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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分歧很大，邓小平依然认为中美高层接触是必要的，他对福特说：“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所当然地有许多分歧，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双方可深入地交换意见。哪怕是分歧、吵架也没有关系。” 不难发现，虽然此时的邓小平没有说出口，但他处理问题的逻辑，已经很明确地排除了“意识形态”这个因素，正如1981年初，邓小平就对来访的美国人所说的：“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 到了80年代末期，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问题。他在会见美国已故前总统尼克松时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 不过，在文革尚未结束时，邓小平这种务实的理念依然难以实施。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文革中的“风庆轮事件”。1964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了造船和买船同时并举的方针，1970年，又指示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适应需要时，适当买进一些船舶。1973年底，由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轮建成。按照船只的性能，交通部认为该轮只能跑近洋运输，“四人帮”抓住这个机会，在《文汇报》、《解放日报》接连发表文章，宣称“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影射交通部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要“彻底批判代表儒家卖国主义路线的崇洋媚外思想。”并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王洪文还专程飞往长沙毛泽东处去告状，目的便是“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尽管在这次事件中，邓小平得到了毛泽东的保护，但在1975年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其被批判的重要罪状之一，就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下，狂热地鼓吹洋奴哲学”。 他的去职令中美关系正常化又被搁置了下来。 1978年秋，重新执掌权力的邓小平视察东北时，对当地领导说，“过去，我们对国外的很多事情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知道还有罪嘛，崇洋媚外嘛。我们应当去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邓小平心中想必深知摆脱极左思潮对中国走向开放意味着什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