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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对出土文书的研究也是《丝绸之路新史》的重点。为什么你的研究这么重视文书？ 芮乐伟·韩森：我有一个总体感觉：目前大部分关于丝绸之路的著作，都是有关艺术的，大多讲的是人们抵达了丝绸之路上的各地，见识到了什么新鲜的东西，很少有书告诉读者：与丝绸之路相关的历史文书上到底记录了些什么？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吐鲁番有一个研究项目，中美学者都有参与。根据这个项目的发现，可以写出一个基本的吐鲁番史。但是当时我就想，丝绸之路的其他地方、其他遗址又是怎么样的呢？我并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搞清楚其他地方的历史，但我想到了要根据出土的文书去书写整个丝绸之路的历史。 时代周报：通览文书后，你觉得一般人心中的丝绸之路与文书上记载的有什么不同？ 芮乐伟·韩森：在很多人的心里，“丝绸之路”或许是这样一幅景象：一条路，很可能从长安直通罗马，有很多骆驼，骆驼背负着大量形形色色的中国商品……现实不是这样的，但我想这就是历史前进的方式。人们有一个想法，然后历史学家来证明或用证据显示，人们的想象可能不那么准确，然后我们又继续向前探索。 时代周报：书中，你提出了一个主要观点：在“丝绸之路”上，罗马并非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伊朗才是。 芮乐伟·韩森：关键的问题在于，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证实存在从长安到罗马这条线路，它纯粹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中国与伊朗的贸易，大概从公元500年就开始了。公元400年到500年之间，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可能是印度，总之从来不是罗马。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和商品从哪里来？人们进口了些什么东西？这些资料在文书中都能找到，从来没有东西是从罗马来的。 斯坦因的研究成果仍很重要 时代周报：你怎么评价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针对中亚的考古工作，包括被称为“敦煌盗宝第一人”的斯坦因的成果？ 芮乐伟·韩森：要评价他们，就必须参考他们那个时代盛行的标准。斯坦因的贡献非常巨大。即便在今天，如果一个人决定开始研究丝绸之路，他得到的最主要的建议很有可能是“去图书馆读一个月的斯坦因”。只有认识了所有的遗迹、所有的地貌，并且知道斯坦因在不同的地方发现了些什么，才会知道接下来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斯坦因的成果仍然是“丝绸之路”学术学习的最基础的部分。 斯坦因生前最出名的事迹，是从中国敦煌带走了成千上万件的档案。他当时装作是佛教的信徒，这样才能拿到文书。如果你读过他自己关于这一欺骗行为的解释，你会发现他其实知道自己向王道士撒了谎。斯坦因当时知道或者说至少大概明白这些文书的价值，他曾经在印度待过，明白原稿在当时的价格。有意思的是，关于自己与王道士协商时的不真诚，他后来都直言不讳。斯坦因的导师是研究梵文手稿的，他学习时很想读读这些手稿，却不被允许。所以，从斯坦因的角度来看，为了得到研究材料，任何行为都是正当的。现在回看这段历史，斯坦因的行为当然不正确，他没有用真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或目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