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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它起源于西洋。最早的中国文学史，虽不是中国人写的，但绝不能由此推论说，中国人的文学史意识也是由外人灌输的。事实上，中国人崇文重史，很早就注意到文学现象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从钟嵘的《诗品》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再到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乃至萧统的《昭明文选》，都在讨论文学和历史的关系。这些文论文选无一不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可以说是中国治文学史的一个传统。 从这一点而言，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与以上传统一脉相承。可以说，和传统意义上讲求体例完整、逻辑周全的教科书式文学史不同，这是一部属于一个人的、有强烈钱穆色彩的中国文学史。 钱穆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儒学家、教育家，被称为“一代通儒”，更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该书的内容，是钱穆先生1955年至1956年期间在香港新亚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时的课堂笔录，由当时课堂上的叶龙先生记录并整理成书。 钱穆先生对于许多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命题”都有独到的见解。例如对于《诗经》中的“赋、比、兴”之辨别，几乎是每个中文系学生的“开蒙第一课”，往往为分清哪一句是“赋”、哪一句是“比”、哪一句是“兴”搞得焦头烂额。钱穆则认为，无论是赋、比、兴，均有“物”和“情”两字，并进而认为，这三种修辞手法都是在追求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意境。读之有茅塞顿开之感。 再如他对建安文学，特别是曹操父子的推崇，更是突出。一直以来，受到《三国志》《三国演义》等作品的影响，曹操被简单定义为“一代枭雄”，其文学作品的价值少有人做深入论述;而在曹丕曹植兄弟之间，寻常人又往往出于“位尊减才，势窘益价”的心理，褒子建(曹植)而贬子桓(曹丕)，再加之“七步诗”等民间故事的影响，曹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一直被忽略。钱穆则对曹操和曹丕大加褒扬，认为虽然曹氏父子政治上为领袖，但作品“并无官僚吐属，仍出于私人情怀”，曹操的作品“毫无拘束、绝无私隐地直抒胸臆”;曹丕的《典论·论文》一篇更是“表达了文学家的曙光”。将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寄于如此地位，当属罕见。 至于对孔孟老庄的评价，钱穆的语言也非常直白有趣———“孔子如钟，大叩大鸣，小叩小鸣，不叩不鸣。庄子则是玩世不恭。老子认为有些人不配和他讲，墨子则一定要讲到你明白。”形象生动、便于记忆。 诚然，钱穆的论述中有不少新观点、新判断，但其背后，都有充足的史学依据，甚至是讲者全部的国学素养作为支撑。鲁迅先生曾评价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意指《史记》作为一部“史”，兼具了文学上的美感。从这个角度而言，钱穆的《中国文学史》则是《史记》的某种“镜像”或者说“互补”———作为一本讨论文学风格流变、文学价值递迁的“文论”。它同时兼具了“史”的严谨与客观。 比如，他开宗明义，强调了历史和文学的紧密关系：“吾人如要讲文学之变化，须先明白文学的本质;文学史是讲文学的流变，即须由史的观点转回来讲文学的观点……故讲文学应先明白历史，并非就文学讲文学，文学只是抽出来的，并非单独孤立的。”再如，他以丰富的史地知识，论证了《楚辞·渔父》中的“宁赴湘流而葬江鱼之腹中”里的“湘流”实指“汉水”而非“湘水”———这些都是钱穆的博学广识之处。 钱穆先生在书中反复提及：时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这既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鼓励。这是一本关于一个人的文学史，却又不仅是只和钱穆及其学生有关的文学史，揣摩先生用意，当是希望后人能够写出一部理想的“文学史”，至少，也可以由此点燃众人对于文学的热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