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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德、日签订《关于反共产国际协定》和秘密附属协定。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意大利加入这个协定，“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形成，矛头直指苏联和各国共产党。苏联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采取谨慎态度，竭力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局面。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很快决定采取援华抗日的方针，依靠中国牵制日本兵力，自己则集中力量对付德国法西斯。十年内战时期，蒋介石集中精力“剿共”，对日本大举侵华，思想上和物质上均缺乏必要的准备，只好依赖外援，等待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１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２３日，蒋介石任命军委会参谋次长杨杰为特派军事代表团团长赴苏争取援助。同年１２月，第一批苏联援华军械包括急需之飞机，陆续到达中国。１９３８年１月，他又派出立法院院长孙科赴苏联进一步商谈中苏合作问题。 蒋介石这时向苏联提出的要求，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军需物资，尤其是飞机。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３０日，蒋介石致电杨杰，要求苏联在３个月内支援装备２０个师的全部武器，并提出每月需１５０架飞机。当所需飞机陆续运华后，蒋介石又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３日嘱杨杰请苏方加派驱逐、轰炸飞行人员各一大队，苏联当即决定派空军志愿参战员一大队约１５０人来华。这段时间，蒋介石不断向苏联告急，提出各种要求。另一方面，希望苏联出兵抗日，减轻日本对华压力。１０月２２日，蒋介石电嘱杨杰向苏联表达此意。１１月１１日，斯大林答复：目前尚未到苏联与日本开战时机，若苏联现在向日本开战，日本人民误以苏联企图分沾中国利益，刺激他们反抗，反助日本国内团结，甚至引起更多国家对苏开战。伏罗希洛夫更为明确地告诉杨杰：苏联敌人甚多，东西兼顾，恐无胜利把握，故不能立即对日出兵。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均向中国代表郑重表示：出兵虽非其时，军事物资如飞机、重炮、汽油、坦克等物之接济，当竭尽所能；还表示，中国要抗战到底，必须建设重工业及军需工业。苏联拟帮助中国建设炮厂，并帮助中国发展空军力量。 根据中苏条约规定，苏联的军事援助，均须交付国民政府支配。在当时，斯大林认为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才能使中国持续抗战，起到牵制日本兵力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力量薄弱，还不可能成为反侵略战争的领导者。蒋介石由于掌握全国政权，在苏联帮助下，即使不能打败日本，也能长期拖住它。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要求中国共产党“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不要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此时已经成熟，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采取分析态度，在实际斗争中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这时，斯大林也并非不想从军事上增强中共的抗日力量。１９３７年１１月王明自莫斯科回国前，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向他建议，中共必须利用一切可行的办法，建立以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独立部队。斯大林认为，“炮是现代化战争之神”，他要王明转告中共中央，必须建立炮兵部队。为了能够修理大炮、机枪、步枪和其他武器，生产必要的器械和弹药，苏联准备帮助八路军建立兵工厂；苏联还设想将援助国民政府的军事武器，抽出１／５或１／４交八路军、新四军使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初，苏联政府由伏罗希洛夫出面向中国代表杨杰表示，拟给八路军野炮２４门、防战车炮２０门、机关枪６０挺、战车１５辆、飞机１０架。杨杰将苏方意见电告蒋介石，遭到拒绝。苏联援华物资到达中国后，蒋介石严加控制，对中共严加防范。１２月１２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以后无论飞机、汽车或货物到兰后，必须由战区司令部接受经管，向内地运出必须请示中正，许可后方得放行。如其欲飞向陕北或运往陕北之飞机物资，切勿擅自放行。”１９３９年夏，苏联曾再次向国民党提出这个问题，９月３日，蒋介石自重庆明确电示正在莫斯科的孙科：“如再有人提议以俄货直接由俄接济共党之说”，请“严词拒绝，切勿赞同”。 １９３８年３月，苏联同中国政府签订提供５０００万美元贷款之协定，用于购买苏联的武器装备；７月１日，苏联又向中国提供第二笔５０００万美元贷款；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３日，苏联再次向中国提供１．５亿美元。６月１６日，孙科作为国民政府全权大使和苏联外贸部部长米高扬签订《中苏通商条约》，规定在互惠条件下，发展两国商务关系。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全部用于向苏联购买军需物资，以低于市价２０％的比率折为借款供给中国；中国则以稀有金属和农牧产品偿还。 除军事物资外，应中国政府要求，苏联还向中国派遣了军事顾问和志愿作战人员。１９３７年底，第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抵华，至１９４１年初，先后来华的苏联军事总顾问有德拉特文、切列潘诺夫、卡恰诺夫、崔可夫等。１９３７年１１月，第一批苏联志愿飞行人员驾机来华。他们以南京机场为基地，每日出动，袭击长江中的日军船舰，摧毁日空军阵地，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开始时，日本轰炸机基地距前线仅５０公里左右，苏联空军人员到达后，日本空军基地不得不撤离到五六百公里以外的后方去了。来华苏联志愿飞行员在对日空战中的英勇作战精神及辉煌战绩，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得到蒋介石的肯定。他曾对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说：１９３９年下半年，曾派华人和苏联人驾驶的轰炸机各２４架赴汉口袭击日本机场，机场内停留日机１００余架。我方飞机虽飞行甚高，然投弹十分准确，日机或损或毁，能起飞逃去者，仅９架而已。日方经此打击，停止轰炸竟６月有余。在此之前，日军气焰嚣张，机场被炸后，日本再也不敢招惹邻近苏联的东北边境，邻接东北之苏联人民也得以高枕而卧。抗战期间，苏联志愿飞行员对日作战英勇顽强，７００多名来华苏联飞行员中，有２００多名为中国人民的自由独立献出了生命。 在此期间，美国对中日战争基本采取中立态度。战前当欧亚两洲的战争危机日益加剧时，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在国会参、众两院和公众舆论中均占统治地位，他们主张利用美国地理上的两洋天险，对美洲以外的战争应不闻不问，美国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和发展生产，解决就业问题。 １９３７年，当日本的侵华行动日益威胁到美国在华的利益时，美国国内出现了要求制裁日本的呼声。美国总统罗斯福代表这种意志于１０月５日在芝加哥发表措词强硬的“隔离”演说，指出“世界上无法无天的瘟疫看来确实正在蔓延”，要求对法西斯侵略国像病人一样“隔离起来”。但是国内的孤立主义者对罗斯福的发言展开了猛烈的攻击，罗斯福只好退让。另外，美国在日本有着比在中国更大的经济利益，也是美国采取中立的原因之一。１９３８年，日本为美国对外输出的第三大国，而中国只居第２２位。 １９３８年１月３０日，蒋介石致函罗斯福，希望美国“在经济上及物质上予中国以援助”，但罗斯福未敢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同年９月，武汉、广州告急，蒋介石派胡适接替王正廷为驻美大使，并于１０月１５日致电罗斯福请求帮助抗战。罗斯福因忙于１１月初之国会改选，不得不持最慎重的克制态度，表示不能采取政治性借款，只于１２月１５日勉强予中国桐油借款２５００万美元。 然而美国的中立避战政策，由于美日在亚洲矛盾的发展，不可能长期保持。日本一心想取得在东南亚的支配地位，挤进列强行列；美国同样想控制这个地区，以便获得石油、橡胶和锡等重要原料和推销本国过剩商品。 美日之间在华的矛盾，这时集中表现在“门户开放”和“东亚新秩序”之争上。美国一直坚持“门户开放”政策，力求通过经济渗透逐步扩大其在华的权益；日本为独霸中国，在占领广州、武汉之后，要在东亚建立“新秩序”。１２月１９日，日外相有田外郎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日本天然资源缺乏，又没有大的国内市场”，只有建立“东亚新秩序”，才能满足日本对原料和市场的需求；东亚以外国家的经济活动，据“新秩序”所属各国要求，“绝对必须……加以限制”。 日本关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宣告，是对“门户开放”原则的否定，美国当然无法容忍。于是，自１９３９年后，美国对日本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１９３９年１月４日，罗斯福建议对日禁运军用物资并限制对日贸易，同时对中国政府提供１．７亿美元贷款以增强中国政府的抗日力量。 但明显的是，美国无论在国内舆论上或军事实力上均未作好战争准备，财政部和国务院在对华援助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造成这种援助一度中断。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主张增加对华援助，而国务卿赫尔则警告：美国的卷入将促成日本采取“鲁莽行动”，美国的行动应当有所节制。 在１９３７—１９３９年间，苏联全力支援了中国抗日战争，美国则基本中立，这是苏美对中国抗战的态度。 二 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还有一个秘密附属议定书，主要内容是：１．在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所属地区发生领土上或政治上的变动时，立陶宛北部边界应成为德国和苏联两国势力范围的边界；２．在波兰国家所属的地区发生领土上或政治上的变动时，德苏的势力范围将大体上以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散河一线为界；３．关于东南欧，苏联提请注意它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同法西斯德国达成这种划分势力范围的协定，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原则的。 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德军入侵波兰。９月３日，英法对德宣战，欧战爆发。９月１０日，共产国际接受联共（布）党中央建议，向各国共产党发出关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与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指示电，其中指出：“现在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非正义的战争，交战国的资产阶级罪恶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国家内的工人阶级，尤其是共产党，都不能赞助这个战争”；“凡有共产党国会议员的地方，都要投票反对军事预算”。 共产国际的指示，否认了战争还存在着反法西斯的性质，要求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国家的共产党实行失败主义的反战运动。于是，一些被侵略国家的共产党向保卫祖国的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开战，削弱了本国的抵抗力量。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指出，现在只能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反动势力的基础上，“从下层来建立人民统一战线”。实际上又退到了共产国际“七大”前关门主义的立场上。上述指导思想使各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陷于混乱。大批共产党员因不满这种方针而纷纷脱党，法共人数减少了３／４，英共党员减少了１／３。至于中国，因为其抗战毕竟起着帮助苏联牵制日本军力的作用，共产国际规定：“在中国，以及正在从事于本民族解放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家中人民统一战线的策略，现在还是完全可以采用的”，没有要求这些国家实行使本国政府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失败的策略。 正当欧洲局势风云迭起、变幻莫测之时，美国仍置身事外。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美国的对外政策逐渐在起变化。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９日，汪伪“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日本显然想独霸中国。这种情况使美国不能听其自然，罗斯福决定援蒋抗日。３月７日，美联邦进出口银行核准以２０００万美元借款（滇锡借款）援华；７月，美宣布对日禁运汽油和废铁，９月下旬，美国进出口银行宣布援华第三次贷款２５００万美元（钨砂抵借）。 １９４０年９月２７日，德意日三国政治军事同盟在柏林签字，这个条约首先是针对美国的。１０月，美国大选揭晓，罗斯福三度蝉联总统，美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反法西斯倾向和态度渐趋明朗。在大选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美国政府原则上通过了援华方案：贷款１亿美元，援助飞机５００架，并供给其他武器。但从全球战略考虑，美国决定联合英国首先对付欧洲法西斯，在亚洲采取守势，实行“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 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由于在抗击日本方面同中国利益一致，苏联援华政策不变。蒋介石承认苏联对中国的接济，“不受欧战影响，且较前益加增进”。苏联曾因国联开除苏联会籍时，中国代表未予反对而对中国耿耿于怀。１９４０年１月８日，莫洛托夫接见中国驻苏大使杨杰时，表示“苏对华政策，仍是一贯”，但指出“中国出席国联代表之举动，无异帮助英法打击苏联”，并质询：中国代表此举，是否英美法等国对中国代表施加影响共同反苏的结果？ 因抗战正值紧要关头，中国朝野都主张，为争取苏联援助急需之飞机，仍需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１９４０年４月，邵力子任驻苏大使，经与莫洛托夫外长数次接触，苏联决定仍将接济中国所需的飞机、大炮、轻重机枪及汽油。同年１２月中旬，苏联３００辆载重汽车满载上述军需物资到达哈密，转运各地。遗憾的是蒋介石得到这些武器后，并不完全用来对付日寇，而是矛头对内，也用来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 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这时均希望蒋介石积极抗日，中国应该成为牵制或消耗日本军力的一个主要战场。因此，当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苏美均对一手制造事变的蒋介石十分不满和恼火，他们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式要蒋介石立即停止这种削弱中国抗日力量的愚蠢行为。苏联外交次长罗佐夫斯基请邵力子转告中国政府：“勿做使敌人快心之事”，对于事态能否“妥善处理”，“不影响抗战”，表示忧虑和担心。１月２５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在重庆面见蒋介石时表示：苏联政府“对此次冲突与斗争，非常关怀”，“深恐由此引起内战”，“损及贵国抗战之力量”。到达中国不久的苏联驻华武官兼军事总顾问崔可夫暗示国防部长何应钦：如果枪口对内，会影响苏联方面提供军事援助。美国政府决定将拟议援华的５０００万美元暂缓实施，并令正准备来华考察中国经济状况的总统经济顾问居里调查国共纷争情况。２月８日，居里向蒋介石传达罗斯福口信：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民、妇女以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他们“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深盼能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加紧团结”。蒋介石争辩说共产党受第三国际指挥，但居里强调，总统“准愿中国抗战之实力不受共产党问题之影响，永远保持完整，以完成抗战大业”，否则，国人深惧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可能，而直接“影响其援助中国之热诚”。３月，居里自香港呈蒋介石关于经济、外汇、银行、交通等问题的条陈，其中关于“政治之统一”问题，再次郑重提出，应“尽力与共产党保持抗日联合阵线”。 苏美两国对皖南事变的指责，使蒋介石十分尴尬。尤其是中共所采取的政治攻势军事守势既强硬又克制的方针，赢得了中间人士的普遍同情，蒋介石不得不改变态度。３月６日，他在参政会演说中被迫声称：“保证今后决无剿共的军事”；会后并向周恩来表示，许多问题可以提前解决。 自１９３９年夏至１９４１年夏的两年间，美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于中日战争的态度由中立逐渐转变为制日援华政策，而制日援华政策服从于其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苏联的外交政策以争取时间加强防御为中心，为此，他们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又签订了经济、贸易、边境等方面的协定。但暂时的妥协无法解决潜在的根本矛盾。德国占领法国之后所面临的粮食和石油奇缺的局面，迫使希特勒改变了西进攻英的计划，于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８日下达了侵苏的“巴巴罗萨计划”。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对日本采取中立政策。日本正在考虑向南太平洋展开攻势，也需要调整苏日关系，稳定北方。于是，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３日，苏日两国外长在莫斯科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对苏联而言，条约起了推迟战争的作用；对国际形势而言，它导致了美日矛盾的加剧。而对中国，条约有损中国领土主权，伤害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使华北日军得以抽出兵力进攻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它对中国有弊无利。 三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苏德战争爆发。由于德国侵苏早有预谋，在重型武器方面一时优于苏军，以致苏联在战争伊始，遭到重大损失。与此同时，苏联还须警惕日本是否会乘机进攻东部地区。为此，苏联一方面要求各国共产党帮助了解德军西侵苏联的情报，另一方商以联共（布）中央名义通知中共中央：日本正从本土运兵中国大陆，集中在苏联边境，建议八路军设法切断通往北平、张家口、包头的铁路交通，阻止日本部队向这些地区集结。中共中央支持和配合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态度是明朗的。７月２日，毛泽东、朱德等在致彭德怀电中表明：我军须配合苏军作战，目前作此准备，时机成熟后，即可行动。这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接到联共（布）中央上述通知后，毛泽东于７月１５日致重庆周恩来电中表示：关于军事行动，自苏德战起，我们即加紧侦察和准备破坏交通，以牵制敌人，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取得胜利。同时请周恩来实事求是地转告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并转告联共（布）党：日寇在华北已盘踞４年，修筑了坚固工事，敌我军事技术装备相差悬殊，目前我军每条枪平均仅２０发子弹，机枪极少，炮则更少。因此，如日本攻苏时，在军事上对苏联的配合作用不能期望过高。如不顾一切牺牲地动作，有不能坚持根据地之可能，这样，对中共对苏联均为不利。因此，中国共产党准备采取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巩固敌后根据地，而非孤注一掷。经过一定的工作布置后，毛泽东又于７月３１日致电周恩来请告崔可夫：已令华北发动破路战，拖住敌人，并加紧侦察敌军行动。８月，中共中央和联共（布）中央设立交换情报的机构。２９日，苏机载侦察员尤仁、克兰诺夫等到达延安后转赴晋察冀等地开展工作，中共中央令该地我军帮助他们设立电台和了解日军动态，并保证他们的安全。 在法西斯战争的严重威胁下，苏美英均逐步认识到联合对敌的必要性。７日１２日，苏英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在对德作战中联合行动之协定》。７月３０日，罗斯福的个人代表霍普金斯到莫斯科会谈，双方严密注意日本对南北两方面的动向。莫洛托夫表示，由于苏联处于同德国交战形势，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对中国军事物资的供给。美国表示他们将增加援华物资，以弥补苏联在这方面的不足；并表示也要尽量快些给苏联以物资援助。１９４１年９月２９日—１０月１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美英以武器和军用物资供应苏联的第一个议定书，三国宣告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采取联合行动。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包括中、苏、美、英、波、印、加、荷等２６个反法西斯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这个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有了许多抗日的盟国，日本因为侵占南洋地区被迫减少了侵华兵力。蒋介石一时颇为兴高采烈。但中共中央认为太平洋战争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日本想速战速胜是不可能的，希望英美在短期内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中共中央决定仍然采取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既要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有利形势，坚定胜利信心，克服悲观情绪；又要看到敌后抗战仍是长期的、残酷的，要艰苦奋斗，不可产生懈怠心理。 当然，参加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国家，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由于各国首先是维护本国利益，因此，在统一战线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和斗争。如丘吉尔曾对他的亲信说：“我希望看到德国葬身于坟墓之中，也希望看到俄国躺在手术台上。”美国以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主张援苏抗德，打击战争祸首法西斯。但美国国内也有人反对援苏，当时的众议员、后来任总统的杜鲁门就主张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他说：“如果德国打赢，我们就帮助俄国；如果俄国打赢了，我们就帮助德国。”要让他们在战争中“尽量互相厮杀。杀得越厉害越好”。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全力以赴对付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无暇东顾。对中国的援助已爱莫能助，而美国民众愤于日军突袭珍珠港使美军遭受巨大损失，积极奋起参战，举国上下合力投入了战时生产。１９４２年，美国军事生产突飞猛进。以这年４月为例，制造了各式飞机３４４０架。福特工厂每月生产之飞机，达德日两国生产之总和。美国成了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也就是从这时起，美国成了援华抗日的主要国家。 美国充分意识到援华的军事意义。美国海军上将李海说：如果没有装备和供应均很贫乏的中国军队继续打下去，“打败日本就会花费更多的物资和生命”，“几百万中国军队迫使日本在中国保留大批军队和装备”，所以援华抗日，对美国的“安全和盟国的胜利是必要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确定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的统帅，于１９４２年３月派史迪威来华任驻华美军代表兼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对华租借物资统制人和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形成中美联合作战局面。美国于１９４２年给中国贷款５亿美元，到１９４３年底，又给予中国４亿美元租借物资。 １９４３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使苏联掌握了苏德战争的主动权，开始了战略反攻，但最后胜利尚非指日可待。斯大林认为英美应立即开辟第二战场以迅速战败德国。为了解除英美领导人的顾虑，斯大林作出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斯大林在答英国路透社记者哈罗得•金提问时说：解散共产国际，是因为考虑到正是现在，当法西斯野兽作最后挣扎的时候，必须组织爱好自由国家的共同进攻，“使盟国和其他联合起来的国家的统一战线在争取战胜希特勒暴政的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从１９４３年开始，解放区在度过严重的困难后，逐渐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道路。这使蒋介石既愤恨又着急，他认为目前已经到了决定未来中国之命运的关键时刻，于是积极筹备反共，以消除心头之患。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０日，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宣称“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扬言“准备于两年内决定命运”，消灭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的各种宣传机器也迅速开动起来，为反共制造舆论。这种反动宣传由于１９４３年５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而更加甚嚣尘上。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解散意味着苏联共产党的失败，他幸灾乐祸地对罗斯福说：“这是你美国外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胜利。” 在发动宣传攻势的同时，蒋介石积极进行反共的军事活动。胡宗南部于７月上旬进犯边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于７月４日、６日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抗议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的挑衅行为。７月９日，延安各界群众３万余人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出要接受皖南事变教训，“准备好，给进攻者以迎头痛击”。同时，中共中央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指示他向各报馆、各外国使馆、各中间党派及文化人士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 中共中央的揭露和动员收到了成效。７月上旬末，史迪威急电马歇尔：国民党军队向中共阵地开火。马歇尔接电后，立即向正在美国的宋子文表示：如果中国内部爆发一场武装冲突，会给同盟国的地位和势力带来不良后果。宋子文立即将美方态度转告蒋介石，并说：“美政府严重关切双方公开冲突，此种冲突应予避免。”７月１４日，苏联大使馆武官会晤美国代办艾奇逊时，也明确表示，目前国民党“对共产党发动军事进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面对中共的紧急动员和反击准备及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对，蒋介石不得不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动，并在９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届十一中全会上宣布，中共问题为一政治问题，应以政治方法解决。 美国对于蒋介石抗战不力却致力于内战的做法，深为不满，然而他们别无选择。形势发展至此，美国援蒋已不单纯是共同对付日本的问题，它同时还包含着对付苏联。这时，苏联在战争中已经度过难关，美国注意到苏联正在迅速崛起，美国援蒋遂增加了抵制苏联在亚洲扩大影响的含义。 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春，中苏关系由于新疆问题而恶化。美国虽然十分担心苏联对中国的渗透，但从推动苏联早日对日宣战出发，它并不希望中苏关系过分恶化，苏联如果推延对日作战计划，将对美国不利。于是，美国在调处国共关系的同时，还调处中苏关系。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０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中苏纠纷会影响同盟国间的团结，“同盟国间之误会，皆应以自制与友好的方法，予以冰释”，建议蒋介石采取现实态度，“将此目前事件予以搁置，以待此次战争之结束”。罗斯福还要美驻苏大使哈里曼与斯大林或莫洛托夫会谈有关中苏关系，向斯大林表明：蒋介石是唯一能使中国团结一致的人，不应让他的政府垮掉，希望斯大林在设法解决蒋介石与中共之间的问题时，要耐心些。斯大林向哈里曼表示：美国应尽量影响蒋介石。蒋是“最佳人选”，但不是没有缺点，他同日本人战斗不力；中国共产党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但“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要跟日本人作战”；蒋介石因“意识形态”不同而与中共交恶是“愚蠢的”。 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应罗斯福要求访华，为调处国共关系和改善中苏关系同蒋介石会谈。总统关照华莱士，要尽可能使国共双方军队停止内战，合作抗日。１９４４年６月，华莱士向蒋介石转达了罗斯福的意见，蒋介石承诺，将只以政治方式解决当前局势。当华莱士提出应当改善中苏关系时，蒋介石表示：如果美国能促成中苏会谈，他将非常欢迎。 美国调整国共关系的主要原则是扶持蒋介石政权，使中国成为一个亲美的大国，一方面为日后美国的经济开发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抵制苏联通过中共在华北或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或自治的地区以扩大影响。因此，罗斯福认为调整国共关系是调整中苏关系的前提。美国调整中苏关系，也首先是要求斯大林支持蒋介石政府，只要苏联保证支持蒋介石，中共就孤立无援，国共关系就会进一步得到解决，美国在远东和中国的地位就会进一步得到巩固。蒋介石同意改善中苏关系，却回避解决国共关系，他认为只要中苏关系改善了，就可以借助苏联迫使中共妥协。 １９４４年９月，罗斯福派赫尔利使华。赫尔利在调处国共关系的活动中，以支持蒋介石政权为原则。当形势发展到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日益转为扶蒋限共和反共。 通过雅尔塔秘密协定，苏联为自己从中亚到东部边境筑起了一条安全带，却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然而苏联出兵东北，却对中国产生了有利作用，不仅加速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为中共“占领两厢”争得了时间，为中国革命的早日胜利创造了条件。 责任编辑：田粉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