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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1909年，性格温和的苏州人，也在地方自治运动中，建立了“观前大街市民公社”，后来改造为“苏州市民公社”。根据“公社”的章程，“本社以联合团体，互相保卫，专办本街公益之事为宗旨”，属于街道商民的自治机构，但这些“居委会”却在不久后以健身强体为理由，获得政府许可，建立了准军事的保安组织。由苏商体育会等自治机构演变而来的“苏州商团”，到民国时居然发展成下辖45个支部、2000余名“团员”、1400多杆枪及其他军用设备的庞大武装。 其实，在大清国的改革过程中，地方的分离趋势一刻也没有停歇过，并在关系到政权根本的警政、国防方面屡有突破。早在戊戌变法期间，湖南就成立了“保卫局”，由官、绅、商联办，行使地方的公安大权。而新政改革中，上海成立了“南市商会公会”(上海商团公会)，公开组建武装力量，在政府许可下，配备了160支步枪及500发子弹，人员多达2000人。其后，这支商团武装更名为“上海保卫团”，在上海历次的政治武斗中，时而唱红脸，时而唱白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开创了上海地方武装干预政治的传统。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历来是中国历史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样的，这条真理的反推也无数次地被历史所应验：枪杆子脱手，政权一定会出问题。晚清政治改革不断加速，并最终失控导致翻车，其中，包括准许地方建立准军事力量，乃至允许这种准军事力量脱离中央的直接控制，都直接引发了中央权威丧失、凝聚力涣散。大量地方准军事力量的出现，并没有推动宪政改革中设定的地方自治，相反，却推动了地方的离心，并为日后军阀林立准备了丰饶的土壤。晚清到民国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由爱新觉罗家族大一统的中央独裁，转变为各地实力派在地方上的小型独裁，共和取代了君主，却没有改变权力万能及赢者通吃的规则，“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依然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无非是把主语“皇帝”替换成了别的与时俱进的名称而已。 在这样的天地之间，功夫卓群的霍元甲，自然也无法逃脱作为枪杆子的宿命定位，以一个英雄的悲剧，演绎一个时代的悲剧，去激励无数生活在悲剧时代中的时人及后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