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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中国旧制度里文化人的总称。 《礼记》、《汉书》、《白虎通义》等典籍是这么定位的:“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通古今之道,谓之士”;“古之辨然否,谓之士”;“学以居位曰士”;“天子之元子士也”。用今天的话概括,士有三个特征:饱学;脑子清楚,心明眼亮;有担当,竟事功,具备执行力。古人对“文化”的认识,注重“化”字,文而不化不叫文化,读一肚子书,有能无力,或不出力,不叫士。 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不难看出:中国学人所谓的“士”与西方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极为相似。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担的精神。 中国儒家对“士”的阐释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现象。孔子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影响,而且愈是在“天下无道”的时代也愈显出它的力量。特别是北宋承五代之浇漓,范仲淹起而提倡“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终于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理想和豪情。晚明东林人物的“事事关心”一直到今天还能振动知识分子的心弦。 中国“士”的传统从孔子算起,至今已持续了两千五百多年,特别是那种刚强不息的伟大人格精神几乎成了历代士人所具备的一种宗教性道德。这种人格精神是由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等所构成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士人风骨”。比如“士人抗争”,更是与“国家的认同”相联系,方孝孺被杀后,明朝“士人”的独立精神仍然传承了二三百年,士人敢于骂皇帝,敢于讽喻朝政,继之而起的海瑞可算是一个突出的典型,这些都是士人独立精神的张扬。到了清兵入关,明朝被清朝所取代,接着就是清朝对明朝文化遗产传承的摧毁,对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摧毁,这就是亡天下!士人此时进行的是国家认同的抗争。自打抗争失败,就有了士人精神的失落、缺损甚至丟弃,从此有了依附权贵的犬儒,为了富贵安逸而阿谀奉承,为了稻粱谋而忍气吞声,以致数典忘祖,出卖先贤。 真正的士人总是需要忧患意识,能够用自己的心去发掘浮华背后的失落,能够用自己的行动去捍卫人类本该拥有的尊严。为此,他们视说真话、说实话、说心里话为士的最高要求。但文化屈从权势,是中国的旧生态,皇威天命,金口玉言,皇上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不容违背的。士子们为实现最高追求,有时也需要接受这种不良生态,于是,在大义凛然的正说之外,巧说、戏说、绕弯子说就出现了。汉代董仲舒是“巧说”的代表,他发明了“天人感应”一说,如果国家发生了地震、旱涝、瘟疫等重大灾害,是老天爷不满意人间帝王的言行而发出的警告。汉武帝接受这一说法,后世不少皇帝也予以接纳,这算是董仲舒的一项成功发明。 汉代的东方朔有两篇赋体文,《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讲的是士子们在皇权的大屋檐下言说之艰难。两篇均为今古奇文。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东方朔就发出了“谈何容易”的叹息。其实,士人最需要的就是话语权。他们勇于介入当下世道的纷争,为正义、为公理、为民生而战,而不是卷而怀之、逃避现实。一个社会的士人如果对权势进行依附,对财富过于迷恋,对意识形态过于偏执,就会丧失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这样社会的发展就会丧失方向,就会失范。明乎此,“处士横议”的文化传统还是万万不可丢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