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晋以来，乐府诗创作进入有主名时代，人们越来越把乐府诗当作诗之一体进行批评，于是出现了实际意义上的“乐府诗学”。《文心雕龙》专列《乐府》篇，是为“乐府诗学”开山之作（吴相洲《乐府学概论》）。王小盾先生《〈文心雕龙·乐府〉三论》，论述“乐府”三种内涵：一、“声依永，律和声”，是音乐与文学的结合；二、是介于诗、赋之间的一种韵文文体；三、承载礼仪典制功能。而在《乐府》篇外，《文心雕龙》又有《杂文》篇，列举了“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等乐府体裁，可以看作对《乐府》篇的补充。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就有“曲、操、弄、引、吟、讽、谣、咏可入《乐府篇》”的说法。刘勰认为这八体的重要特征是“杂”：“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郭茂倩《乐府诗集》也总结“杂曲”两点特征：一是曲辞内容、情感主体纷繁复杂；二是其来源亦杂，虽始自汉魏，“历代皆有”，但又“或缘于佛老，或出自夷虏”。 《文心雕龙》列出的乐府八个题名在乐府诗学上有着重要意义，此后学人所列乐府题名日渐丰富。如元稹《乐府古题序》云：“诗之流为二十四名：赋、颂、铭、赞、文、诔、箴、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操、引、谣、讴、歌、曲、词、调，皆诗人六义之余……由诗而下九名，皆属事而作，虽题号不同，而悉谓之为诗可也。”郭茂倩《乐府诗集·杂曲歌辞序》云：“汉、魏之世，歌咏杂兴，而诗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谣，曰吟，曰咏，曰怨，曰叹，皆诗人六义之余也。至其协声律，播金石，而总谓之曲。”王灼《碧鸡漫志》云：“古诗或名曰乐府，谓诗之可歌也。故乐府中有歌，有谣，有吟，有引，有行，有曲。”各家所列虽然名目有异，但都看重乐府诗体。目前学界有关乐府诗体研究还有很大开掘空间，下面就以《乐府诗集》所列八体为例，做一个简要梳理，以期引发学界更多关注。 “行”体乐府名目繁多，情况复杂，在乐府诗题中最为常见，如《东门行》《西门行》《东西门行》《孤儿行》《妇病行》《艳歌罗敷行》《步出夏门行》《饮马长城窟行》等，或与“歌”相连而为“歌行”，如《长歌行》《短歌行》《燕歌行》《伤歌行》等，另外，还有吟行、讴行、谣行等目。行体乐府概念内涵、实质归属、声辞关系、仪式功能等，学界关注者众，相关成果多。其最大问题在于为何一个看似与音乐无关的“行”字被用作乐府题名。有学者指出在甲骨文中“行”与“永”通，而“永”与“咏”通，故被用作乐府题名，可以参考。 “歌”体乐府更为普遍。《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马融：“歌所以长言诗之意也。”《礼记·乐记》：“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关于诗、歌、曲、行分辨，较为典型的是郑樵《通志二十略·乐略》：“古之诗曰歌、行，后之诗曰古、近二体。歌、行主声，二体主文……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作诗未有不歌者也。诗者，乐章也，或形之歌咏，或散之律吕，各随所主而命。主于人之声者，则有行，有曲。散歌谓之行，入乐谓之曲。主于丝竹之音者，则有引，有操，有吟，有弄。各有调以主之，摄其音谓之调，总其调亦谓之曲。凡歌、行虽主人声，其中调者皆可以被之丝竹。凡引、操、吟、弄虽主丝竹，其有辞者皆可以形之歌咏。盖主于人者，有声必有辞，主于丝竹者，取音而已，不必有辞，其有辞者，通可歌也。”该段论述亦涉及“吟”“引”等体，后文不复论说。问题是，乐府诗有雅颂、杂俗之别，“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中有歌（如《郊祀歌》《房中歌》等），“杂歌谣辞”中也有歌，如《戚夫人歌》，汉武帝《李夫人歌》《瓠子歌》，《李延年歌》等，“歌”不具备区分雅俗功能，那么“歌”究竟有何特点，需要深入研究。 “谣”，没有乐器伴奏之歌叫“谣”。《诗·魏风·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传：“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三：“徒歌谓之谣。”韩愈《春雪》诗：“看雪乘清旦，无人坐独谣。”《乐府诗集·杂歌谣辞》收录有“歌辞”和“谣辞”，大概就是基于这种区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