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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越是要强调地方文化的特色,也就越是要强调地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近年来,一本社会学专著《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富于创见性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中国学者程美宝通过对晚清以来广东地方文化观念的考察,得出了一个令人有些意外的结论:对于中国而言,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长期共存,不但不会构成分裂的威胁,相反,各种地方文化之间的积极竞争,还会促进对国家的精神认同,对社会生活起到更具活力的凝聚作用。 为什么会这样呢?该书以翔实的史料证明,中国地方文化的多元化,不仅不以离心离德为代价,恰恰相反,无论谁占据了文化优势地位,都会争着表达忠心,表达自己对于国家文化所做的贡献,显示中华文化在某地之意。广东历史上的三大族群正是这样,无论哪个族群兴盛,都要想方设法论证自己与中国文化正统、主流的关系。譬如,客家人自近代崛起后,便一如粤人、潮人那样,利用著书、撰文、修志等话语权,论证自己的“中原来源说”,声称自己早在南迁之前就已是衣冠旧族,沐得中原文化熏陶。 程美宝发现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在中国,越是要强调地方文化的特色,也就越是要强调地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既然如此,那么各地文化无论怎样复杂多元,强弱不一,也不会威胁到国家统一,反而还会不断丰富和壮大中国的主流文化。“这种实际上多元而在表述上又趋向统一的辩证的国家地方关系,恰恰是中国文化最诱人的地方”。这也正是国家认同感与地方文化多样性相契合的最奇妙之处。 共同的生活经历、历史记忆以及漫长的时间浸润,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才能开花结果,形成强大凝聚力 所以,中华民族的超强稳定性并非来自于种族同一性,这一点在汉代时就已经很清楚了,台湾学者许倬云曾指出:自汉代以来,“虽然广土众民,地方性的差异不少,中国能保持相当一致的文化同构性,政治权力可以更迭,文化认同则足以维系共同体的延续不散”。这与同一时期的古罗马帝国有本质不同。同样,清末时各省竞相宣布独立,也不是真要分裂,而只是以此政治之举宣示中央政权因无道而不合法,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中说:“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者,对于满清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正是点出其要义。所以,在中国传统中,由于文化认同感的存在,地方意识、地方文化一般不会助长政治上的离心现象,反而会促进大家同心同德。 各国自有不同的生存方式、立国之本,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社会,确如华裔学者谭中所说,“和谐”是中国的命根子,其广土众民正是靠文化吸引力由中国内部各族居民根据他们的共同意愿而逐渐形成的。隋唐之所以比秦汉帝国更能“持续发展”,也正是有赖于儒、道、佛的“三教合一”。中国学者温春来撰写的《从“异域”到“旧疆”》一书,也通过边疆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早在国族兴起之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认同、经济等方面已经具有高度整合的一面,没有这个深刻的历史根源,能够在短时间内建构并成功维持一个庞大的国族是难以想象的。”可以断言,正是共同的生活经历、历史记忆以及漫长的时间浸润,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才能开花结果,形成强大凝聚力,这是中国最亲和的软实力。 (作者为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