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中，“九一八”的世界历史意义并未得到充分重视。“九一八”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点，而且与现代中国奠定国基的历程息息相关。本文尝试重新理解作为世界史事件的“九一八”，揭示中日战争对共和国政治品质的深远影响。深入分析战后日本的历史衍变，即可发现“大日本帝国”名亡实存，自晚清直至当下，它始终威胁着中华民族的国家安全。为了看清战后格局的实质，本文论述了美国对日本的“教育”，以此折射出百年来中日问题背后的现代性危机。美国对日本进行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教育”，导致日本一再罔顾道义。只有对日本进行“再文明化”，才能真正避免“大日本帝国”卷土重来。
    关 键 词：“九一八” 日本 主权 道义
    作者简介：徐戬，中山大学哲学系。

    一、引言
    1937年7月，日军越过卢沟桥发起对北平的占领性攻击，中国的全面抗日从此爆发，“八年抗战”即从这一“事变”算起。然而，已经过去了整整81个春秋的“九一八”意味着什么呢?严格来讲，人们恐怕未必熟悉“九一八”，至少谈不上真正理解这一事件。
    1931年9月起至1937年7月，这段历史并没有被算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之内。如果日军没有进一步向华北发起攻击，仅此为界，中国是否就不会有抗日战争了呢?可以看到，“九一八”之后，中国的共和政府并未对日宣战，国民政府让二十多万军队撤出了东北三省。
    事实上，按照“九一八”事件主谋者石原莞尔的设想，吞并中国东三省后，日本不应继续南侵，而是以此为基地进占蒙古，然后以整个中国作后方基地应对俄国。倘若日军采纳了这一密案，中国与日本的疆界就会划在距离北京以北两百公里的地带，因为，“国际正义”打算认可这一疆界。“九一八”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现代中国的建国根基，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东亚”的现代性乃至所谓“国际正义”秩序。
    “九一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点，而其结局仍然规定和制约着如今整个亚洲的秩序。历史和现实之间往往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淡忘历史意味着我们将再次遭遇“不宣而战”。
    二、不宣而战
    81年前的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不宣而战，对中国重启战端，第二次中日战争拉开帷幕。今天有必要重新理解“九一八”的历史意义，因为“新中国”的建国根基正是在由此开端的抗日战争中奠定的。如今，“八年抗战”已经成为耳熟能详的说法。然而，这种习惯用语却很难经得起推敲：既然第二次中日战争起于“九一八”，那么战争阶段当持续15年之久。中日第二次战争在共和政制同天皇体制之间展开，实为长达15年的殊死较量——学界向来有所谓“十五年战争”的说法。“八年抗战”的说法表明，我们尚未充分理解“九一八”的真实性质，从而无法看清中日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
    欧战之后，国际格局风雨飘摇，“九一八”的直接背景是列强的全球争霸。从全球秩序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源于凡尔赛体系的危机。日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形成的脆弱格局发起冲击，这一格局终于首先在中国东北发生断裂。西方学者强调，“九一八”不仅是中日战争的肇端，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点：
    从结构角度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代表了两大阵营之间对1919年以后国际现状的全球性争夺。从这一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在日本1931/1932年占领东北亚(中国东北)就开始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进攻，以及1937年开始的中日战争是其继续，希特勒对波兰的袭击则导致了英国和法国对其宣战。①
    回顾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历史行程，不免令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感叹。民国肇造，未料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内战频繁使共和政制名存实亡，强敌环伺令中国文明危在旦夕。更为不幸的是，内忧和外患紧密关联在一起。百年以来，中日始终处于敌对状态，“九一八”仅是众多冲突中的一环：日本窃据琉球之后，甲午战争对晚清帝制形成了致命一击；民国成立不久，日本即把“二十一条”强加给中国，支持袁世凯颠覆新生的共和政制；此后，五四运动更与日本强占中国山东直接相关；到了北伐时期，日本为阻碍中国统一不惜制造了“济南惨案”。倘若将诸多“事件”连缀起来，“九一八”恰好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
    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始于卢沟桥事件，显然是日本复制“九一八”侵略模式的结果。因此，“九一八”对整个中日战争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它不但改变了当时中国国内政治格局，更在“新中国”的政治品质中留下无法抹除的印迹。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是“欧洲内战”，随着新兴强权的崛起，世界历史的重心已然东移，中日战争可以视为现代性危机在世界范围内持续扩散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权力格局，成为真正的“世界内战”。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作为大战起点的“九一八”就具有了深远的全球性含义。
    “九一八”爆发之时，没人会料想到这一“事件”会演变成第二次中日战争。无论是中日双方还是国际联盟，没人将这一事件视为真正的“战争”——直到今天，我们仍将这一事件称为“事变”而非“战争”。理由不难理解，当时的中国政府并未因此向日本宣战。这一绥靖态度造成了人所共知的严重后果，那就是日本帝国步步进逼，一再打断中国建构主权国家的现代步伐。我们必须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角度理解“九一八”的现代性含义。
    在传统帝制全面瓦解之后，辛亥革命催生出来的中华民国险象环生，并未扭转近代以来的社会分裂和外交颓势。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到蒋介石挥师北伐，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克服辛亥革命以来的共和危机，建立自由、民主、独立的“新中国”。按照孙中山的建国构想，实现共和需要依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逐步达成。北伐之后，张学良易帜标志着中国在形式上达成统一。就政治体制而言，国民政府正在由“军政”过渡到“训政”，近代以来中国人所殷切期盼的“新中国”似乎遥遥在望。国民政府于1931年5月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准备依照孙中山的建国方案逐步再造民国。恰在这一关键时刻，中国撞上了这场不期而遇的战争。
    日本的进犯之举并非起于甲午战争，而是早在明治时代就埋下伏笔——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实际上始于日本染指中国台湾。1871年，66名琉球渔民漂泊到台湾，其中54名被牡丹社居民杀害。明治政府借机出兵台湾，真实动机却是宣示对琉球拥有“主权”，将琉球王国作为“琉球藩”窃为己有。②通过把琉球划为“例外状态”，如今的美国操纵了琉球的实际主权，使琉球成了美国针对中国的军事基地。琉球的主权问题迄今仍悬而未决，必须从日本到美国的战略继承角度加以重新思考。回首中国的百年沧桑，我们今天难免产生如履薄冰的历史感觉。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战争当然以其“满蒙”战略为背景，直接动因是出于对张学良妨碍日本利益的不满，尤其是张学良的东北易帜令日本惊惧。易帜之举使中国达成形式上的“大一统”，这正是日军阻挠国民党军队北伐以来竭力避免的局面。中国文明的历史连续性必以国家统一为政治前提，日本深恐中国迈向共和政制下的新“大一统”。出于这一帝国韬略，日本军方精心制造了先发制人的“九一八”战争。
    “九一八”以后，中国的政治版图已然发生根本改变，建国进程从此同抗日运动密切交织在一起。“九一八”之后，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立刻成为大日本帝国的功臣。作为享有“鬼才”称誉的战略家，石原莞尔迄今仍在日本赫赫有名，他的战略构想始终是日本学界关注的焦点。在中日爆发全民战争之前，石原莞尔竭力坚持“不扩大”政策，主张利用中国共和革命之后的割据局面进行分而治之，趁机循序渐进地推进“满蒙”计划。
    国民党党国体制的法理程序是“党、政、军”，而实际顺序却是“军、政、党”。“九一八”前后，国民政府呈现为“武人”凌驾“文人”的新型政权结构，从根本上逆转了国民革命以来“以党治军”的理念。关键在于，一党专政并不一定意味着“强势国家”，国民政府恰恰是施行独裁的“弱势国家”。国民党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涣散的状态，从来就不是拥有严密组织和高度内聚力的政党。国民党徒具“无所不管”的表象，而这不过是去政治化的外在形式，丧失了政治品质的政党只能造成“弱势国家”。③将国民党党国体制同强势国家等同起来，不过是一种政治天真。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并未因“九一八”而对日宣战，历史留给我们的是深深的叹息。
    不难设想，只要日本没有贸然发动华北战争，“满洲国”就极有可能维持现状，按照西方国际法所谓“依据现状”，就会最终迈向“独立”，成为日本的属国。只要“满洲国”依然存在，“新中国”的理想就会遥不可及。如果日本这一守成战略能够贯彻始终，同时避免同美、苏进行正面冲突，今天的东亚格局很可能就要彻底改观。中国的地缘格局不但会受到打通朝鲜和“满蒙”的“大陆日本”的钳制，奠定未来东亚格局的朝鲜战争也将不再可能。
    在经济全球化一路凯歌的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切身体会曾经亲历、甚至仍在经历的历史危难。从纯粹智识的角度看，石原莞尔的构想不能不说极为高妙，对于日本人来说，自然是错失良机，对于我们来说，就不仅是令人不寒而栗。问题在于，在当今的日本、尤其作为日本替代者的美国，石原莞尔这样的“鬼才”还大有人在。如果中国被迫面对一个远比日本更加强大、险恶的敌人，情况又将如何呢?历史的可能性实在不堪设想。
    三、主权问题与共和国的根基
    就世界历史含义而言，“九一八”所标志的世界变局成为撕裂现存国际秩序的起点。早在1929年，蒋介石就曾作出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起，亦必在中国。”而且，“远则不出15年，近则随时均可发生”。④他清楚地看到，列强相争必然会引发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者之在东方，或在中国，其冲突均随时可以发生。他们的利害，无一时不相冲突，英美之于日，日之于俄，其冲突尤觉显然。冲突之焦点，必在中国。⑤
    如此敏锐的历史感觉，让今天的我们难免感到惊讶。如果国民政府始终保持警醒，至少可以对日本的伺机寻衅做好心理准备。历史的走向却背道而驰，正是由于未能应对“九一八”，日本才得以步步实施侵略计划，最终将中华民族逼到生死存亡的边缘。
    “九一八”爆发之时，蒋介石正在江西指挥“剿共”。日本遽然不宣而战，实在出乎国民政府各方意料。万宝山事件发生之时，蒋介石电告南京政府：
    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共产党利用，逞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⑥
    外患当前之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蒋介石的处境确实颇为艰难——国民党内部矛盾尖锐，甚至有爆发内战的危险，共产党则雄踞一方，其潜力远非传统军阀所能比肩。蒋介石认定，中国的弱势地位源于国家未能统一，因此，内忧高于外患。从这一判断出发，他以为，隐忍的态度或许可以避免日本图穷匕见。
    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中，蒋介石解释“安内攘外”的政策时说：
    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虫。此次如无粤叛变，朝鲜惨案即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之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即不能攘外。⑦
    早在北伐期间，日本就不惜出兵打破统一态势。而且，张学良归顺国民政府，这种形式上的统一已然触动日本的地缘利益。日本不失时机地发动战争，恰恰因为中国有渐趋大一统之势。日本进行侵略的理由(防止“攘外”必先阻止“安内”)恰恰成了蒋介石规避侵略的理由(只有先行“安内”方能“攘外”)。“中村事件”之后，蒋介石深恐事态扩大，叮嘱张学良：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⑧
    备受诟病的“不抵抗”政策表明，蒋介石在“攘外”和“安内”的漩涡中进退失据。无论蒋介石还是张学良，起初都以为“九一八”不过是突发的偶然事件，只要中国忍辱负重，当能避免事态继续扩大——中国在1928年的“济南惨案”中采取“不抵抗”立场，日本就曾迫于国际压力最终退兵。出于错误的战略判断，国民政府听任日军迅速攻陷东北主要城镇与铁路沿线。其结果是，日本制造了中国实质上的分裂，在东北的土地上成立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并一步一步迈向国际“承认”。
    中国的国运取决于政治领袖的政治远见，在攸关民族命运的历史关头作出果断的抉择，而非在坐等“国际正义”中丧失主动权。1931年9月21日，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上诉。由于敌强我弱，国民政府随后宣布，按照国际法第13条的规定，由仲裁法庭解决中日冲突。国联决定派出外交代表参与协商后，日军于10月8日对锦州实施狂轰滥炸。日本天皇批准了日军对锦州的空袭，目的是扫清“中国主权在满洲最后的残余”。如今我们知道，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城市空袭。
    在日军看来，遭受侵略的中国应该承担危机的“全部责任”，日本只会同“地方政府”进行谈判。按照日方的建议，国联于12月9日决定组建以英国人李顿为首的五人调查委员会，史称李顿调查团。
    1932年1月8日，日本海军开辟了第二战场，对中国的贸易中心上海发动进攻。中国的第十九军英勇抵抗，战斗范围迅速扩大。日军肆无忌惮地轰炸人口密集的上海——即便后来德军轰炸伦敦也起初源于一次误炸，日本根本没有把中国当作一个交战国家，而是如同对待前现代战争中的野蛮部落。此后不久就在东北建立了“王道乐土”——伪“满洲国”。
    1932年1月，国联调查团于日内瓦正式宣告成立。时隔不到一个月，关东军即以“东北行政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宣称“本会成立的同时，通电内外，从此与国民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2月25日，该会发表了《满洲建国方案》，规定国名为“满洲国”，定都长春并改称“新京”。3月1日，“满洲国”正式宣告成立。溥仪当日到长春郊外的天坛祭天，正式即位，年号“康德”。
    “满洲国”恢复的是封建帝制，日本称为日、满、汉、朝、蒙的五族“共和”，这听起来不啻是对孙中山建国构想的讽刺。伪满洲国的帝制与民国的共和政制针锋相对，分明是在挑战辛亥革命奠定的政治格局。只有从对抗中国共和政制的角度，才能更好地领会日本对“满洲国”的正当性论证。关东军的危机意识表明，建立“满洲国”旨在以此为基础对抗美国和苏联，因此，必须首先防止中国的共和政制形成新的“大一统”态势。
    1932年10月，李顿委员会终于提交了《调查报告》，虽对日本不无批评，却对日本是否应该撤军绝口不提。更为绝妙的是，代表“国际正义”的这份报告建议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自治国家”。1933年6月4日，苏联对日作出妥协，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满洲国”，经过此后的谈判，苏联相当于事实上承认了“满洲国”。
    时过境迁，我们首先需要反思的，仍是面对侵略时如何捍卫国家主权。面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国民政府回避了尖锐的生死抉择，始终没有对日正式宣战，无异于认可了日本的“事变”修辞。即便是不宣而战，“九一八”仍然是实际上的侵略战争。从1931年到1937年，中日处于实际上的战争状态，从“九一八”到日本战败乃是统一的连续过程，何况，日本在经济、政治、外交、文化上对中国的侵蚀本身就具有战争的实际性质。
    伴随着日益升级的战争，国民政府却仍把希望寄托在“道义外交”上。国民政府仍不清楚“国际公法”的本相，对国际干涉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把评判是非的权利拱手交给国联。在这个意义上，“九一八”不仅意味着中国在军事上完全失败，而且意味着中国对道义问题丧失了独立裁决的权利。
    国民政府的策略陷入深刻的悖论，越是避战就越是引起日军的攻势。由于未能深刻把握日本的大战略，蒋介石在具体应对上难免进退失据。对国民排日情绪进行压制，反而会使国民政府陷入舆论被动。何况，从日本的国家战略来看，既定方针并不会因中国退让而有所动摇。在强敌面前示弱，不仅招致日本得寸进尺，而且加速了日本直接染指中国的状况。
    1934年，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中，蒋介石仍然希望化敌为友：日本最大的敌人应该是美、苏，中日之间并不应该处于敌对关系。从这一判断出发，蒋介石在分辨敌对关系上优柔寡断，始终幻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制约日本。⑨事实表明，中国的一再退让适得其反，“不抵抗”政策使国民政府的战略决策陷入困局。
    近代以来，中国追求的始终是自由、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然而，自从建立民国，中国就陷入天下大乱，革命志士不惜一再揭竿而起、南征北伐，却始终未能完成建国大业。“九一八”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从中折射出来的是共和政制的主权危机。在夷狄交侵的紧急关头，中国能否捍卫新生的共和政制，取决于政治领袖能否当机立断。在强大的民族敌人面前，捍卫国家主权需要共和政治家保持高度的历史清醒。
    “九一八”骤然改变了亚洲的战略态势，使中国的共和政制危在旦夕。面对日本的蚕食鲸吞，列强标榜的“国际公法”无法保护羸弱的中国。“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寄予厚望的国际调停实际上无济于事，“道义外交”的失败则使中国成为“国际公法”的牺牲品。对日本的逆来顺受导致中国不但失去了关外的国土，而且加速了日本对关内的进逼步伐。在中日的“十五年战争”中，蒋介石始终不忘扭转“国际”的观感，导致在对日作战中屡次付出惨重的代价。
    1943年，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基本废除。⑩这一年里，幸运似乎降临到中国——开罗会议据说是中美关系的高峰。1943年底，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会谈，于12月1日签订声明，规定归还中国所有被日本占领的地区，包括东北、台湾等地，但对琉球问题却讳莫如深。声明并未提及中国被英国和苏联占领的地区，丘吉尔在随后的德黑兰会议上宣称，绝不交出大英帝国治下的香港或新加坡。
    让人寒心的是，在“雅尔塔”会议上，“盟国”背地里出卖了中国的利益。直到雅尔塔协议签订之后的四个月，蒋介石才从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那里得知协议内容。据当时在场的魏德迈后来描述，蒋介石听完这一消息之后，沉默良久，甚至让他们把这一消息重复一遍，因为他无法相信这一事实居然印证了先前的传闻。(11)当杜鲁门通知远在华盛顿的宋子文时，宋子文对海军上将利希表示，无法接受这一协议，中国会尽可能运用军事手段解决这一问题。利希问什么时候加以解决，宋子文说，未来五百年里的任何时候。
    德国国际政治史家金德曼(Gottfried-Karl Kindermann)曾指出：鉴于中国成为其“盟国”在雅尔塔会议卑鄙决议的受害国，中国也可以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国。中国为战争付出了惨重代价，却没能收回帝国日本所圈占的“满蒙”主权，“国际公法”让中国人建立主权国家的希望再次化为泡影。离开“九一八”，就很难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奠定的国际秩序的本相。
    孙中山先生毕生追求民主共和的政制理想，为了建立“新中国”不惜一再发动“革命”。然而，列强们对中国的宰制使再造共和的抱负始终无法实现。五四以来，各派知识分子尽管在政制理念上存在分歧，但无不盼望能够打造出符合“国际公法”的民族国家。我们亲眼看到的却是，尽管民国承载了自由主义理念，列强们并未因此尊重中国的国家主权。
    四、老师如何教育学生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长达十五年之久，可是中国没有因此恢复国家主权。同样令人寒心的是，战后“盟国”对日本的“教育”行为依然把中国拒之门外，似乎只有昔日的殖民列强才拥有对日本的道义优势。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美国战后对日本实施的“教育”，就会发现，美国对日本的“教育”完全出于自身利益的战略考量。美国一手垄断了对日本的改造，以至于如今日本国民仍然未摆脱对中国根深蒂固的蔑视。今天看来，很难认为日本的国家本质在战争前后有根本改变。
    1945年8月6日，美国轰炸机将原子弹投向广岛，首开人类历史上使用灭绝性武器的先河，把战争行为变成恐怖行为。这一行为的后果是，迄今日本国民仍普遍以“受害者”自居，成为对战争加以深刻反省的巨大障碍——如今的德国人民从心底里服膺美国这位老师，日本人恐怕未必如此。对于美国这一严重的反战争法行为，金德曼的相关分析相当有说服力。首先，美国政府完全了解日本此前已经开始积极寻求投降谈判，并准备接受多种投降条件。其次，日本已经失去抵抗能力，没有理由认为，不使用核武器就会付出巨大代价才能迫使日本投降。第三，对日本没有进行事先警告，并先后两次故意把原子弹投向人口密集的城市，导致无数平民丧生。第四，没有给日本任何反应时间，仅仅三天之后，在苏联参战的当天再次不加警告地投下第二颗原子弹。第五，投放原子弹并未导致日本“无条件”投降，而是仍然以保留日本皇室作为投降条件，这一条件早在投放原子弹之前就曾提出。金德曼最后指出，“强权政治的现实阻止了人们对美国这种行为方式进行刑事调查”。(12)
    在东京审判过程中，甚至有位审判法官将美国此举视为“战争犯罪”。迄今为止，这已经成为一桩历史奇案。如此方式的“教育”，导致了日本国民在心理上滋生了针对美国的道义对等性，这是日本一再罔顾历史道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美国对日本的“教育”中，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东京审判。然而，在“盟国史观”的主导下，对战争负有主要罪责的天皇并未受到惩罚。日本学者纐纈厚认为，南京大屠杀同“天皇制国家”密切相关：
    将中日15年战争，认为是中日两国间的事变或者纷争，而不是战争，因此不受国际法以及国际社会的规则和道德的制约，这种自我判断和认识在南京大屠杀中暴露得淋漓尽致。……南京事件否定论者所惧怕的是，这是涉及有可能全部否定……天皇制国家的重大问题。在此想要提示的是，南京事件所表现出来的是近代日本国家的本质，南京事件可以说是日本作为国家犯罪的重大事件。(13)
    日本学者大沼保昭指出，天皇是东京审判不可或缺的被告，然而天皇不仅缺席审判，甚至并未作为证人加以传讯，这严重削弱了东京审判的意义。不仅如此，作为“九一八”主谋的石原莞尔甚至不在被告之列。石原莞尔在面对美国检察官时，发出咄咄逼人的质问：
    你难道不知道培里吗?难道不了解贵国的历史吗?……日本当时是德川封建时代，与任何国家都不想往来，大门紧闭，采取锁国主义。贵国的培里乘黑船而来，要求门户开放，进行相互交往。用大炮吓唬日本，说什么要是不往来就看看这个铁家伙。逼迫门户开放，强行要求同各国交往，于是日本也敞开大门。同外国一打交道才知道，原来各国都是可怕的侵略主义国家。后来，为了自卫，日本拜贵国为师学会了强盗的侵略主义。换句话说，日本是贵国的徒弟。把培里从黄泉之下叫来定为战犯如何?(14)
    “学生”居然揪住“老师”质问，美国检察官不禁瞠目结舌。按照石原莞尔的逻辑推下去，美国投掷原子弹的行径与南京大屠杀没有实质分别，而且，西方列强和日本在宰割中国上利益本来是一致的，与日本比较，这些殖民者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日本人迄今仍然认为自己在道义上与列强们对等，在他们眼里，列强们的帝国主义行径早已破坏了审判的道义性，东京审判是胜利者对失败者伪善的报复，参与审判的西方列强并不具有“自封为普世文明的资格”。
    如此一来，日本人作为“受害者”的普遍国民心理就显得矫情，因为“老师”完全可以微笑着提醒“学生”，对日本使用灭绝性武器的行为完全合理——帝国主义内部狗咬狗的战争需要讲道义原则吗?如今的《美日安保条约》表明，石原莞尔的质问实属多此一举，美日的“道义”俨然结成一体，若石原莞尔地下有知，理应感到欣慰才对。大沼保昭尖锐地挑明，所谓“道义”对等性的实质是“不道义”的对等性。
    我们再来审视所谓“盟国史观”，就不难理解美国的实际角色。纐纈厚指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事实上的失败，是导致日本对美开战的主要原因，对美战争是“由满洲事变开始的15年战争的延续，这两场战争虽然展开的地域不同，实属同一场战争”。然而，美国刻意安排的日本受降仪式的戏剧性场面，强化了日本完全是败在美军手里的印象。结果是，日本虽然败给中国，却最终向美军投降——日本人迄今仍把“战败”同“投降”混为一谈。通过以“太平洋战争”来抹除人们对“大东亚战争”的历史记忆，美国始终在处心积虑地篡夺对战争的解释权。
    在纐纈厚看来，本来必须“由日本国民独自进行的战争总结”，却受到了“外力的强制”——将过去的战争命名为“太平洋战争”，日本发动战争的战场就不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大陆”，而是换成了“太平洋海上的岛屿”，从而，战争的敌方也不再是“亚洲诸国人民”，而是“美国以及美国的士兵”。于是，以“九一八”开端的15年战争就俨然被置换成对美战争。如今日本人对中国的历史失忆，恐怕正是美国精心对日本进行“教育”所要获得的成果。
    追究“大东亚战争”的罪责，如何能够抛开作为战争开端的“九一八”?无论如何，在东京审判中“九一八”没有占据应有的位置。这种刻意忽略是致命的，因为“九一八”事关如何看待中日战争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在很多人眼里，美国对日本最令人称道的“教育”，当属麦克阿瑟为日本量身打造的宪法。1946年2月3日，麦克阿瑟下令秘密起草日本宪法草案。参与起草工作的共有27位美国人，其中没有一个人是宪法领域的专家。仅仅7天之内，宪法草案就在没有日本人参与的情况下制定完毕，并递交给日本外相吉田茂。
    日本人在震惊中哑口无言，因为美国人又给他们上了一课——在“民主化”的名义下，日本人被剥夺了参与制定本国宪法的权利。美国一位准将威胁说，如果日本人不接受美国制定的宪法草案，盟军就要把天皇作为战犯加以审判。违反国际法的如此“民主化”，无非是为了美国在“法律”层面确立在日本实行强权政治。据说，美国的目标是在日本建立“一个和平的和负责任的政府”。
    五、“死拼兽力”
    随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两次险胜，日本“脱亚入欧”的现代化战略获得了欧洲的承认，这意味着日本进入列强的条约体制，取得了欧洲主导的国际法上的平等地位。甲午之后，听说日本迫使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并获得巨额赔款和殖民地的消息时，日本的启蒙大师福泽谕吉不禁老泪纵横：
    日清战争，是官民一致获得的胜利。啊……真是大快人心，真令人高兴，我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活到今天，才遇到如此光荣的事，以前死去的同仁真是不幸。啊!我多么想让他们看看今天的荣光，所以我每天都掉眼泪哭泣。（15）
    在福泽谕吉眼里，甲午战争乃是“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战争”，或者说是新旧文明之间的“义战”。这不禁让我们感到大惑不解，似乎在现代政治中，“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已经不再那么清楚。晚清士人向来以明治维新为现代化的榜样，殊不知中国的危亡与明治维新的“新文明”有着莫大关联。
    福泽谕吉认为，中国的文明原则与欧洲的现代原则绝难相容，日本要想自居为新“中国”，必须由新式文明理念支撑其立国根基。因此，将日本同中国“旧文明”的血脉联系拦腰斩断，就成了迈入欧洲“新文明”的必要抉择。非但如此，对中国和朝鲜还必须采取西方式的殖民侵略，这样才算彻底与欧洲同化：
    今之彼二国于我，唯今之计，我当决断，与其坐待彼等昌明，共兴亚洲，莫若早脱其列，携手西洋诸国，待彼二国，则如西人即可，子不闻近墨者黑乎?是故，我国势必拒此东方之恶邻于心念也。(16)
    福泽谕吉断定，迈入“新文明”必然会导致对中国“旧文明”的侵略与欺凌，现代的“国家理由”就是你死我活，“国际正义”就建立在对这一原则的心照不宣上。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血洗北京，当时北京“阖城痛哭，惨不忍闻”。据说，正是由于日本加入八国联军，西方才公认日本为欧洲公法的平等成员。
    福泽谕吉深信不疑的政治原则是“最终诉诸之途唯在死拼兽力”，弱肉强食就是现代国家的“道义”：
    一是国际社会是个弱肉强食的“禽兽世界”，处于霍布斯所说的“狼与狼的战争”的无政府状态；二是欧洲近代国际政治思想实际上只适用于基督教徒内部的“公法”，对于其他民族只不过是制造“道义”的工具，是侵略与欺凌的口实，十分虚伪，具有内外分明的两重性。(17)
    福泽谕吉讲得足够透彻，“禽兽”世界与“公法”世界乃一体两面，新式“道义”说穿了就是强权等于公理。在如今已经成为经典著作的《文明论概略》中，这位启蒙大师教导日本国民，日本只有经过一次野蛮化的蜕变才能做到“脱亚入欧”，彻底洗去古典时代中国对日本的文明熏染。
    福泽谕吉深谙现代政治的本相，写作《文明论概略》就是为现代日本奠定国基的思想行动。他在有生之年终于看到，“脱亚”(实为去中国化)与“入欧”(实为再野蛮化)的目的均已达成，怎能不喜极而泣?
    日本学者子安宣邦认为，福泽谕吉最早效仿黑格尔构筑了中国的“专制”和“停滞”的形象，对东亚的“中国中心文明论的政治构图”进行重构，同时把日本定位成“文明”和“进步”。在中文文集《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中，子安宣邦对“东亚”概念进行了知识考古学的梳理，认为文化史上的“东亚”和政治上的“东亚”互为表里，就“东亚”概念的起源上看，起码与日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现代性方案摆脱不了干系。
    子安宣邦认为，日本的“东亚文明”提案有着具体针对，明确说来就是以“东亚文明”取代“中国文明”。就此而言，“东亚”所预设的多元文化的立场恰恰意味着去中国化的“脱亚”，这一根本意图笼罩了日本的现代学术。按照子安宣邦的提示，中国学人重提“东亚”，必须首先清理这一概念同帝国日本的历史关联。
    子安宣邦深刻指出，对中国文明的“解构”实则服务于对日本文明的“建构”，将中国从“东亚”文明中心的位置上赶下来，正是为了使自居为“欧洲文明嫡系弟子”的日本登上“东亚新文明构图的中心”。实际上，“东亚”的概念本身就脱胎自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现代性构想。他断言，对于20世纪的日本，亚洲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问题——迄今为止，中国问题不仅在政治上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在认识论和理念层面上”也还没有得到解决。作为一个“巨大的他者”，无论过去抑或现在中国都是日本文化得以成立的前提：
    只有把与自己的异质性强加给中国及其文化，也就是强有力地将中国他者化，才可能来主张日本及其文化的独立自主性。中国及其文化是日本及其文化成立的重大前提。然而，或者说正因为如此，不通过对中国的彻底他者化，日本就无法主张其自立性。中国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他者。……如果没有把自己与中国区别开来，就是说如果不强行把逐渐实现了近代化的日本与中国进行差异化，那么，日本作为近代国家的成立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如后面将要论述的那样，从日本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辩证日本与中国的异质性，乃是明治时期文明论—文明史论的课题。最终近代日本在中国大陆甚至展开了与杀父行为相仿佛的否定性行动。(18)
    福泽谕吉“死拼兽力”的历史感觉究竟从何而来?
    在旅居日本期间，梁启超孜孜不倦地苦读经日本人转手的泰西先进政法理念，于1905年作《开明专制论》，目光明显从先前的卢梭主义转向马基雅维利主义。身为政治理论大师，梁启超的过人之处在于从马基雅维利那里看到了现代政治的隐秘根基。
    梁启超清楚，马基雅维利乃现代政治思想的奠基人：“于近世史中，为政法学先登之骁将者，麦加比里也。而彼实绝对的主张开明专制之人也。”在他眼里，马基雅维利的教诲能“发明真理之一面”，后经霍布斯之改良则“更现光明”。于是他得出结论：“而近世史初期国家主义之勃兴，其受麦氏学说之影响者颇多，又史家所同认也。”此种学说首先基于一种对儒家传统来说骇人听闻的“国家无道德之说”：
    其言曰：“为君者，唯使国家陷于危亡，斯谓之恶。苟有可使国家安富尊荣者，无论造何种恶业，不得以恶论。”又曰：“当国家危急时，何者为正义?何者为邪慝?何者为慈悲?何者为残忍?何者为名誉?何者为耻辱?举全国人民刍狗之，牺牲之，以为救助国家生命，维持国家独立之用，不为过也。”(19)
    借助梁启超的敏锐眼光，我们看到“死拼兽力”的思想根源其实来自现代欧洲。马基雅维利所奠定的现代政治原则教导帝国主义列强们，为了一国私利可以罔顾是非、善恶的道义标准。既然日本认定你死我活才是新的道义原则，那么中国的政治统一难免与日本的“国家理由”背道而驰。这样看来，石原莞尔发动“九一八”有什么奇怪?
    南京大屠杀让我们亲眼目睹，马基雅维利所教导的“新君主”如何奠定了现代日本的国家基础。1937年12月1日，日本天皇向松井大将发布了正式的攻击命令：“夺下敌国首都南京。”12月12日，亚洲“第一共和”的首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南京大屠杀成为中国文明史上奇耻大辱的同时，日本全国各地却在举行提灯游行，欢庆胜利。12月17日，日军将领骑马沿着南京主要街道行进，举行胜利游行。下午两点，在海军大将长谷川的陪同下，松井将军向东方皇宫遥拜，在南京国民政府大楼前升起日本国旗。松井高呼三遍：“大元帅陛下万岁!”密集的日本军队呼声震天，此起彼伏。
    2004年，比克斯(Herbert P. Bix)获美国普利策大奖的名著《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的中文版面世，书中明确指出，天皇在侵华战争中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大沼保昭断言，作为日本国体的核心，拥有主权身位的天皇对于重审日本战争责任绝对不可或缺。(20)换句话说，只要尚未究明天皇之罪，就谈不上重审日本的战争责任。
    日本战后以“圣断”(《终战诏书》)为由洗脱天皇之罪，实属混淆视听。(21)近代以来，天皇制度乃是日本所谓“国体”的核心。通过近代的君主立宪，日本的皇国神话同现代宪政结合起来，形成了“祭政一致”的政治神学，这是理解近代日本所谓“国体”的关键。比克斯对读者的挑战在于，天皇体制绝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封建残余”，而是具有深刻的现代性特征。
    根据日本“国体”，天皇在日常状况下担任立宪君主，按“大日本帝国”宪法所赋予的合法性施政，但在例外状况下，天皇则转变为绝对君主，具有超逾宪法的超合法性。天皇超越权威从何而来?根据“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天皇乃“万世一系”的现人神，其权威“神圣不可侵犯”。天皇既超越于宪法(主权之体)，同时又内在于宪法(主权之用)，可谓“宪法的守护者”。作为日本国体的主权身位，天皇为“国家元首”，除了“总揽”统治权之外，还是指挥和统帅军队的最高权力，拥有“宣战、讲和及缔结各种条约”的权力，因此，日本军队号称“皇军”。
    为了维护“国体”的连续性，日本积极安排天皇同麦克阿瑟的会面，同时加强对国民宣传天皇的“仁慈”和“善良”，塑造天皇正面的公众形象。通过所谓“一亿总忏悔”，日本将所有战争责任推卸给日本国民。免除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乃基于美国对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麦克阿瑟清楚，一旦取消天皇制度，天皇就难免因战争责任而接受审判，如此一来势必影响美国战后对日本的有效占领。然而，比克斯笔下的天皇有如马基雅维利笔下的“新君主”，从根本上打破了裕仁在战后日本的正面形象。在这部杰出的天皇传记中，比克斯极为具体地描述了天皇所受到的君主教育。我们不禁会想到，国家的品格并非仅仅在于“君主”抑或“共和”，而是首先取决于主权者的政治德性。
    对天皇之罪的追究不仅被一再耽搁，甚至成了战后日本的社会禁忌。其实，更容易遭到忽视的是，天皇制度同“靖国问题”之间存在着的血脉关联。靖国神社象征着日本“国体”，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祭政一致”的政治神学都是日本凝聚国民意志的首要条件。中西辉政认为，守护靖国神社乃是“国家安全保障政策上占首位的重大课题”：
    重复而言，对于发挥为国家的存在而奉献生命这种无与伦比的、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们，国家必须尽全力予以表彰，使之传诸后世。否则，此精神作为国家的道义心即告崩溃，在将来的危机中挺身而出的日本人当然也就不可期待。(22)
    得到合祀的阵亡者在靖国神社成为“英灵”，在天皇的名义下获得平等的身份，据说体现了“天皇制平等主义”。正是以靖国神社为中介，天皇确立了“一君万民”的神权统治。战前的所有神社都归内务省管理，唯有靖国神社属于陆海军管辖。作为军部的宗教机构，经过神社的祭典由现役将官担任，祭司由陆军省和海军省具体任命。因此，作为“明治维新之根本精神”，“祭政一致”为日本“国体”赋予了灵魂：
    日本国之统治(国政)与日本国之最高祭祀，均为天皇之大权事项。祭与政均属于天皇之大权，不言而喻，此处存在着日本之政治与祭祀均立于同一基础之上这一精神意义。所谓“祭政一致”即就此而言。(23)
    根据日本右派的看法，倘若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无异于剪断了日本“国体”的神经，“日本人的精神”就会土崩瓦解。因此，靖国神社在战后必须承担起使国家与国民重新融为一体的公共功能。早在1952年，战后日本的《宗教法人法》就根据自由主义原则复活了靖国神社的宗教法人身份——既然祭祀属于宗教问题，那么国家就无权干涉私人领域的“信仰自由”。靖国神社的“规则”中写道：“本法人，基于明治天皇的《安国》圣旨，奉祀为国事殉难的人，进行神道的祭祀。”(24)同年10月16日，裕仁天皇参拜了靖国神社，重新恢复了天皇同靖国神社的关系。
    1966年12月，日本政府正式公布了“建国纪念日”，恢复了战前的“纪元节”——皇室神话中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的即位之日。同时，自民党的遗族议员协议会公布了《靖国神社法案》。为了扫除舆论障碍，自民党专设了“关于靖国神社法委员会”，提出战前国家神道的“神社非宗教论”，强调靖国神社不是宗教——靖国神社即便由国家管理，亦不违反自由主义的政教分离原则。
    总而言之，美国的“教育”首先教会了日本如何运用“民主”来恢复军国主义——靖国神社可以既是宗教(不能干涉“私人信仰”)，同时又不是宗教(可以纳入“国家管理”)。1978年，14名甲级战犯作为“昭和殉难者”秘密合祀于靖国神社。此后的多次官方参拜，无异于以实际行动向中国人宣示，日本国家拒绝承担战争责任。
    在战后的艰难时光里，竹内好对日本现代性的失败进行了沉痛的反思：
    明治以来，日本的国家形成之主流精神，只重视独立的外在形式，不去反省它的实际内涵，结果失败了。在国际政治中，被承认为是独立国，被称为是一等国，于是便得意洋洋起来，今天看起来，那并不是真正的独立。明治教养人今天可能还在把战前的日本视为独立国家的典范，然而，我不承认那是典范。那时的日本，看上去好像是按照自己的自我意志在行动，实际上并不然。不管是否有意识，总之，不过是被国际上的帝国主义所操纵，盲目地充当了帝国主义的炮灰而已。名义上的独立而实际上乃是别人的奴隶。今日的被占领乃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并非是因为战败才失掉独立的。(25)
    六、“民主”与道义
    石原莞尔扭住美国人培里，显得是“学生”在对“老师”进行质问。美国对日本进行的“教育”本身，就是对石原莞尔的清楚回答。现实政治不能顾及道义，旧金山的《对日和约》就是“老师”给“学生”进行的又一次言传身教。在美国人眼里，“在中国的失败”应该通过“在日本的胜利”加以补偿，只有对日本不断进行“教育”，才能让日本服从西方的战略利益需要。
    朝鲜战争之际，美国不失时机地召开“旧金山对日和会”，当然，只有美国政府明确邀请的国家才有资格参加。《对日和约》没有对日本的战争责任作出任何说明，反而强调各盟国和日本决定“此后之关系将是具有主权的平等国家之关系”。与日军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竟然不在“平等”国家之列，被美国一手垄断的“对日和会”吊销了追究日本道义责任的资格，同样遭到排斥的是当时在联合国拥有合法席位的“中华民国”。
    《对日和约》没有提到的是，日本的“主权”实际上操纵在美国手里。在朝鲜战争即将爆发之前，杜鲁门通过杜勒斯向日本首相吉田茂暗示，日本可以进行有限的重新武装。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后仅仅5个小时，美日之间就秘密签订了《美日安保条约》，“老师”和“学生”正式结成了同盟关系——当然，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同盟关系，据说吉田茂在签约前一天才看到条约的文本。
    从雅尔塔会议到旧金山和约，美国主导的“国际公法”迄今仍有重大的教育意义。既然“老师”不能在道义上驳倒“学生”，就难以保证“大日本帝国”有朝一日卷土重来，事实上，《美日安保条约》对日本未来的军事力量未作任何限制性的说明。日本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仍然是“死拼兽力”的原则，如何还能对历史进行认真反思?梁启超所描述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其实是日本“学生”和美国“老师”的共同信条：
    又曰：“使亚里士多德目击罗马政家之伎俩，则必将尽弃其宿论。”彼又言：“国家无论对外对内，皆无所谓道德，无所谓宗教。无论为君主国，为共和国，苟值国家危急之时，速弃汝信仰，掷汝道德，勿踌躇也。”又曰：“君主为维持其权力，虽将一切善事抛弃，亦所不辞。”(26)
    日本的侵略战争与“天皇制国家”有着内在联系，而这一“国体”恰恰是列强们主导的“国际公法”所催生出来的产物。按照纐纈厚的说法，日本帝国主义乃是由于“明治近代国家步入歧途所导致的恶果”。在《文明论概略》中，福泽谕吉认为国家的“独立”乃是“目的”，而“文明”则是“手段”，甚至“国家的独立也就是文明”。对日本思想而言，“文明”并不具有自主的“目的”，完全可以沦为国族竞争的“手段”，甚至“手段”本身即被视为“目的”。
    “靖国问题”让我们再次遭遇现代政治的道义危机，无论将靖国神社视为宗教机构抑或非宗教机构，日本均可利用自由主义政教分离的原则为军国主义服务。面对日本战前政治神学的重新复活，任何“中立”的立场都是对军国主义的纵容。“中立”的手段其实服务于非中立的目的，对反华活动的纵容本身就代表了反华的立场，是对南京大屠杀中无数冤魂的无声蔑视。
    中国人不能指望任何政治制度会对军国主义进行制约，日本的选择仅仅与日本国民的实际想法相关。对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诉诸“中立”原则只会架空实质正义，无异于对中国人尊严的侮辱。战争责任必须建立在实质正义的基石之上，如果日本选出的是右翼政治家，哪怕参选的只有45％的民众，那么这45％的参与者就代表了整个日本。如果这45％的民众支持了战争，那么所有日本人都要为战争后果负责。
    大沼保昭认为，日本思想家竹内好的“思考方法”值得重视：即便帝国主义无权审判帝国主义，日本对英美不负战争责任，日本也必须对中国承担战争责任——因为中国并非帝国主义。(27)竹内好没有使用“人道主义”这类美式修辞，而是将道义原则落实为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战争责任——以毫无区别的“人类”之名，只会模糊真正的战争责任。按照竹内好的“思考方式”，纠缠于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东京审判没有多大意义，思考日本的战争责任必须基于“更高的道义原则”。
    然而，什么是“更高的道义原则”?
    美国占领日本之后，国防部派遣化学战专家调查731部队。1947年，麦克阿瑟与国防部密集接触，最终以“安全保障”为由免除了石井等人的战争犯罪责任，其目的无非在于，从石井手中得到731部队的“研究成果”。(28)让日本人如释重负的是，美国的“国家理由”高于细菌战定罪的“人道理由”。随后，美国就将这些“研究成果”运用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上，再次为日本人示范了高尚的自由民主“教育”。(29)
    如今，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再次“不宣而战”，让中国人身临其境地回到了八十年前。美国人俨然忘记了问题的实质根源，竭力摆出一副“中立”的高尚表情，仿佛一切仅限于中日之间的纠纷。矛盾的是，美国人又时刻不忘提醒我们，《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百思不得其解之余，我们只能由衷佩服这位“老师”精湛的教学手法。
    历史提醒我们，罔顾道义的行为不会因为标举“民主”就拥有了正当性。为了避免重蹈“九一八”，需要重审日本学来的“死拼兽力”的“新文明”。这首先意味着，彻底反思马基雅维利奠定的政治原则。在决定性的意义上，世界和平取决于能否对日本进行“再文明化”。与其说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教育”，毋宁说真正受到教育的是经过朝鲜战争洗礼的中国人民。
    注释：
    ①金德曼：《中国与东亚的崛起：1840～2000》，张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73页。
    ②纐纈厚：《何谓中日战争：天皇之言：“日本轻视了支那”》，申荷丽译，台北：人间出版社2010年版，第55～61页。
    ③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
    ④彭敦文：《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及其变化：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97～298页。
    ⑤同上，第297页。
    ⑥同上，第7～9页。
    ⑦同上，第24页。
    ⑧同上，第35～46页。
    ⑨同上，第298～303页。
    ⑩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略》，台北：东华书局2002年版，第202～204页。
    (11)同注①，第256～258页。
    (12)同注①，第268～270页。
    (13)同注②，第143页。
    (14)转引自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王振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115页。
    (15)转引自肖传国：《近代西方文化与日本明治宪法：从英法思想向普鲁士—德意志思想的演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页。
    (16)同上，第159～171页。
    (17)同上，第169页。
    (18)子安宣邦：《国家与祭祀》，董炳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78～79页。
    (19)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7页。
    (20)大沼保昭：《东京审判·战争责任·战后责任》，宋志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6页。
    (21)2001年8月15日，《朝日新闻》的社论写道：“在回到战后的原点时，无论如何也不可避免的是围绕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从统帅陆海军、一切都是以天皇的名义向‘皇军’下达命令来看，天皇的战争责任是一定不能避免的。”
    (22)中西辉政：《靖国神社与日本人的精神》，载子安宣邦：《国家与祭祀》，第166～167页。
    (23)同注(18)，第132页。
    (24)同注②，第80～82页。
    (25)竹内好(著)、孙歌(编)：《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72～282页。
    (26)同注(19)。
    (27)对于西方的殖民和日本的侵略，大沼保昭支持中国余辛焯教授的如下说法：“英法等欧洲列强的确也曾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但日本是最后一个也是给中国带来最大灾难的国家，这是抹杀不了的事实。英法虽然没有在东京审判中被审判，但一百年、两百年以后，他们会受到人类法庭审判的。”参见注(20)，第5、9、12页。
    (28)高桥武智：《未完结的731部队问题》，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日本殖民地文化研究会(编)：《伪满洲国的真相：中日学者共同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86页。
    (29)1986年，在美国众议院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国防部记录管理部长哈切承认，美国掌握的731部队相关资料已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归还给日本。绝妙的是，日本迄今仍然对此讳莫如深。参见注(28)，第86～87页。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