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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生产方式的标志 据说，与石峁古城性质相同的遗存在陕晋的黄河沿岸数量很多，绝非仅此一处。人们惊叹之余，竟不知应该怎样认识当时的文明高度，怎样表述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 其实，马克思早有预见。他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类社会已经依次更替地经历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四种社会形态。他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实行专制主义政权体制，实行专制国家的土地国有制，不存在私有土地，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是社会组织基本特点，这种社会组织还有管理公共灌溉工程等职能。古代东方的中国、印度、波斯、土耳其都属于这种生产方式。令人回味无穷的是，马克思关心公共工程，将其列为一种生产方式的重要标志加以论证，其意味很是深长。 早期中国的很多情况确实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诸多描述极其相似，公共设施遗存尤其可证马克思的论断具有科学的预见性和理论的前瞻性。这些遗存鲜明的特点是：年代可测而缺乏记载，类型多样而规格不同，因地而成更偏爱土木，创新无限又匪夷所思。单就用工量的多寡而言便足以与集团的人群规模挂钩，与社会运作能力机制的优劣相联系。此外，超大工程反映的信息总量、技术含量都属于中国智慧的成就。那些与其形影相随的重要遗存：祭祀大典的仪式迹象、特殊标识的礼仪器物、规模生产的手工作坊、农业灌溉的水利设施、等级鲜明的大型墓葬……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指标。 中国考古学不论是为自身的发展，还是为世界古代文明研究作贡献；不论是为恢复古代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还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都必须争取文明标志的话语权。而当务之急是能够提出符合实际、表述清楚、概括准确、内涵丰富的文明起源的中国标志。而那些超大工程和重要祭典的考古学遗存可以直击社会机制，揭示文明高度，学术界应该理直气壮地祭出文明起源的中国标志，这无疑是石峁古城给人的又一重要启示。 （作者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