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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年底到次年初,我曾花四个月的时间读《庄子》,此前虽然也看过其中几篇,但是没有这么用心,一字一句地斟酌。总的来说,先秦文章(此处盖泛泛而言,若细加考订,则疑古一派认定其中有一部分系汉人伪作,不无道理)尚属草创,一概没有成法,特具鲜活气象。最可称道的当然是《庄子》了,所谓“恣纵而不傥”,真个自适其适,无拘无束。迄今用中文写作者似乎还没有谁语汇如此丰足,又是那么灵活用法。我尝与友人写信论道,有云：“什么都不法,就法了自然。”正可以用来形容《庄子》。《庄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作者当然表现自己,但是才华绝世,而又轻松自如。 读完《庄子》,我下决心把先秦文章都给读了,———这话好像说得很大,其实归在一起数量并没有很多。《左传》下笔既充沛,又精炼,正是恰到好处,描绘也特别传神,是为古今最佳叙事之作。——虽然这未必尽合我对文章的理想,恰到好处其实并非恰到好处,留有余地就更好,譬如《论语》；孔子所谓“文质彬彬”,即是留有余地之意,恰到好处则已经略显文胜质了。但是若与《史记》相比,《左传》还是底蕴丰厚,沉着大方,《史记》当然更其神采飞扬,只是未免太“满”,有些逞才,比《左传》的恰到好处,好像还要超出一点儿去。先秦人又最具辩才,聪明绝顶,这里要提到《公孙龙子》,我读它还在中学时候,以后一再翻看,觉得穷尽思路,甚有理趣。此外《战国策》与《晏子春秋》也都立足于这么一点：如何把话说到最好程度。有辩才所以就不着急,主动性总在掌握之中,若《孟子》则嫌气势太盛,有些霸道。《荀子》倒是语态平和,只是章法过于明晰,好像后来学院派写论文的意思了。 若论我自己写文章所受到的影响,大致有“正”、“变”两路,这里只说先秦文章。《论语》可以归在“正”里。我读《论语》始于一九七三年“批林批孔”,报纸上批判文章多摘引该书,我专挑这个读,约略明白一点意思；后来又从过士行处借到杨伯峻的《论语译注》,通读过一遍白文。“文革”结束后,又有机会重看,以后便时常翻阅。《论语》质朴,然而又很润泽,尤其是那些较短的章节。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说尽了天下文章,而《论语》境界,正在于“文质彬彬”。这里孔子意思都很中肯,话也说得实在,可以说“文”与“质”俱在,一切只须如实记录下来,即如其所说：“辞达而已矣。”也就是《周易》讲的“修辞立其诚”,这个“诚”对孔子来说,则是本来如此,所以《论语》是君子文章,也就是“君子坦荡荡”了。《论语》好就好在本色,虽然本色文章最难。而“辞”若能“达”,则不乏才具,无所谓“质胜文则野”,只须留神不“文胜质则史”就是了,所以孔子论文,多半都针对后一方面。后来喜欢闪烁其辞、渲染夸饰者,无论“质”与“文”都不自信,说得不好听,就是“小人长戚戚”。这个区别,也可以引用孔子另一句话：“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求诸己”即“辞达而已矣”,“求诸人”则是取悦于读者。《论语》只是孔子及若干弟子的语录,但记述者很能领会孔子的想法,换句话说,如果孔子自己作文,大概也是如此。 “正”这路文章之外,另有“变”的一路,《韩非子》可归入其中。其实“正”与“变”只是根据个人口味所定,未必分出高下。大概区别在亮与暗,或温与冷罢。我自己本性原有此两面,所以两路文章都爱读,只是凭理智来讲,有点害怕自己的黑暗冷酷,愿意尽量多呈现一点光亮温暖而已,所以说一“正”一“变”。《韩非子》似乎多所本诸《老子》,世间动辄就说“老庄”,其实庄与老何干,倒是老韩一脉相承。不过《老子》多断言,也就是不讲理,我曾说它是非人间视点,即由此而来；《韩非子》另讲一番道理,但并不是我们说的“合情合理”的“理”,当然更没有“情”了。人间情理其实是一种限度,《论语》等都是在此限度之内说话,《韩非子》则根本不承认这一限度存在。前者有所顾忌或有所畏惧,后者无所顾忌或无所畏惧。然而可爱与可怕都有魅力。我读《韩非子》,时时感到深入透彻,令人毛骨悚然,非有绝世才华,不足以做到如此,尽管他说：“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解老》)韩文之刻毒诡谲,是言辞,也是思想,二者打成一片,本身就是“质”,所以无须再“饰”以什么了。至于所津津乐道的“人主”、“君”、“国”等,我对此毫无兴趣,虽然在他几乎是惟一的出发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