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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声韵批评理论的出现，还与将声韵知识应用于诗文创作之潮流有关，这一点与佛教在六朝时期的逐步盛行也是分不开的。印度佛经原本就很重视声韵问题，尤其是佛经中的偈颂体。《法句经序》曾云：“偈者结语，犹诗颂也。”印度梵文偈颂多数以四句为一首，每句包括八个音节，并饶有声韵节奏之美，可摄入管弦，付诸赞叹歌咏。佛教入华之初，翻译者根据偈颂体的特点，在文体上与中国流行的诗歌篇句结构保持一致，分别译成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等各种句式，其中以五言偈颂最多。不过，由于语言水平的限制，梵文偈颂原来具有的音节调谐之美，在转梵为汉的过程中几乎丧失殆尽，所以鸠摩罗什来华译经之后感叹：“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不过，至罗什时代，佛经翻译在声韵方面已有很大提高。 我们不妨将《小品般若经》同一句梵文的四种汉译做一比较：后汉支谶《道行般若经》：“敢佛弟子所说法所成法，皆持佛威神，何以故？”吴支谦《大明度无极经》：“敢佛弟子所作，皆乘如来大士之作，所以者何？”苻秦昙摩蜱《摩诃般若钞经》：“敢佛弟子所说法所成法，皆承佛威神，何以故？”姚秦鸠摩罗什《小品般若经》：“佛诸弟子，敢有所说，皆是佛力，所以者何？”很明显，罗什译文在声韵方面更高一筹。罗什以后，高僧们无论是翻译偈颂，还是创作偈颂，皆重声韵。此外，佛经诵读中的转读和梵呗也非常注重对语言声韵的研究，因为无论是转读还是梵呗，都要注意语言声韵之搭配，同时还要注意文字声调之抑扬。慧皎《高僧传》指出，转读要“能精达经旨，洞晓音律，三位七声，次而无乱，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间起掷荡举，平折放杀，游飞却转，反叠娇哢，动韵则流靡无穷，张喉则变态无尽”。而梵呗不仅要“协谐钟律，符靡宫商”，更重要的是“和乐之歌，须结韵成咏，入呗之赞，亦要作偈和声”，所唱文字声韵与乐和谐，“方乃奥妙”。随着佛教在南北朝的盛行，佛教重视声韵的行为必然对声韵批评在诗文中的应用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陆厥写信给沈约提出的质疑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年轻气盛的陆厥不满的主要是沈约自诩其声律论乃“独得胸衿”且“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而从上述中古文学汉字声韵批评理论的佛学因缘分析来看，沈约的自诩是有违文学史之史实的。 （作者：高文强 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