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参帝国》 蒋竹山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年4月第一版 285页，48.00元 蒋先生反省到人参的研究不仅应该是地区的历史，更应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下扩展到朝鲜、日本甚至北美的人参贸易。 蒋竹山先生在《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中将“人参”研究置于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下考察其流通，是目前较为完全的历史呈现。他展示了这样一个图景：人参在清朝立国之前是女真族的重要财源，与明、朝鲜多有冲突，立国之后，逐渐将采办管理制度化，通过打牲乌拉制、旗办采参制以及收拢为国家直接管理的官采刨夫制管理开采人参事务。制度设计虽严密，但依然逃不了官僚化的缺陷。面对资源耗尽，采参成本的增加，偷盗、逃匿始终难以做到有效管理，官员与地方势力的勾结，牟取私利，大面积人参挖掘和秧参（种植物）与含铅的泡丁充斥，高丽参浸润矾糖水增重，以致现有的山参不足以供应到消费市场，凸显出专制垄断经济的特征。在流通、消费市场，江南的温补文化是人参消费增加的主要原因；人参价格因当时负责销售的重要机构和内务府哄抬而价格高昂；人参专书的出现可以看到江南参商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重要的品牌，完成了从生产到消费的流通闭环。蒋先生以此反省到人参的研究不仅应该是地区的历史，更应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下扩展到朝鲜、日本甚至北美的人参贸易。 蒋先生作为新文化史的重要推手，引介理论，评论著作颇有贡献。架构的新文化史工作坊、新文化史部落格则多有宣导意义。在新文化史实践上对人参研究从博士论文开始到现在，较有创见。就本书来说，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值得称赞的特征，这无疑是对国内研究一个重要的启发。第一，物质文化史视角的分析。这受Daniel Roche 影响，重视社会与文化分析方法、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迫切需要以及物质文化中选择行为所体现的准则。这表现在文章中对流通与消费关系的分析。另外的重要贡献是分析江南温补文化对人参消费的刺激。第二，新资料的扩展。蒋先生通过对大内档案的阅读，理清了参务细节上的不少问题。比如说，通过《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的解读，发现了雍正皇帝打破官方长期垄断，开放民间采人参，这对探索参务政策全貌增添了细节；将医案、医书纳入解释范围，构建江南温补用药的情况。第三，通过考辨前人研究成果的细节，在人参贩卖制度实践的变化中发现了内务府在贩卖人参过程中的角色。通过秧参案，看到了国家权力对人参采集的全面介入。对商人贩卖官参的过程分析得比较细致，多有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