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军对甘肃大川村孔庙重建的研究形成了《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有关改革后中国人类学田野志中的最佳著作之一。大川是孔姓人家聚居的村庄，他们将自己的来源派生直接追溯到孔子。中国大陆解放之前，这个孔庙是大川及附近22个村庄两万人祖先崇拜的中心。景军从他所提出的“社会记忆的理论角度”记述大川的历史并展现人们如何运用记忆重构社会关系。 该书主线是中国农村庙宇及祖先崇拜在毛泽东时代所受到的挫折。简而言之，该书聚焦于重构中国社会的激进主义对地方社会与文化形态的打击。该书的另一主线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各类文化制度非同凡响的复苏，尤其是孔庙的修复。景军著作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对细节的把握，他不仅写出了地方社会各类互联的文化形态之复兴，而且还点明了大川人在面临新挑战时所做出的创造性转化。作者对理论概念的运用相当老练，同时没有故弄玄虚去掉书袋。该书对中国基层社会的变迁和连续的叙述可读性强又章节安排聪明，可能在学生读书大纲上占一席之地。 由于大川人身份认同的核心是孔庙，这使村庄显得十分特殊。但正如景军所述，相似的民间宗教与仪式重构业已遍布中国。作者认为这一事实要追根于“越来越明显的身份意识、民间自发的社会团体以及社区自治”。就大川村而言，这种地方性的重现同村民要求政府追加对1961年水库移民赔偿和村民对孔圣人的崇拜之复兴有直接联系。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的村干部被由更年轻的地方精英和曾受过打击的族老所形成的新联盟而代之。 山东曲阜是中国人祭孔的重镇，曲阜历代均为国家祭奠孔子的场所。民国时期，曲阜传统的岁时祭享变为孔子诞辰的典礼。景军对这一变化的叙述极为生动。例如，民国时期的曲阜孔氏决定承认散居外地的孔氏都具有孔子后裔的正式身份并联合全国孔姓人家撰写孔氏族谱，大川孔氏因得到曲阜的认同而声望倍增。 该书最吸引人的部分包括族谱和仪式在群体构成和意识合法化过程中的功能。这些章节的分析极为精辟。例如，大川孔氏重建孔庙之时决定编一本仪式手册，它不仅成为指导仪式的蓝本，更重要的是建立庙宇和典礼的权威性。正如景军所说，“一种古奥和神圣的语言，与世俗世界区分开暗示了仪式和仪式词汇是忠诚地从远古继承下来的，因而象征了正统和权威”。景军又马上指出，复古性的种种说法实际上由有意回避了仪式手册(在回忆和仿效古风的基础上编成)与庙宇仪式中具有高度创新性的内容。 孔子崇拜恢复中最有创新性的内容莫过于将有排他性的祖先崇拜演化为对所有村民开放的仪式。事实上，该社区中孔姓和杂姓在仪式的双层结构中明显展示。特别令人产生兴趣的是景军如下看法“孔家人在为孔子塑像的时候，无意中把他们的祖先变成了一个非祖先性的神灵”。景军指出，仪式的对外开放也引发了对崇拜的不同解释，因而产生“突然表现出很投入的行为，以至偏离了固定的仪式结构”。 景军还注意到，1905年族谱的作者如何将孔氏来到西北与元人合作的细节略过，他指出:1905年族谱和1991年仪式书的编纂者都想形成历史感，而对重构历史事实没多大兴趣。在这里和在全书中，景军既不认为人们一般概念中的历史(即把历史看作对真实事件的叙述)无关紧要，也不认为仪式等传统可以仅仅由于其明显的、有当代社会效益和作用等特点而被视为带有功利性的捏造。正相反，他认为———请注意这是一个相当重要而又精彩地被展开的观点———了解史实一方面要注意人们利用历史和传统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又要认清创新性的利用并不意味着历史和传统就是虚设的或无效的。 事实上，大川孔氏对历史与传统所做的有选择和创新性的利用也许恰恰就是他们本地文化和广义上的地方文化中原有的特点，如果这样看，文化就是一系列为适应环境变迁而产生出处于进程之中又在不断转化的实践。(本文作者系美国康耐尔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吴飞/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