“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３日的第四次会议决定了“日华基本条约”。１９４１年７月２日召开的第五次御前会议，决定了“不惜对美英作战”。９月６日的会议决定以１０月下旬为期限，完成战争准备，１１月５日的会议决定“决心于１２月上旬发动武力进攻”。１２月１日的会议决定开战。到决定发动太平洋战争，频繁地召开了第五次到第八次御前会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召开了八次御前会议，但是中国问题依然是议题的中心。这八次会议是：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２１日，第九次御前会议决定“为完成大东亚战争的支那处理根本方针”。１９４３年５月３１日，第十次御前会议决定“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１９４３年９月３０日，第十一次御前会议决定了“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此后，随着战局的日益窘迫，１９４４年８月１９日、１９４５年６月８日决定了“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以及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御前会议。对美开战后，共召开了八次。
    其中的第九次和第十次会议，都是关于制定解决日中战争策略的会议。即使在对美战争深化之后召开的第十一次会议的决定中，也写进了期待解决日中战争的内容。这表明解决日中战争对于战争指导者来说是何等须臾不可忽视的。
    但是很显然，日本早已丧失了粉碎中国的抗战、在军事上解决日中战争的主动权。１９３８年武汉作战结束后，转入长期持久战。日本之所以采取“战局不扩大”的战略方针，是因为无法预测需要多大的兵力才能继续向中国的腹地进攻，而且进攻到哪里才能让中国屈服还是个未知数。武汉陷落后，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仍然坚持抗战，汪兆铭傀儡政权的建立也几乎没有动摇中国的抗战体制。虽然日本陆军向中国战场投入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兵力，但却未能找到武力解决战争的良策。这种情况即使通过对美作战，也没有变化。
    日本的战争指导者十分重视解决日中战争，但又未能找到适当的军事手段，而且维持已经占领的地盘已属不易，这就是武汉作战后到１９４２年初的真实情况。因此，“战局不扩大”便成为日本的基本方针。
    然而，从１９４２年初起，由于看到了初期的南方作战进展顺利，于是大本营和支那派遣军突然产生完全改变上述基本方针，向国民政府的首都所在地——中国腹地四川重庆大举进攻的设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陆海军兵力总动员，进一步强化国内战时体制的情况下，南方作战将顺利结束，因此需要大举增兵和进行总动员，向中国腹地进攻的设想，骤然间具体化了。
    本来，在陆军中并非根本没有进攻重庆的设想，岂止如此，天皇本身也期待着对重庆作战。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３０日，天皇曾质问杉山参谋总长：“不能进入重庆吗？”【注：《杉山笔记——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等笔记——上》第１５６页。】１９４１年３月２日，当新任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拜谒天皇时，在近一个小时的谈话中，天皇曾质问他：“可以对重庆采取积极的行动吗？”对此，畑答道：“对重庆采取积极的行动，在兵力方面还有困难。”【注：防卫厅防卫研所编《战史丛书香港长沙作战》第３５０页，朝云新闻社１９７１年版。】畑本人自就任总司令官以来，反对南方作战，似乎主张对中国积极作战，他指示在派遣军总司令部内积极研究进攻重庆的作战方案。就在畑就任总司令官之后的１９４２年７月，积极主张进攻中国腹地的北支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也指示在方面军司令部内研究渡过黄河，攻占陕西省西安，进而攻入四川省的作战。杉山参谋总长和大本营陆军部作战课长服部贞四郎大佐也同畑一样积极主张进攻重庆。实际上，从１９４１年初起，就有了向重庆进攻的气氛。１９４２年１月初，南方作战初见眉目时，杉山就指示服部作战课长研究重庆作战。
    南方作战的成功，也使天皇倾向于积极主战。１９４２年２月９日，杉山参谋总长提呈作战的奏折时，天皇质问：“重庆政权似乎日趋衰弱，但阎锡山是否也朝这一方向发展？其后的局势将会如何？”【注：《杉山笔记——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等笔记——上》第１５６页。】
    杉山在１９４２年３月１９日就今后的作战指导一事上奏天皇时，表明要对中国开展积极的进攻作战：“本职认为在整个形势，特别是对苏形势许可的情况下，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当机立断地处理支那事变，图谋尽快解决之。”【注：《战史丛书昭和１７、１８年的支那派遣军》第１５页、第３３页，１９７１年。】
    此后，杉山视察南方，归途中于４月６日到达上海，与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举行了会谈。据说杉山对畑表示了个人看法，认为应当于今年冬至明年实行重庆作战，畑也强调了此事的必要性【注：《战史丛书•昭和１７、１８年的支那派遣军》第１５页、第３３页，１９７１年。】。天皇于５月２９日质问杉山：“你不能想个办法解决支那事变吗？”示意积极作战。【注：《战史丛书•昭和１７、１８年的支那派遣军》第１５页、第３３页，１９７１年。】
    在这一阶段，进攻重庆作战仅限于研究阶段。可是，１９４２年６月的中途岛海战的战败，成为太平洋战局的转折点。与太平洋方面的僵局不同，德国的洛默尔军在北非方面正逼近苏伊士运河，引起世人的关注。日本甚至研究了企图与德国的东进相呼应，将兵力集中到印度方面，以便打开局面的设想。但是，进攻印度需要庞大的陆军兵力，无论如何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取而代之，匆忙决定进攻重庆作战（也称四川作战）。
    １９４２年８月２５日，大本营陆军部发出“根据目前形势，陆军应准备作战”的指示。其中，关于中国方面的作战问题，首次指示准备四川作战。其理由是：“现在，应当给重庆政权抗战的原动力中央军以沉重打击，同时向拥有敌方军需生产力的二分之一，培养与补给战斗力的最大据点，引进保存美国航空战斗力的最大基地的四川发起进攻，摧毁重庆政权抗战的根据地。加能确保如此，就有极大可能使敌屈服。”【注：《战史丛书•昭和１７、１８年的支那派遣军》第５１页，１９７１年。】其作战目的，显而易见。
    １９４２年秋，大本营决定实施进攻四川省、攻占重庆的积极作战设想。
    可以说这个进攻重庆作战计划，表现出日本对日中战争的焦急。但是，无论从兵力上看，还是从补给上看，重庆作战都是一场不现实的作战。同时表现出日本无视中国的抗战力量。
    另外，可以说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也没有抓住中心。德国洛默尔军队由于给养供不上，１９４２年下半年开始撤退。在太平洋方面，美军于８月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这对后来的战局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而大本营对美军的反攻几乎没有给予重视，就制定了这样一个作战计划。
    １９４２年９月，日本的大本营制定了这样一个空前规模的大作战计划，也就是进攻重庆的计划，足以说明对形势的认识过于肤浅。似乎可以说，该计划无论对世界战局的趋势和美军的反攻能力，还是对中国的抗战能力和当地的兵要地志，还有自己部队的给养运输能力，都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然而即便如此勉强，天皇为首的陆军首脑部还一定要冒险发动这场作战，这恰恰说明了对中国战争的负担沉重，日本为结束战争而焦急。也就是说，对于日本的战争指导者来说，解决日中战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三、打通大陆作战的计划与实施
    刚刚开始准备的进攻重庆作战（密称５号作战），顷刻间遇到了障碍，因此不得不中止。这个障碍就是瓜达尔卡纳尔以后的太平洋战线告急。与此同时，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失败，美英联合军在北非登陆，使战局发生了变化。大本营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指示作战延期，１２月又命令中止作战准备。
    但是，支那派遣军并没有放弃进攻作战的计划。１９４３年８月，又制定了打通黄河大铁桥至汉口的京汉线的作战计划。然而，限于兵力和资材不足，加之南方战局恶化，大本营没有批准打通京汉线的作战计划。进入１９４４年，形势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变化，在中国的战场上，日本陆军决定实施最大规模的作战。
    美国空军在中国设立了基地，１９４３年１１月江西省遂川基地的Ｂ２５空袭了台湾的新竹。１９４４年又配备了空中要塞Ｂ２９，于１９４４年６月自四川省的成都基地起飞轰炸了北九州。日本根本不具备粉碎美军航空基地轰炸活动的空军力量，因此产生了从陆地徒步进攻美国空军基地桂林、柳州、遂川、赣州等地的设想。
    进入１９４３年，由于美国潜艇的活动，日本本土和南方各地之间的海上交通处于断绝状态，日本对此毫无办法，于是产生了靠陆上联络确保与南方沟通的设想。即打通京汉线、粤汉线、湘桂线，利用铁路将釜山至朝鲜、经满洲把法属印度支那、泰国、马来亚、新加坡连结起来，这在地图上看是个宏伟的计划。１９４３年１２月，大本营对这一计划实施了图上演习。既便铁路资材有１／２或２／３是用掠夺来的材料，但是贯通３０００公里铁路所需要的铁轨、机车、货车等也必须拆卸挪用其他方面的。
    １９４４年１月４日，派遣军制定了“１号作战计划大纲案”（１号作战是打通大陆作战的密称），其作战目的有三：“１．消灭空军基地；２．确保与南方的陆上交通；３．打击重庆政权。”作战要领如下：“１、４月下旬，以４个师团和１个坦克师团的兵力，从黄河畔展开攻势，打通京汉线；２、６月下旬，以８个师团的兵力，从湘江东西地区展开攻势，占领长沙、衡阳一带；３、７月下旬，以５个师团的兵力从衡阳，２个师团的兵力从广东，２个师团的兵力从北部法属印度支那展开攻势，占领桂林、柳州；４、９月下旬，以３个师团的兵力，打通南部粤汉线。”【注：《战史丛书•１号作战（１）河南会战》第２４－２５页，１９６７年。】但是，由于南方战局告急，这个庞大的作战计划所需的资材和军需品的调配终于化为泡影。
    同年１月２４日，大本营命令支那派遣军实施１号作战计划。要求支那派遣军削除从北部法属印度支那作战的计划方案，而且作战目的定为消灭空军基地【注：《战史丛书•１号作战（１）河南会战》第３４－３５页，１９６７年。】。这就是说，这次作战的第一阶段从１９４４年４月开始，这就是京汉作战。北支那方面军用以４个师团为基干的第１２军占领并确保黄河以南、南部京汉线沿线地带，同时以部分兵力经武汉地区，转向湘桂作战方面；第二阶段是湘桂作战，从１９４４年６月起，以第１１军的主力（７、８两个师团为基干）从武汉地区开始作战，进而用以２个师团为基干的第２３军，从７、８月起在广东地区开始作战，攻占桂林及柳州一带，占领并确保粤汉线、湘桂线沿线地区。继而以部分兵力破坏江西省遂川、广东省南雄附近的机场群的作战，并攻占南宁一带，打通并确保桂林、谅山通道。
    为实施此作战计划，除从关东军调来１个师团外，还增加许多兵站部队和航空部队。为弥补参加进攻作战部队的不足，又新设立了众多的警备部队。准备的军需品的数量也十分巨大，对于战争末期的陆军来说，这是最大规模的作战。
    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７日，渡过黄河开始实施京汉作战，５月９日打通了京汉线，５月２５日占领了古都洛阳，至此告一段落。接着，５月２９日，从武汉地区开始实施的湘桂作战，在衡阳周围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但在８月８日占领衡阳，并转入第二阶段作战，１１月１０日占领桂林和柳州。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９日，开始实施打通粤汉线与占领遂川、南雄等机场的作战，至２月上旬，基本上完成了计划。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２日，桂林陷落时，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中国白皮书》是这样评价的：“与此同时，东部中国全线已崩溃。认为日军虽想攻占重庆以及美军重要基地昆明，但却缺乏实力的说法是不足为信的。”【注：美国国务院：《中国白皮书》第９０页，朝日新闻社１９４９年版。】
    可是，这种判断是对日本军事力量过高的评价。日本军队不仅没有把打通大陆作战再发展为进攻四川作战的余力，而且也无法实现打通大陆作战的任何一个目的。在作战的最后阶段，日本的战斗能力已经枯竭，第一线部队的给养中断，弹药和粮食奇缺，伤病员不断增加，没有药品，人员的补充也远远跟不上。
    作战目的之一的打通京汉线和粤汉线，由于中国方面对铁路和公路的彻底破坏，日本方面又缺乏机械和资材，因此即便占领了部分地区，也根本无法打通交通线。作为补给线，日军只好利用扬子江、湘江等水路来取代铁路和公路。但这也由于美国空军的袭击几乎陷于瘫痪状态。给养断绝的第一线部队，士气低落，已经丧失了实施更大规模作战的能力。
    作为第二个作战目的，实际作战开始后成为唯一目的的消灭美国空军基地，也未能实现。１９４４年１１月，日军占领了桂林、柳州，１９４５年２月占领了遂川、赣州的飞机场，但那时美军的踪影全无。Ｂ２９代替Ｂ２５成为远距离轰炸的主力后，美国空军在中国的基地已经转移到中国腹地的成都周围，随着马里亚纳基地启用后，在１９４４年下半年，大部分美国空军基地都撤离了中国。日军花费一年多时间，以１０万多死伤者为代价夺取的飞机场变成一个空架子，它已毫无战略意义。
    作为第三个作战目的考虑的应付印度和缅甸方面联合军的攻势，也已经没有意义。继马里亚纳之后，美军在菲律宾登陆，已经可以通过太平洋择近路向日本进攻，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支那派遣军又不得不准备阻止美军从上海和广东地区登陆。
    这样，打通大陆作战虽然在１５年战争期间是日本陆军的最大规模的作战，然而并没有达到其目的。太平洋战争局势告急时，打通大陆作战在战争全局中几乎丧失了任何意义。可是，为了这一作战，日本军队不仅损失惨重，而且把中国的腹地河南、湖南、江西、广西各省广大地区卷入战场，造成莫大的杀戮与破坏。在这一点上，只不过是增加了无谓的战争牺牲罢了。然而，这似乎可以证明，在大战末期的这一阶段，日军计划并实施了如此大规模的作战，对于日本的战争指导者来说，对中国战争所占的比重是何等重大。
    四、日本人在中国战场上的体验
    对于日本的战争指导者们来说，“解决支那事变”，即卸掉日中战争的沉重负担，是经常关心的大问题。特别是对于大部分兵力都被中国战场牵制的日本陆军来说，最大的课题莫述于“解决”日中战争。但是，对于一般国民来讲，在珍珠港事件后，好像由关心中国的战争转移到关心太平洋上的战争了。报纸也大肆报导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战果，与此相比，对中国战场上的报导就相对少得多，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如果从日本人在战场上的体验来看，中国战场直到战争末期都是最大的战场，这确实是事实。
    如上所述，可以说在对美开战后，中国战线对于日本陆军来说，仍然是投入兵力的主战场。虽说曾计划抽出兵力派往南方，逐渐减少兵力，但在中国战场上差不多常常配备近百万的大军。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战败时，支那派遣军的２５个师团、３３个独立混成旅团、１３个独立警备队、２个坦克师团、１个飞行师团以及其他部队战后返回日本本土的总人数达１０５万【注：《战史丛书•昭和２０年的支那派遣军（２）》第５８３页，１９７３年。】。此外，海军方面，在支那方面舰队下有第２派遣支舰队、海南警备府及其他部队，兵力约７万３千人【注：《战史•丛书•中国方面海军作战（２）》第４６９而，１９７５年。】。
    同中国的战争不仅时间长，而且不断反复，兵力的补充与交替频繁，因此，具有在中国战场上体验的人数也理所当然是最多的。而且，在南方战场上，大部分参战者都战死、病死、或饿死，生还者甚少，而从中国战场上归还的人，包括中途回来的，大部分都是中国战场上的从军者。也就是说，日本的大多数战争体验者，都有作为在中国的侵略军士兵的加害者的体验。
    以审定教科书为契机，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残暴行为，以及作为加害者的责任便成了问题。但是，人们却不愿意谈论作为加害者的体验，甚至对翻出这些老帐感到厌恶。
    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８日，也就是“九一八”纪念日那天，《朝日新闻》刊载了我的《日中战争与现代》的文章。文章的内容是日本把８月１５日作为终战日纪念，并提出战争的被害。然而，日本也应该纪念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９月１８日，应该把这一天作为加深这场战争加害者的反省的一天。可是，文章发表后，也许因为《朝日新闻》发行量大的缘故，很多参加过战争的人和右翼分子给我和我们大学寄来不少恐吓信。大部分恐吓信的内容不外是：那场战争是正确的；打仗嘛，必然有损失；怎么能说日本是加害者呢？没有丝毫的反省之意。关于南京大屠杀，还有人写文章加以否定。不仅如此，对有勇气坦白加害事实的人横加威胁，这就是实际情况。
    作为日本人，这决不是愉快的事情。然而，历史事实是无法消除的，应该把事实准确地告诉人们，而且需要把事情的原因研究清楚。正因为许多日本人是战争的参与者，就更应该弄清侵略战争的史实以及在其中作为加害者的实际体验。这才是通向和平与友好之路。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