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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中共的斗争中，国民党特务无奈地发现，对他们制约最大的，竟然是国民政府的政治司法体系。中统高级特务张国栋回忆，“特务对于革命人士的逮捕，一般都采取秘密的方式进行，本来是用不着公开审讯的，但有时又不能不由法院进行公开的处理。”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便超过了特务机构的控制，常常使到手的“鸭子”飞了。尤其是一些好不容易抓住把柄逮捕的“有声望有地位的进步人士”，在法庭上被判无罪，因为新闻媒体的关注而不敢再度下手。 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开始各尽所能，向其他领域扩张势力。于是，中统向司法界进行钻营，自我定位为“模仿美国总检察长与联邦调查局的配合”，派出特务进入司法部法官训练所受训，毕业后出任各级法院检察官(根据民国司法体制，检察署设于本级法院内，但独立办理业务)，尤其是专门针对进步人士、中共党员的特种刑事法庭检察官。又通过掌握内政部关押被判刑中共人员的机构“反省院”的人事任免权，将这个机构抓在了自己手里。虽然特务还不能染指司法审判，却采取控诉、执行两头堵的方式最大程度确保“工作成果”。 军统则染指警察这一国家暴力工具，以夺取浙江警察学校的控制权为开端，培训干部进入各地公安局担任局长、督察长、侦缉大队长等重要职务，为军统特务在各地的逮捕、暗杀工作提供合法身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立即以军统人员渗透进原属四川军阀刘湘管辖的地方警察系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唐毅主动向戴笠输诚，曾在上海活跃的军统特务沈醉便被调任重庆市公安局侦缉大队大队长。 通过学习苏联经验，国民党特务机关无意中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最有效率的工具，得到蒋介石的分外重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军统以其人员、资源的优势，承担了许多正面作战之外的秘密任务，包括刺杀汪精卫等汉奸首脑、组织“忠义救国军”开展敌后游击战、对日本电讯密码实施破译、防止管制物资走私乃至与美国、英国、苏联开展情报合作。 潜伏与暗杀并不如影视剧中精彩。 潜伏是一件漫长、低效却困难重重的工作。尤其是面对中共严密的党组织，国民党特务更显得无可奈何。在上海、武汉等城市，他们还曾通过派遣特务佯装进步人士，打入中共外围机关，或未被中共发现的叛徒主动联系地下组织的短期方式实施潜伏。中共中央向江西苏区转移之后，这类事情便再无成效。 抗日战争期间，国方特务曾经训练青年以进步学生的名义前往延安，试图建立潜伏组织甚至谍报电台，但多番尝试都是血本无归。军统的“汉中特训班”算是最成功的，学员曾经打入边区部分组织，但在中共保卫机构的严密审查下纷纷曝光被捕。据日后发现的国方档案，仍有部分潜伏特务进入了休眠状态，是否传出过有价值的情报已不得而知。 相比之下，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活动尤其是对汪伪政府官员的制裁，显得更加成功一些。军统在这方面更有得天独厚的的优势，早在1933年长城抗战的时候，就在北平六国饭店刺杀了有投日行为的下野军阀张敬尧。抗战爆发之后，军统河内刺杀汪精卫虽然失败，但此后坚持不懈，先后干掉伪军政部长周凤歧、伪外交部长陈箓、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等人。 除了刺汪之外，大部分暗杀是通过收买汉奸身边的厨师、警卫、仆人来实施。1939年12月，军统掌握了汪伪特务头子喜欢齐聚上海百乐门舞厅跳舞的行动规律，通过收买舞厅侍应生领班、特务头子身边警卫，在一个月之内接连杀掉了汪伪特工总部厅长何天风、处长陈明楚、潘达、钱人龙等人，使汪伪政权人人自危。 中统在这方面的斩获不多，最著名的是一起失败的行动——沪上名媛郑苹如诱杀汪伪特工总部“76号”首脑丁默邨，此事成了张爱玲小说及李安电影《色·戒》的原型。 特务不会消亡，只会慢慢变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