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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导读 一个新的学科或新的研究领域，以及新的研究方向的形成，其前提是具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的存在。学术用语或范畴的形成要遵循语言的基本规则，否则会引起表义的不确切或导致意义的混乱。从提倡“新某某史”的论证看，他们论定的“新”是基于研究理念、方法、视角方面，而这些不构成新学科、新领域、新方向的要件。 当代史学风尚在刻意求新的追求中，似乎疏离了史学求真的学科特质。史学在其孕育形成之初就是以求真为宗旨的。 就史学而言，每一次重大的变革都意味着其知识体系的变革，也意味着史学知识体系在不断求真过程中的自我完善。不断扬弃伪识和建构真知，是史学社会功能的体现。辨伪求真与实事求是，是史学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价值。 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学取得了不同以往的成就，以新的样貌标示了史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30多年来，伴随着新史学大幅扩展的是新理论、新方法的不断涌现和植入，以至于标新立异成为当代史学研究的一个倾向。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一味忙于求新、忙于引进，来不及消化、来不及思考，“除了在史学理论界留下了思想的足迹之外，并没有引导中国史学产生一个实质性的改变。”（李振宏：《当代史学平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44页）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新世纪以来形成一个颇具声势的朝向，即，“新某某史”（比如新文化史、新社会史等等）的相继推出画出了一条着意“求新”的当代史学演进轨迹。 逐新风尚一路猛进，虽然论证内容或有不同，但其思维方式和立论模式却基本一致。某种意义上说，它构成了新世纪以来史学演进的总体趋势。其中，的确有务实求真的创新性成果的推出，为新时期史学的开拓建构助力颇多；但也出现了一些逐新求异的流风，即，只是在既成的西方理论框架中添加中国史料，形成所谓新的成果。正如严耕望先生曾经批评的那样：“中国史书极多，史料丰富，拿一个任何主观的标准去搜查材料，几乎都可以找到若干选样的史料来证成其主观意念，何况有时还将史料加以割裂与曲解。”即使从规范的学术话语表义上看，显然也有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刻意标新的各种史学诉求层出不穷，在“新某某史”的标帜下一时蔚然成风。这与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崛起完全不同，它们毕竟有相对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之外的特定研究领域或研究对象，尽管学者对其具体研究对象的内涵和外延有不同认识，但其中心内容是相对确定的——社会史研究社会的历史，文化史研究文化的历史，在这一点上不会有歧义。逐新流风所及的许多“新某某史”，就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或者研究方向而言并无新异之处；其所谓的新，按其提倡者的论证主要是研究方法、理论、研究视角或问题表述的“新”而已，甚至有些研究只是换了一套话语模式，新词、新语、新概念、新样式。 我们知道，一个新的学科或新的研究领域，以及新的研究方向的形成，其前提是具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的存在。学术用语或范畴的形成要遵循语言的基本规则，否则会引起表义的不确切或导致意义的混乱。从提倡“新某某史”的论证看，他们论定的“新”是基于研究理念、方法、视角方面，而这些不构成新学科、新领域、新方向的要件。就学术研究而言，新方法、新理论、新视角等是可以运用在几乎所有学科研究中的，如有学者特别提出的“向下看”视角，国家与社会理论以及“微观深描”等方法，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新某某史”的专用学术范畴，它同样适用于政治史、经济史，乃至事件史（如太平天国史、洋务运动史、义和团运动史等）研究，仅仅依凭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趋新即推出一个“新某某史”，不合乎学科发展的规则。今天即使研究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等，其视角、理念或者话语方面也与传统研究大异其趣了。即便如此，也不应该刻意标举出新太平天国史、新洋务运动史和新义和团运动史研究领域或方向。学术概念和学术范畴应当在严谨、准确、规范和科学的前提下精确凝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