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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去人文学院,送了一本书给苏智良,他回赠我一本《世上第一个日军慰安所揭秘》,中英日三语合一,图文并茂。苏说:这本小书是自己印的。回家翻读,果然是那种精致的“小”,定价亦是“成本费”,并在下面注明“本书相关所得将全部捐献给‘慰安妇’幸存者”。细细一读便知:说是“小书”,其实是一本“大书”,一本以资料、考证、现实意义见长的大书,一本会在妇女史、中国抗战史、上海史,乃至世界二战史上留下痕迹的大书。一本书的大小,由其内涵决定。 初识苏智良,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中文系与历史系“合署办公”,一个在小楼二层,一个在底层。一天,中文系办公室主任虞老师告诉我:楼下的苏智良刚才上来找你。苏智良?谁是苏智良?虞老师说:楼下近代史的老师,刚刚从日本进修回来。哦,这我要见的。那时候我也从日本进修回来没几年。九十年代初,从国外回来的人不多。我赶紧下楼去打听,历史系办公室说:苏老师刚才还在,现在出去了,大概上课去了吧。没辙。故严格说来,第一次的互相寻找是以失败告终的,却印在了记忆里。 这个苏智良究竟是什么时候正式见着的,现在反而想不起来了。 反正真见面时,就如同早已认识了的一般,一点儿都不陌生。一个人,只要你知道了他的姓名、来历、研究方向,你关注他了,真见面时就会如此,所谓“神交已久”。 这里有个我自己的秘密不吐不快。1992年,苏智良在东京霞关亲眼目睹韩国“慰安妇”幸存者的抗议游行,这是他步入“慰安妇”研究之途二十年的起点。其实在我1988—1990年的日本进修期间,也曾遭遇过这一课题,也曾涉猎过有关资料,也曾动过研究“慰安妇”的念头。但是,仅仅将自己浸淫在有关资料里一天,晚上睡觉就噩梦连连。第二天,反省自己,决定“歇菜”,继续我的戏剧研究“快乐事业”。现在回想,还觉得如此决定是对的。研究“慰安妇”,当然是苏智良比我合适,合适多了,一则我心理承受能力差,二则我没有他的“历史眼光”。 1996年底合中文历史等系科成立了“人文学院”以后,我们的交往多起来了。 苏智良1956年生,比我小七岁,也就是说:我上学那一年,他刚刚出生。没想到他也上山下乡过,在江西婺源插过队。可从来没见他诉过苦,讲下乡经历,即使我们全院组织到他下乡的地方旅游,也没听他讲多少“苦难与风流”,倒是我,对婺源傩戏夸夸其谈。后来想想,这大概也是两性的区别吧,男人是拒绝诉苦的,他们得“扛着”,人文学院顾鸣塘教授就曾说我文章中抒写的那些下乡苦难,与他的相比小巫见大巫。但是苏智良又有其独到之处,他不为自己诉苦,却作为东亚诸国这些苦命姐妹的代言,就像网上说的那样:“从白山黑水到黄土高原,从冰封北国到炎炎海南,几乎跑遍大半个中国;他登上东京、海牙、华盛顿、多伦多等城市的讲坛,追究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呼吁资助曾被迫做慰安妇的老人;他不辞劳苦,每年专赴日本参加法律诉讼,为受害老人索求赔偿;他写成我国第一部全方位探讨中国妇女受辱史的专著——《慰安妇研究》。被誉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他是个性情中人,他迢迢远路去寻访“慰安妇”幸存者,听她们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常常会落泪。他把这些老妇人称为“我的同胞姐妹”。 是的,苏智良是个善良厚道之人。他寻访“慰安妇”幸存者,走一路资助一路。去年他走在外滩人行道被摩托撞伤,一听撞他的女子是个钟点工,家里老公还在病中,就又起了不忍之心,一分钱也没要人家赔。我埋怨他:不赔钱也算了,你得让她赔做钟点工啊,你这一受伤,自己不能动,夫人一个弱女子怎么忙得过来啊。他不置可否,笑笑。 苏智良有个好夫人。他们是读研究生时的同门师兄妹。他夫人不仅特别理解他研究的意义,且常常跟从他一起去做探寻采访,搜集资料乃至研究,一同在哭过以后资助那些苦命的人。所以说,苏智良的那些“大书”,多是他们夫妇共同书写的。同时书写的,还有他们史学伉俪志同道合恩恩爱爱的人生大路——这,也是一本“大书”哦,值得大书特书。昨天见面,说起妻子最近积劳成疾,身体不太好,苏智良那种心痛的感觉甚至感染了我。 苏夫人丽菲,陈姓。一个娇小的、皖南山区长大的“嗲妹妹”,却跟她丈夫一样,有一颗“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心。我曾取他俩名中各一字,合成“苏菲伉俪”。我校同专业伉俪不少。今我写下的“苏菲”夫妇,堪称典型。 他们写人生、写历史的一笔一画,仍在继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