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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国内的出版界掀起了一股口述史的出版热潮。不少颇具社会影响力的出版社跻身其中，如人民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报纸和期刊也不甘示弱，纷纷开辟了相应的口述史栏目；电视台更是迎潮而上，如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都有自己的口述史节目。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基于中国的口述史有着悠久的传统，与二十多年前由海外传入的现代口述史的理念和方法相交流、接轨，在社会巨大变革和环境相对宽松的背景下，由亲历者叙述的各种形式的历史应运而起，正在走向繁盛。这些口述史读物的内容、领域覆盖之广尤为惊人，从政要人物、史学家、人文学者、科技专家、艺术家、媒体人到普通民众都积极参与其中。大量的口述作品相继推出，并形成了诸多的新特点和新现象，值得出版企业的关注。 特点1 从政要访谈走向学界名家撰述 最近30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经历了一个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各种新技术、新思想、新理念不断冲击着时代，许多人物、事物转瞬即逝。传统的史学记载甚至“猝不及防”，无法记载许多微小的领域，而口述史则可以补充这些记忆缺憾。另一方面则是西方的口述史理论开始涌入中国，在理论层面为当前的口述史提供了不少指导意见。欧美的口述史学者不仅将口述历史视为非传统资料的一种来源，而是利用口述历史方法来描述与赋权于那些没有文字记录的和在历史上被剥夺权力的人群，进而超越了传统政界领袖等访谈模式的口述史形式。这种“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底层史观对社会学研究同样深远。 正是在上述大环境的综合作用下，国内口述史出版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口述的形式内容正从早期的政要访谈走向各界名家的撰述。其中，著名华人史学家唐德刚尤值一提，其口述史著作有《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顾维钧回忆录》和《张学良口述史》等，每一著作都在国内推出过多个版本，并在相关细分领域保持畅销。特别是其从事口述访谈到口述资料的整理、撰写等一套的方法，对当下从事口述史实践尤有借鉴意义。唐德刚是身为史家为人撰写口述史，于此同时，国内的许多作家、人文学者、科技专家和艺术家也开始涉足口述自传，并且广受欢迎。在图书市场上，就可以看到梁漱溟、启功、费孝通、季羡林等大家的口述传记。杨绛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干校六记》、《我们仨》等自述是其中的代表，后来该社还推出了经吴学昭笔录的《听杨绛谈往事》，这些书从不同侧面回顾了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知识分子和文化名家的口述史既是自身心灵史的总结，也往往折射了中国百年的变迁。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周有光百岁口述》为例，该书作为语言学者周有光的百岁口述，上篇从常州青果巷开始，忆及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光华大学，结爱张允和，留学东洋，避战四川，游历欧美，后归国任教，参与起草《汉语拼音方案》，遭下放宁夏，至逐步恢复工作，直到如今著述不息。下篇则从张允和生前留下的字里行间，找到一些对她的夫君百岁追忆的脚注。此外近百幅影像，再现了当年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之“合肥四姊妹”，这一个个家庭的生活和情感，折射中国社会的缩影。又如中信出版社的《水流云在》，该书回顾了话剧表演艺术家、翻译家和政治家英若诚一生中的种种传奇，他讲述了特殊时期的监狱生活，困苦中夹杂着风趣，艰难中保持着乐观。然后开始叙说他的家族，叙述他的童年及所受教育的不平凡经历。最后讲他在戏剧、电影方面的职业生涯和文化外交上的作为。让读者领悟到一位风趣幽默、博学谦和的艺术家的人生智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上学记》则是学者何兆武的口述史，它叙述的尽管只是1920年代~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他学生时期的陈年往事，却蕴含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整个20世纪历史的反思，对读者重新认识过往、观察现在以及展望未来都有着重要的启迪，而且何兆武并不惮于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不忌讳议论先贤的道德文章，既树立了理性的尊严，又使自己的性情展露无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