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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虽说文化史由来已久，但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却至今势头不减，且缤纷繁盛，日益呈现出崭新的趋势。那么，从学科意义上说，什么是新文化史？它与社会史有什么不同？它与旧文化史又有什么不同？这种不同是在研究范畴上，还是研究视角和理论上？新与旧文化史的来龙去脉究竟如何？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我们分别邀请了五位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和西方史学研究的学者进行笔谈，从我国大陆、台湾和西方一些国家新文化史研究的实践中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令我们意外的是，当把这几篇笔谈放在一起刊发时，我们发现，尽管近几十年中西走过的道路和政治思潮都有所不同，作为时代产物的新文化史学的实践却无独有偶，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这就使我们产生了一种自信：在开放环境下中国“土生”的新文化史学是完全可以自立于世界史学之林的。当然，这种自信不是空穴来风，它只有在对我们自己以及别国历史研究实践的比较之中才能确立。这也是我们发表这几篇笔谈的意外收获。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取得了堪称辉煌的学术成就，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学术热潮，与社会史研究一起成为新时期史学研究中两颗耀眼的明珠。无论是以文化通史形式出现的文化史著作，还是以专题形式进行的文化史研究，都有许多面目各异的文化史巨著值得称道；三十多年的文化史学术史，积累了丰富的学术遗产。但是，认真反思新时期以来的文化史研究道路，分析目前的文化史研究状况，还是有一些问题值得讨论。譬如以罗列文化现象代替深入的文化精神思考而类似社会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亦即整体性思维的缺失；文化史研究对“国学热”倾向的无批判态度甚至盲目追从，就是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篇短文，仅就文化史研究中整体性思维的缺失问题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 整体性思维，不仅是对文化史研究的要求，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思维形式之一。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由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密切交织而形成的有着内在联系的统一运动过程。任何历史事物、历史现象都处在与其他各种事物、各种现象复杂的历史联系之中。像一位西方史学家所说，人类这样东西，绝不是科学的分门别类的总和，水是由氢和氧组成的，但水既不是氢，又不是氧。单独研究氢和氧，并不能理解水。研究历史也是这样，任何一个历史事物、历史现象，如果割断它和其他历史现象的联系单独加以研究，都不可能达到认识它的目的。因此，研究历史，就要求有整体性的眼光，把每一种历史现象都放到历史的整体联系中去认识，去考察。因此，整体性，就成为历史思维的一个明显特征，成为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家的特殊角度。文化史研究当然也不能例外。 缺乏整体性思维，而把具体的文化史现象加以罗列，是在文化史研究开始初期就已经出现的普遍现象。记得在80年代初，文化史研究刚刚兴起时，学界就出现了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长时间陷入文化定义讨论，把智慧和精力集中在没有绝对是非之分的抽象命题上，打一场没有尽头的笔墨官司；另一种倾向则是陷入无限广阔的现象世界中，抓住五颜六色的文化事实和文化现象中那些支离破碎的东西加以描述或梳理。而文化史研究最应该关注的基本问题，诸如中国文化的内在结构、文化发展的基本道路和内在逻辑、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各种文化形式的内在联系、文化发展与整体历史发展的关系，等等，这些文化史研究中重要的核心理论问题则被无情地放逐了。 80年代文化热刚刚兴起的时候，笔者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在策划出版一套“中国文化史丛书”，计划五年出50本，十年出100本。这的确是一个宏伟的规划，它将涵盖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将会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给予强大的推动。但是，我们同时也在忧虑，即使这些书都能按计划出版，就能够反映中国文化的真实面貌，揭示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吗？笔者当时就有所怀疑。因为，诸如这套书的那些选题，“中国彩陶艺术”、“中国甲骨学史”、“中国染织史”、“方言与中国文化”、“中国小学史”、“中国杂技史”、“中国古代火炮史”，等等，如何全息性地反映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是不能靠这样一个个文化现象的状态描述可以展示的。这些东西出版得再多，也不能代表我们所追求的中国文化史精神。所以，我们在80年代就提出了文化史研究究竟应该研究什么的问题。笔者在1989年出版的小书《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写道： 文化史研究应该有明确的目标取向。不少学者都是就一种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探讨，比如研究一个人的思想，一种艺术的特色，某一地方的风俗，某种典籍的流传，某一文化区域的变迁，某个学派的兴衰，很少把具体文化现象和文化整体联系起来。这虽然都是研究历史上的文化现象，但并不能使人明了文化的整体发展。这样的研究，即使没有文化史这个学科，它也有所归属。也就是说，这些研究都不是文化史研究的特殊要求。这种盲目的零乱的研究状况，说明我们对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还缺乏明确的自觉意识。现在，我们提出几点粗疏的看法。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 (1)研究文化作为一种具体的而又是一个整体的社会现象，它的发展规律； (2)研究文化整体内部诸形式的特点，相互关系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 (3)研究文化特征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地理因素及其历史过程； (4)研究文化整体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及其历史实践过程。① 文化史研究应该去关注文化的整体发展，以说明文化发展的历史道路。笔者关于文化史研究目标和方向、对象和任务的这四点归纳，未必确当，但提出它来，对于克服文化史研究中的盲目、混乱状况是有好处的。如果我们能把它埋在心中，我们的研究就有了自觉的理性目标，文化史研究将会逐渐形成一门有内在逻辑体系的专门性学科。遗憾的是，拙著20多年前提出的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学界的呼应。 文化史研究的这种碎化现象，即使在文化通史一类著作中也有反映。文化通史应该有通的眼光，应该有整体而贯通的思考，应该注重文化发展规律的探讨，这些都是通史编纂的内在要求，本不需要特别强调的，但我们看到的一些目为“文化史”的著作，也没有去关注这个必不可少的“通”的问题，也陷入了个别文化现象的胪列。80年代出版的此类著作，没有在这方面有一个好的示范性开头。1984年出版的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是这样的类型，这是不能求全责备的，因为这是30年代旧作的再版，我们不能要求30年代的人做出适合80年代的理论思考。而令人遗憾的是，成书于80年代及其以后的文化史著作，也没有幸免这种著述风格。北京大学出版社在1989-1991年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大概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该书分一、二、三卷，110万字，多次重印，影响甚巨。该书胪列了“中华文化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的形成和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和家族制度”、“汉字的起源和演变”、“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发展”、“儒家的经书和经学”、“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沿革”、“中国古代的交通工具”、“中国古代兵器的发展”、“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发展”、“中国古代丧葬制度的发展”、“中国古代的礼器和日用器物”、“中国古代的音乐文化”、“中国古代的绘画艺术”、“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中国古代的陶瓷工艺成就”、“中国古代的髹漆工艺成就”、“中国古代货币制度和货币形态的演变”、“中国古代度量衡制度的演变”、“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演变”、“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成就”、“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中国古代职官制度沿革”、“中国古代的选举和科举制度”、“中国古代的神道观念和主要宗教”、“中国古代民间鬼神信仰”、“中国古代的禁忌习俗”、“中国古代的重要节日”共31个专题，包罗可谓全矣。然而，它并不能实现文化史研究的目标和任务，它对于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和发展规律、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涵和文化精神、中国的民族性格或者说是国民性等这些文化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并不能给予任何说明，并不能给予人们认识当代文化精神、文化国情以思想启迪。这种状况在新世纪之初出版的大部头《中国文化史》(四卷本，175万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应该说，这样的文化史著作，完成的是传播文化知识的使命，而没有承担文化史研究的职责和任务。这种状况的确应该引起文化史研究者重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文化研究受到学界重视，山东的齐鲁文化研究，湖北的荆楚文化研究，湖南的湖湘文化研究，四川的巴蜀文化研究、河南的中原文化研究、河洛文化研究；更大更综合的区域文化研究如黄河文化研究、长江文化研究、江南文化研究，等等，也都取得了惊人成就，一套书就是十多卷，就是几百上千万字。但是，与这种区域文化研究繁盛局面不相适应的是，关于这些区域文化研究的整体性思考，依然是稀疏难寻，这些本来应该写出地方文化特色的文化史著作(没有地方区域特色，这些区域文化概念就不能成立)，也依然没有摆脱文化现象累积而疏于整体性理论探讨的弊端。笔者也多次参加过区域文化研究的学术讨论会，每次会议几乎都可以收到上百篇论文，而大都是关于这个文化区域圈内历史文化现象的支离破碎的研究，很少看到讨论这些文化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论文，看不到这些文化现象如何被嵌置于该区域文化的内在联系之中。似乎他写的只要是这个区域中的人和事，他就是在进行区域文化研究，至于他的研究对象是否反映、如何反映这个区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否或者如何内在地构成这一特定文化的组成部分，就不去思考也不予理睬了。这难免使人产生忧虑：这些论文真的是在进行区域文化研究吗？和一般文化史研究中的问题一样，这些区域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整体性思维缺失。整体性缺失可以说是多少年来文化史研究的通病。 整体性思维落实在不同形态的文化史研究中，应该有不同的要求。首先说文化史理论形态诸问题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化史研究刚刚兴起的时候，人们一度特别重视文化理论研究，但主要是集中在文化定义、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文化的民族性等几个方面，并没有完全展开；到了90年代，人们对理论问题失去了兴趣，留下了许多理论问题没有解决，有些问题直至今日都没有人去触碰。粗略说来，对于中国文化史研究来说，除了已经提出的某些文化理论问题仍有待深入讨论之外，诸如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规律问题、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品格、中国文化特性形成的历史、地理因素，中国文化发展过程的历史分期、中国文化内部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国文化内部各种民族文化的特性及其相互作用，等等，都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正是这些理论问题的解决，才能将中国文化构造为一个有逻辑的体系，使之真正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有这样的理论体系作为指导，才可能出现既有思想深度又有内在逻辑的文化史写作。因此，诸如上述这些文化和文化史理论的研究，对于提升文化史研究理论水平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其次，整体性思维要落实在文化史的通史性研究中。从事文化史研究、描述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是最需要有整体性思维的，需要有对中国文化整体状况的深刻洞察和深厚的文化史理论修养。从事文化史研究并立志撰述通史性文化史著作的学者，要么本身就从事文化史理论研究，要么是善于借鉴文化史理论研究的既有成果，并能将文化史理论寓于文化史道路的描述中。唯有如此，所撰写的文化史著作才可能体现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道路。一般说，整体性、系统性、内在逻辑性、民族文化道路的特殊性、民族文化个性的鲜明性等几个方面，是一部好的通史性文化史著作的基本要求。而要达到这一点，离开文化理论研究提供的整体性思维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 最后，整体性思维应该最广泛地落实在对具体文化现象的研究中。其实，本文提倡文化史研究的整体性思维，并不是要我们每一位文化及文化史学者都去研究文化史上的宏观性问题，都去从事文化理论研究，而是倡导培养从整体出发去看待文化史现象的思维习惯。客观地讲，从事宏观文化问题和文化理论研究的人总是少数，而从事具体文化研究的才是文化史研究的主体，但只要是从事文化史研究，则都应该对中国文化的基本问题有自己的一己之见，对文化的宏观理论问题有一定的思考和认识，都应该培养自己的理论思维素质，以俟在从事具体文化问题研究时，有宏观性思维的学识和眼光，有从整体出发去认识微观的习惯和能力。这样，从事具体的文化现象研究时，我们就会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看做文化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自觉地从中国文化的整体出发去把握具体的文化现象，并将我们的整体文化观渗透在具体的研究成果中，使我们对具体文化现象的解读折射出中国文化整体的内在精神和基本信息，从而使我们的具体研究成为整体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样，不仅我们的整体文化道路和文化精神得到了充分的解释和说明，而且也能切实地提升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水平。 注释： ①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7—398页。 作者简介：李振宏，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