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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抗联第一军军需部部长胡国臣、第一军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安光勋也都投了敌。这三人将抗联第一军的核心机密全部供述：军部地址、战略战术、通信联络方法、武器粮食的补充办法、中共的组织系统，等等。 不久，李敏自己也遭遇了一次叛变。一次双鸭山战役后，部队牺牲了好几名同志。这时，陈绍宾师长坐在山坡上一直唉声叹气。看到另一位掩护同志的白福厚团长回来，陈绍宾开始说话了：“人也回来得差不多了，我就和你们说说吧，我这个师长是不能干了！你们都走吧，去自谋生路吧，愿带枪走的可以带枪走，带枪走还能混碗饭吃。我这里还有点钱，可以每个人给你们两元钱。”说完了，他又重复了一遍：“不行了不行了，我这个师长不能当了，你们都走吧……” 那时候，部队的经费都是由最高领导保存的。陈绍宾一边说话一边解开了上衣，李敏看到，上衣里面有一个像子弹袋一样的钱袋子，里面一格格地装着钱。 看上去不像是玩笑，李敏头皮簌簌地发麻，大脑一片空白。这是师长应该说的话吗？这到底是怎么了？看看身边，大家都不知所措，不自觉地将手放到枪上，互相用猜疑的目光巡视，看着事态如何发展。 这时，白福厚团长挺身而出：“不行！我们是要打日本鬼子的！来，愿意跟我走的站出来！”李敏擦了擦眼泪，站了出来。随后，指导员、副官、军需官都站到了白团长一边。最后，几乎所有人都站了出来。 陈绍宾眼看着没人响应自己，最后无可奈何地也跟了过去。 从此，陈绍宾的举动，一直让李敏觉得怀疑。比如，陈绍宾领着他们，说要去缴赵尚志的械。李敏不明就里，只是跟着去了。两方都有怀疑地对峙了下，用枪抵了胸口，差点没打起来。 陈绍宾，曾由苏联回到军部，报告了“苏联远东军区负责人海洛要求北满抗联负责人去苏联商议重大事情”的通知。随后，北满决定派赵尚志赴苏联。1938年1月下旬，赵尚志过了黑龙江，但一到苏联就被扣留，审查了一年零四个月，直到1939年才放回来。 陈绍宾原是抗联六军第二师的代理师长，据此被赵尚志、周保中等怀疑为奸细，1940年被撤销职务后逃跑，1941年，因抢劫民财分赃不均而被同伙杀死。在抗联队伍中，陈绍宾是个备受争议的人——李敏则认定，陈绍宾就是个奸细。当时解散部队，是为了投敌。 那之后，白福厚团长带着李敏和战友，一路战斗至黑龙江边。在江边，遇上敌人狙击，李敏一行乘坐小船进入了苏联国界…… 从1940年冬起，抗联部队除留少数部队就地坚持游击作战外，从南北两个方向越过冰冻的乌苏里江和黑龙江进入苏联边境进行休整。这是抗联领导人与苏共远东地区党的代表多次协商后达成的协议。这些部队，就是后来的抗联教导旅——八十八旅的前身。 此时，抗联部队已经从高峰时的三万多人，打得只剩下两千多人了。 日伪资料中，有关于东北抗日部队在1935至1940年间活动的次数统计。1935年，抗日部队出动39150次，为最多，以后每年依次递减。1936年，36517次；1937年，25487次。直到1939年，骤降至6547次。到了1940年，只有少得可怜的2667次，连高峰时的零头都不到。 李敏家的院子里，沿着墙根摆放着一溜抗联英雄的纪念碑。会客室里，墙上挂满了东北抗联各军长师长的画像。醒目位置，是最新挂上去的一个大幅新闻：2015年7月3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说，“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8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这让李敏很是振奋。 采访结束时，92岁的她执意要送记者出门，“说抗联的事儿，我一点儿也不累！”过了一会儿，这位老人声音黯淡了一些：“他们都死了，只有我还在。如果我还不说，谁来说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