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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之战，其实是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甲午之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我把甲午战争概括为十大教训：第一，国殇伤在政体上，体制落后必然挨打；第二，战败败在贪腐上，腐败不除，未战先败；第三，强国必须强军，军不强最多是一个富国，永远成不了强国；第四，强军必须观念创新，观念落后，满盘皆输；第五，强军重在塑造军魂，无勇之军将是散沙一盘；第六，强军必须强装备，装备强在于量够质优；第七，强军必须常备不懈，有备才能无患；第八，强军必须综合集成，任一短板将导致全局失败；第九，强军必须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剑不如人，剑法要过人；第十，敢战方能言和，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很难得到。 早在1867年，极力推动曾国藩兴办洋务、强国强军的曾国藩幕客赵烈文就曾私下推断，大清国不出50年就会灭亡。曾国藩听了以后，无奈地叹道：“我日夜望早死。”他不愿看到国家“抽心一烂”、“土崩瓦解”的局面。 为什么赵烈文会做出大清只有50年寿命这一判断呢？主要是因为“帝后两堂暗斗于内，翁李两党倾轧于外”。清廷内部倾轧，地方和军队更是派系林立，将领们把军队作争权夺利的资本，战时只顾自保、互不配合。官绅军民是一个没有共同灵魂和思想的集合体，实际上就是乌合之众。 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而当时的大清帝国正恰恰相反。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两国的看法，他指出，如果中国和日本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为什么？他说：“日本人到欧洲来，是来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的，谋求回国做根本的改变；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另一方面，如清朝外交家、政治家黄遵宪所说，“人力合，我力分”，说白了就是我们喜欢窝里斗。 这么多西方国家对我们进行围堵的时候，我们内部还在争吵不休。当时清军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4支舰队，但在整个战争中，这4支舰队之间没有任何策应，致使北洋舰队始终在孤军奋战。北洋舰队的舰只被围在威海卫港中向日军投降时，1000吨级的鱼雷舰“广丙”号竟然提出，本舰不是来参战的，只是去年秋天海军会操时来到威海，此时应予放行南返。在国际海军史上留下了一个笑柄。如此散而不聚，战争怎能不败？ 梁启超说：“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甲午战争之后，他在名为《中国积弱溯源论》的文章中说：“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国民“一盘散沙”，民众不知为何而战，为谁而战。 甲午战后，一位日本官员到湖北沙市，在当时这算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城市。这位日本官员吃惊地发现，在这座长江中游港口城市，官员和民众根本不曾听说过刚刚打过一场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战争。 甲午战争其实是国民与臣民之战，当时日本已有“国民思想”，而清朝只有“臣民思想”。两相比较，高下立现。甲午之战，其实是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甲午之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