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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理学至上,王居正深受理学传统影响,学识渊博,著述丰富,堪称理学大家。 王居正年轻入太学时,正当新党执政,大家都争相阅读王安石撰写的《心说》等以作进身之阶,但是《心说》“多穿凿附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而不用”(《宋史·王安石传》),这让深受理学教育的王居正非常反感,宁可流落民间也不愿意苟合。在担任兵部侍郎之后,将自己论述王安石父子之言不合于“时道”和“圣道”的文字共42篇整理为《辨学》的集子,呈送给高宗,并且问道:“陛下恶安石之学,尝于圣心灼见,其弊安在?”高宗说:“安石之学,杂以伯道,欲效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生于安石。”王居正则说:“安石得罪万世者不止此。”他进一步解释说,王安石的祸患岂止当代,可以说是贻害“万世”,因为他对经典的解释完全“无父无君”。高宗当即脸色一变,说:“是岂不害名教邪?孟子所谓邪说,正谓是矣。”通过王居正的解释,高宗将王安石的相关学说称为“邪说”。王居正后来干脆将高宗的话当作序言放在《辨学》之首。时至今日,我们虽然不能完全肯定王居正而否定王安石,但是王居正当时捍卫理学的勇气着实可嘉。 王居正饱读诗书,他的学问以《六经》为根本,因此得到杨时的器重。杨时系理学名家程颢、程颐弟子,也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后来还担任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等职务。这个时候杨时已经垂垂老也,他拿出自己所写的《三经义辨》说:“这部书我已经开头了,剩下的由你来完成,以了结我的心愿。”王居正非常感动,先后耗费十年时间写成《书辨学》十三卷、《诗辨学》二十卷、《周礼辨学》五卷、《辨学外集》一卷,可谓是洋洋大观,理学有传。他特地挑选了其中的七卷呈上,连同杨时的《三经义辨》一起被列入“秘府”(古代称禁中藏图书秘记之所)。由于两书是同时入府并流传天下,再加上杨时当时的名气,所以人们都将其归功于杨时,“天下不复言王氏学”。人们之所以将王居正和杨时的著作混同起来,正好从侧面彰显了王居正的理学功底,从这个层面上讲,他完全可以成为程氏兄弟、朱熹、杨时一样的理学大师,只因为他生活在理学大师迭出的年代,从而被湮没其中了。但是,时代还是会记住他。因为历代海南王氏出了不少名人居士、贤臣,从宋代起中进士就有9人,中举人亦有25人,这些人中有相当部分都是王居正的后裔,可谓是文化昌隆,翰墨有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