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齐思和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在漫长史学生涯中，他十分重视史学批评，撰写了大量的史学评论，在史学批评中坚持全面辩证、客观求实的批评原则，注意运用历史主义、知人论世的史学批评方法，以及寓论断于批评的史学批评模式。梳理齐思和的史学批评实践，探讨其史学批评特点，有助于深掘齐思和史学批评的时代价值。 关 键 词：齐思和 史学批评 实践 特点 作者简介：杨俊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温州医学院社科部。 一、问题的提出 史学批评是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其讨论的内容及其作用，主要表现为“对有关史家、史书、史学现象等史学问题发表评论性、商榷性意见与见解，其功用是联系史学与社会的公众的桥梁，也是推动史学不断发展的内部动因之一。”①这就是说，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史学批评，而史学批评的繁荣反过来促进史学的进步。中国古代素有重视史学批评的优良传统，出现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史学批评著作。近代以降，中国学者继承了这一优良的史学传统。同时，由于西方新理论、新方法的传入，新旧中西学术之间的碰撞与摩擦，使得近代中国史坛流派纷呈，各种思潮、流派纷纷各抒已见，有的还相互进行论战，浓厚的学术批评氛围，有力推动了史学批评的发展。 齐思和(1907-1980)，直隶宁津(今山东省宁津县)人，是中国近现代史坛上著名的史家，他早年在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学习，后赴哈佛大学留学，1935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任教于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天津工商学院、北京大学等高校，并先后主持《史学年报》、《大中》、《燕京学报》的编辑工作。齐思和治史成就斐然，铸就了鲜明的史学风格，被学界誉为“学贯古今，史通中外”，②是他那个时代，少数系统接受中西史学训练的学者，也是20世纪为数不多的兼通中西史学的中国史学家。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齐思和在20世纪上半期撰写了大量的史学评论，④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坛，是十分突出的。本文试图梳理齐思和的史学批评活动，进而探讨齐思和史学批评的特点。 二、齐思和的史学批评实践 齐思和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史学家，也是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重视史学批评的史学家。在他的史学生涯中，对于学术批评，尤其是对于史学批评，十分关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对当代人的史学著作的评论，二是重视对中国史学发展趋势的分析与评论。 首先，重视对当世学人的史学著作的评论。齐思和关注近现代史学，首先表现在他重视对当世学者最新出版史学著作的评论，这一点又反映在两个方面。 第一，齐思和在主编《史学年报》、《燕京学报》期间，就十分重视史学书评类文章的刊登，特别是对当世学者最新出版史学著作的评论性文章的刊登。《燕京学报》作为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学术期刊之一，在齐氏担任主编之前，就设有“学术消息”和“新书评介”栏目，“新书评介”栏目不久因故中断，“学术消息”栏目则一直保留下来。1946年，《燕京学报》复刊，齐思和出任主编，他增设了“书评”栏目，此栏目直至终刊一直没有中断。根据研究者统计，在齐思和担任《燕京学报》主编的5年时间内，学术评论文章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有学者统计，《燕京学报》第30期至第40期的“书评”栏目，总共发表评论类文章89篇，单期发表的书评最少的为4篇，最多的达17篇，每期平均有八、九篇左右。⑤由此可见，在齐思和担任主编后，《燕京学报》所刊载的书评，在数量上比以前有了明显的增多。作为专业学术刊物，能在长达5年的时间中，坚持每期发表书评，在当时的学术杂志中是不多见的。《燕京学报》“书评”栏目的设置和大量书评文章的发表，与主编齐思和的着力经营密不可分，这反映了他对当时中国史学界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的重视，对当代史学的密切关注，对史学批评的格外重视。 第二，齐思和重视参与当代学者的史学著作的评论，构成了齐氏史学批评的核心内容。据笔者统计，齐思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了20余篇书评，共介绍、评介了当时大约二十多种史学著作。由于数量众多，笔者在此仅择其有代表性的书评加以概述。1930年(民国十九年)齐思和撰写《评十九年出版各家史学新著》一文，在此文中，作者对当年出版的三部史学概论类著作作了深入的剖析和评论，他认为吴贯因的《史之梯》，在内容上虽存在着许多失误，但是“十之七八尚出诸其平日研究之心得。”而卢绍稷的《史学概要》“盖不过就近人关于史学之论文割裂而成，而取自梁任公、何炳松先生者尤多，几占全书十分之五六”，“纵观是书，不过撮集近人之史学译著而成，既不能博考详稽，又不能自有心得”。⑥可见，齐思和对卢绍稷的《史学概要》的评价是不高的。他认为刘剑横的《历史学ABC》“用意本甚佳，惜去取太滥，鲜可观者”，“此书抹煞事实，妄加论断，疏浅偏宕。”最后，在比较的基础上，齐思和对三部书做了总的分析与评论，认为“以上三书，《史之梯》之荒谬，《史学概要》之疏漏，《历史学ABC》之偏宕，皆出人意表，国人对于史学理论之幼稚，从可知矣。”⑦可见，齐思和批评是客观的，也是严厉，考虑到上述三部史学著作本身大都是中学教材，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出现种种失误也是在所难免的。但齐思和对上述三部著作的严厉批评，反映了他认真的治学态度，以及对当时国内史学概论一类著作的重视，对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重视。这三部史学概论著作的缺陷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史学理论建设有待发展，那么如何改变当时史学界“幼稚的史学理论”状况呢？齐思和写到“为今之计，欲提倡新史学，苟学识尚未成熟，莫若先从事翻译工作，将西方名著，撮要介绍于国人。”⑧带着改变国内“幼稚的史学理论”现状的理想，齐思和在哈佛刻苦攻读四年，1935年毕业回国后，在北平师范大学任教期间，他编写了一部特色鲜明、融汇中西史学的《史学概论讲义》，⑨为国内史学界所瞩目。可见，齐思和的史学批评是着眼于中国史学进步发展，而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 1931年，齐思和发表《最近二年来之中国史学界》一文，文中齐思和对最近几年来史学界取得的成就作了回顾与总结，就最近以来新出的史学著作了评论。他说：“近二年来，我国史学建设之成绩，已有可观。往事不忘，来事之师也，不有综述，何资镜考？假期多暇，略加诠次。凡所论列，与考古之发现，比根据发掘者之报告，于新出书籍，比择取各家之评论，其无家评论者，始略抒管窥，藉共商榷。”⑩在此，齐思和流露出浓厚的史学批评兴趣，希望通过对最近几年史学界的史学成就的“综述”与“评论”，达到“来事之师”、“以资镜考”的目的。该文以“最近二年中出版之史学书籍”为小标题，介绍并评介了张星烺撰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李济编的《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和《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顾颉刚编著的《古史辨第二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的《明清史料》，以及瞿兑之撰的《方志考稿甲集》。此外齐思和还发表了《评司马帛洛〈中国上古史〉》、《吕思勉著〈史通评〉》、《评维森著〈历史辅助科学论略〉》、《甘云鹏著〈经学源流考〉》、《〈明代经济史〉序》、《郭沫若著〈十批判书〉》、《童书业著〈春秋史〉》、《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朱师辙著〈商君书解诂定本〉》、《李世繁著〈颜李学派〉》、《杨丙晨译〈汤若望传〉》等书评，从这些被评的史学著作可以看出，齐思和选取的书评对象十分广泛，包含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著作、断代史著作、专门史著作，通史性著作、考古发掘报告、资料汇编等，其中有中国人的史学著作，也有外国人的史学著作；既有新历史考证学派的著作，也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选取各种流派、不同类型的著作做为评论对象，一方面说明作者拥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广泛的治学旨趣，另一方面反映了作者试图全面概括当时史学界的发展状况，积极探寻中国史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体察中国史学未来的发展趋向。 其次，注重从宏观上对中国史学发展趋势进行评论。前文所论的以书评为代表的史学批评主要是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各个微观领域的分析评述，而齐氏对中国史学发展大势的评论，则更多的属于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宏观性认识。 1946年齐氏撰写《现代中国史学评论——掌故派与社会学派》，在文中，他对当时中国史学界的两大流派“掌故派”与“社会学派”进行了分析、评论，不仅指出这两个史学流派各自的优缺点所在，进而指出两派的发展前景。他认为“掌故派”的优点是重视考证，考证功力深厚，考证细入毫芒，征引繁富博瞻。“掌故派”的缺点在于选题冷僻狭窄，琐碎有余，宏观不足，往往陷入钻牛角尖的境地，且往往就材料而言材料，缺乏史观的指导，理论性与思想性严重不足。“社会史派”的优势在于，他们对于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有更多的涉猎，他们的选题较之“掌故派”更为宏大，与现实联系密切，因此，“社会史派”的著作，有不少风行一时，引起读者共鸣，为世人所瞩目。“社会史派”的缺点在于，他们的著作，除了少数例外，大多存在史料不足、论证不严的情况，往往先树立一套史观，然后找材料论证，存在一定的机械性，有粗制滥造的嫌疑。(11) 以上是齐思和对掌故派”和“社会史派”优缺点的分析、评论，但是齐氏没有停留在为批评而批评的层次，而是通过史学批评寻求对问题的解决，通过史学批评寻求史学发展的路径。他认为，作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主流史学流派“掌故派”与“社会史派”应当摈弃门户偏见，通力合作，“二派是现今中国史学界中的二种最重要的派别，这两种派别互相嘲笑攻击，彼此都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此种现象“是中国史学界当前最重要的问题”。(12)那么应当怎样协调二派之间的分歧，消除二派在方法上、学理上的缺陷，进而促使中国史学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呢？齐氏认为，“掌故派”和“社会史派”，首先都应放弃相互轻视的态度，转而切实合作，互相汲取对方长处。“掌故派”要放弃他们“闭门造车”的治学态度，放弃冷僻狭窄的选题，多联系社会现实，多关注现代史学潮流，多研究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重要问题，这样，“掌故派”对于史学的贡献要大得多。“社会史派”要避免空谈理论，多搜集史料，事实既得，结论自然水落石出。要避免走入先有固定的理论，然后再找材料予以证明的学术范式。总之，“今后的史学家，要以理论来作为选择问题的启示，要以材料中获取得理论。‘理论与事实合一’，这是我对于现近中国史学界的第一个要求”。(13)从宏观上探求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存在的问题，是齐思和史学思想的闪光点。而通过史学评论的形式，对当时中国史坛两大史学流派存在的问题，客观、公允地指出各自的长处与不足，进而指出问题解决的途径，非纯粹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为了中国史学如何进步出谋划策，这反映了齐思和卓越的史学见识。 三、齐思和史学批评的特点 前文论述了齐思和史学批评的整体面貌，从这些具体的史学批评活动中，似可抽绎出齐思和史学批评的特点： 第一，全面、辩证的史学批评风格。与同一时代的许多史学家一样，齐思和幼承庭训，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后来留学国外，学习西方的新思想、新方法。加之齐思和研究中国史的同时，还研究世界史，这些因素成就了齐氏宽广的学术视野。可见，其个人特殊的学术经历、知识背景，对开阔其史学批评的视野，具有直接的影响。 齐思和史学批评突出的特点就是全面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批评对象的广泛性；所评史书的多样性；批评立论的辩证性。首先，在齐思和做评论的史学家群体中，不仅有一些久已成名的学者，也有学界后起之秀。前者如郭沫若、童书业等，后者如金毓黻、卢绍稷等；既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有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除此之外，齐氏还引入、评介了不少外国学者的著作，如《评马司帛洛〈中国上古史〉》、《评维森著〈历史辅助科学论略〉》，这对于开阔学界学术视野，具有莫大贡献。其次，从齐思和评论的史学著作来看，呈现多样化、多类别的特点。其中，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有《评十九年出版各家史学新著》、《吕思勉著：〈史通评〉》、《评维森著〈历史辅助科学论略〉》、《郭沫若著〈十批判书〉》、《顾颉刚著〈古史辨第二册〉》、《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等。中国史方面的有《甘云鹏著〈经学源流考〉》、《童书业著〈春秋史〉》、《张星烺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等。《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编〈明清史料〉》等。此外，齐氏还撰写了一些专论性的史学评论文章，主要有《先秦历史哲学管窥》、《论史学之价值》、《最近二年来之中国史学界》、《改造国史研究之途径与方法》、《现代中国史学评论》、《中国史学界的展望》、《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等，这些文章或对某一专题展开评论，或对某一段时期的史学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做分析评介。总之齐氏的史学批评，从内容上看，既有宏观的关注，也有微观的考量，不仅注重对中国史学发展大势的评论，同时也对具体史学著作的优劣高下做出评析。最后，齐思和的史学批评充满辩证的思想。这一点，突出表现在齐氏对“掌故派”与“社会学派”的批评上，他分别指出了两派各自的优点与缺憾，进而指明了两派的出路。“今后的史学家，要以理论来作为选择问题的启示，要以材料中获取得理论，‘理论与事实合一’。”(14)在民国时期，作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能够辩证地分析中国史学流派，探讨中国史学发展存在的问题，此等卓识，实在难得。 第二，客观求实的史学批评态度。中国古代史家向来推崇史学求真的品质，唐代刘知几提倡“直书”、反对“曲笔”，清代章学诚主张撰史应“尽其天而不益于人”，这种据事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核心价值的之一。民国史坛，由于存在众多的史学流派与史学思潮，对同一问题，往往各抒己见，百家争鸣，故而学术批评相对比较活跃。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的齐思和，在其史学批评活动中就注重遵循客观求实的原则。 齐思和发表的对相关史学著作的评论，总体上是十分客观、平实，多是肯定其长处，指出其不足，或就某一问题再行深入探讨。譬如，齐氏曾评论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认为金氏之书，把从上古到近世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大势，都原原本本作了梗概的论述，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大学教科书。在肯定其优点的同时，齐氏指出了金著存在的缺憾，他认为金书“忽略史学，仅言纂修经过，鲜及体例得失，史学之义，似犹未尽也”。(15)同时齐氏指出，作为中国史学史专著，就不能仅仅叙述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更应该重视对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得失的总结，如应该加强论述史书体裁的得失，史书编纂是否优良，编纂态度偏正与否……以上，齐思和对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作了客观的评价，不仅指出其优长所在，同时指出金著在概念、范畴方面认识的不足，强调史学史著作不能停留在仅仅叙述史学发展的本身，而是应该深入史学发展的内部态势，加强对“史学之义”的探讨。 在《童书业著〈春秋史〉》一文中，齐思和对童著多有褒奖，“纵观全书，叙事颇为明晰，征引亦极详赡，较前人《左传史略》、《左传纪事本末》、《春秋大事表》等书，便于检阅，诚春秋史之佳著矣。”(16)在《评马司帛洛〈中国上古史〉》一文中，齐氏对法国学者马司帛洛(Henri Maspero)的《中国上古史》作了介绍与评介，并且对当时的西方学术界的汉学研究状况，特别是有关中国先秦史研究状况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齐氏认为该书“实集五十年来西方上古史研究大成，出版以后，风行一时，学者咸奉为西文方面关于中国上古史之最高权威，固其宜也。”对其优点予以肯定的同时，齐氏指出该著作存在的四个缺陷“应列入而未列入；不应列入而反列；考证不精；事实谬误。”客观地指出马氏的《中国上古史》之长处与不足之后，齐思和以知人论世的态度得出对该书的评价结论：“夫疏略谬误，著书者之所不能免，马氏以一个外人而治汉学，益有其特殊之困难。是书要为精心之作，非抄撮陈言者可比，虽有微暇，不掩大瑜”。(17)可以看出，全面、客观分析评介所评对象，知人论世的史学批评准则，是齐思和史学批评的优良品格。 第三，寓论断于批评的史学批评特色。齐思和史学批评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不是为批评而批评，而是借助具体史学批评表达他的某种史学思想或者对某个问题的见解。 譬如，在《吕思勉著〈史通评〉》一文中，齐思和用大量的篇幅论述章学诚、刘知几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以及二者史学趣向的不同，末了仅用寥寥数语品评吕思勉的《史通评》，其用意似在于借评介吕思勉著《史通评》，阐述其对刘、章之学的看法，进而阐述其通史编纂思想。他首先比较分析了刘知几与章学诚的史学特点，“吾国史学之著作，自推刘子玄之《史通》与张实斋之《文史通义》二书”，指出刘、章二氏因所处时代不同，故立言宗旨也各相异，“子玄生断代史畅行，官修书极盛之世，故其所言，一断代史之义例为主。实斋生当管修书因循程式，纪传体几至腐溃之际，故力某另辟蹊径，倡言改作。”然后，齐思和在比较刘、章二氏史学特点基础上，对二者作出评介，他说“章氏才气固横绝一时，然好方言高论，为不着边际之言，刘氏议论或不章氏之骏利，然思想缜密，言之有物。”此处，作者似有刘抑章之意，深入的分析，实际上反映了齐思和对通史、断代史的认识。 我们知道，刘知几力主断代为史，章学诚推崇通史修撰。梁启超提出构建“新史学”以后，学界对修撰中国通史甚为关注，故对章学诚的研究众多，而对刘知几的研究则较为冷落。“近来西学东渐，国史改造之论，甚嚣尘上。章氏之书，以其所论者正目前急待解决之问题，遂引起一般学者研究之兴趣。”并指出时人张尔田、刘咸炘皆有专著论章氏之学，梁启超、何炳松对章氏治学极为推崇，胡适、姚名达先后撰写章学诚年谱。而“刘氏之书，则研治者绝少。”(18)齐思和曾多次论及对通史修撰的看法，1936年齐思和撰文阐述其国史改造思想，他特别强调“现今西洋历史研究最重要之趋势为专门研究，与众手合作。大规模之通史，殆皆为众手合纂。”“是故有专题之研究然后始有专史，有专史然后始有通史。”(19)齐思和一再强调专题研究、专门分工的重要性。“现代的史学是建设在专题研究之上的，正如有了砖才好造房”，“专门化是科学工作的基础，只有细密的分工，才能有可靠的收获。”(20)齐思和借评论吕思勉的《史通评》，对刘知几、章学诚的史学加以比较，表面上是刘、章比较，品评刘、章史学，真正用意似在于阐发其通史编纂主张，即通过专题的断代史的研究，然后集合众家之长，撰成通史。假借史学批评，表达对相关史学问题的看法，寓论断于批评，这是齐思和史学批评的鲜明特色。 四、余论 由于受时代、政治、个人见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齐思和的史学批评难免存在着不足。比如齐氏的史学批评在形式上略显单一，主要以书评形式出现；在批评对象上，忽略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史学著作，如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柳诒徵的《国史要义》，均未纳入其史学批评视野；在批评态度上，受政治或其他因素的影响，对同一个史学家的评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如齐思和在1938年评论郭沫若《十批判书》时，对郭沫若评价不高，“郭氏本为天才文人，其治文字学与史学，亦颇表现文学家之色彩。故其所论，创获固多，偏宕处亦不少，盖其天才超迈，想象力如天马行空，绝非真理与逻辑之所能控制也。如此书置自我批评于孔子批判之前，且以自我批判起，以自我介绍终，无不表现文人自夸心理也。”齐思和对《十批判书》的结论是：“此书专为研究古代思想而作，若以哲学眼光观之，则远不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创获之丰，思想之密。”“是书于先秦诸子之考证，远不及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之精，论思想则更不及冯友兰氏之细，二氏书之价值，世已有定评，而郭氏对之皆甚轻蔑，亦足见郭氏个性之强与文人气味之重矣。”(21)而1949年，齐氏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对郭沫若及其《十批判书》确是另一番评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到了郭沫若先生才真正走上了学术的路上”，“在中国当代学者中，梁启超以后，他是最广博的著作家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都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许多重要的贡献。”(22)对此我们应当以历史主义的眼光、知人论世的态度去体谅，史学家都是生活在具体历史中的个体，不可能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综上，齐思和的史学批评实践，具有特定的时代价值与学术意义。“史学批评作为史家对史学的一种认识活动，同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活动一样，并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完成的。”(23)史学批评永远不会停息，今天我们审视齐思和的史学批评，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史学批评。史学批评见识的高低，反映了一个史家史学素养的高下与责任意识的强弱，而史家通过史学批评，有助于自身的史学认识的提高。齐氏依托《燕京学报》这一学术阵地，及时刊发史学界最新学术消息，其本人又重视对新出版史学著作的介绍、评论，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潮流的作用。 (本文得到瞿林东教授的悉心指导，同时得到齐思和先生长女，北京大学齐文颖教授在文献方面的帮助，特此致谢！) 注释： ①瞿林东：《史学批评的宗旨和史学文化的意义》，参见瞿林东主编：《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页。 ②克垚：《学贯古今，史通中外——略论齐思和先生的史学》，《世界历史》1995年第2期。 ③张越：《“书评”中的学术批评——〈燕京学报〉“书评”栏目的特色》，《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④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齐思和共撰写了30余篇史学评论，评论了40余部史学著作。 ⑤张越：《“书评”中的学术批评——〈燕京学报〉“书评”栏目的特色》，《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⑥⑦⑧齐思和：《评十九年出版各家史学新著》，《新闻周报》1930年第8卷4期。 ⑨《史学概论讲义》原为齐思和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师范大学的授课讲义，后经齐文颖整理，于2007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⑩齐思和：《最近二年来之中国史学界》，《朝华月刊》1931年第2卷3、4期合刊。 (11)(12)齐思和：《现代中国史学评论——掌故派与社会学派》，《大中》1946年第1卷第1期。 (13)(14)齐思和：《现代中国史学评论——掌故派与社会学派》，《大中》1946年第1卷第1期。 (15)齐思和：《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燕京学报》1946年第32期。 (16)齐思和：《童书业著〈春秋史〉》，《燕京学报》1947年第32期。 (17)齐思和：《评马司帛洛〈中国上古史〉》，《史学年报》1935年第2卷第2期。 (18)齐思和：《吕思勉著〈史通评〉》，《大公报·史地周刊》1936年8月14日。 (19)齐思和：《改造国史之途径与步骤》，《大公报·史地周刊》1936年5月1日。 (20)(22)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2期。 (21)齐思和：《郭沫若著〈十批判书〉》，《燕京学报》1946年第30期。 (23)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第16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