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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基础毫无疑问是历史事实，但如何组成历史，跟组成方式与结构又密切相关。著名历史人类学家、我国台湾地区“中研院”院士、史语所特聘研究员王明珂举例指出，而今通行的美国历史，被表述为英国移民来到美洲开始耕耘，后来独立建国，并逐步接受欧洲、非洲、亚洲移民——这种表述悄然隐去了一个重要事实，即英国移民到来以前，美洲大陆上已经有了很多民族的土著，这些土著后来被边缘化，美国的建国史事实上也是原住民部族、边缘民族的一部血泪史。 历史叙述、历史记忆，甚至作为学科的历史学，都带有不可避免的主观性，带有偏见。王明珂援引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的观点指出，包括历史学在内，社会科学通常会受到社会性偏见、学术场域偏见、学术偏见的影响。作为历史人类学者的他，坦言人类学因为强调文化、宗教的特殊价值，因而将由此造成的剥削与迫害视为理所当然；而在历史学中，主流史学常常不免带有主体国家、民族的视野，其他的国家和民族会在表述中被边缘化。 我们读到的历史，很多时候是一系列文本的组合，充斥着经过筛选、修改甚至捏造的描述和结论。王明珂将这些称为“表相”。他希望找到一套方法，能够从各种文本、表相中，找到探明本相及其变化脉络关系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反思方法”。《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这本书以王明珂多年来观察四川汶川、北川等地羌族部族为题材，依次引入社会记忆、历史记忆、文本、文类与历史心性等概念，揭示隐藏在既有的历史文献背后的、更符合历史逻辑的景象。 对于非历史学、人类学专业的大众读者而言，这本书也很具可读性。王明珂基于长期的田野观察，又以完善的史学学术分析，向读者揭开了羌族文化及羌族族群社会存在的古今演变，揭开了现代民族观念、社会传统塑造民族文化的奥秘所在。 全书首先深入探究了“事实”与“现实”之别，对历史人类学开展的观察、分析方法进行了反思。基于民族志事实的文化理论、文化结论，就是可靠的吗？王明珂认为，民族志事实不同于可被实验反复验证的科学性事实，其观察角度、兴趣主题、记忆的确切性，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准确性。而在学术之外的社会之中，社会现实很可能会赋予同一事实以不同的社会意义。 在每个时代，典范历史知识最符合当前的历史现实及当时人们的期待，但与“最真实的过去”有着区别。即便是历史学界及关联学科的学者忠于史实、忠于学术准则，产出的历史表述依然需要服从于特定的典范，否则很可能无法被纳入到典范知识体系之中。 他以川西地区岷江上游区域为例，指出当地原先并不存在“典型的羌族文化”，这一文化现实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现代民族理论的深化，被行政权力和学术界共同塑造出的，是从更为主体的汉文化和藏文化中分离出来的。而当原先被归于边缘的民族及文化群体的主体意识苏醒之后，前述塑造过程会进一步加快——其做法包括社会底层研究、常民生活史研究、女性主义史学与心性历史等的研究。在文字史料之外，大量采集、分析口述历史，采集各种影像资料，“设法利用‘多元的声音’来编织多声部和鸣的‘历史’”。 又一个例证是，在王明珂等学者对我国台湾地区民族文化开展挖掘收集时，无论是学者还是平民，都在努力使用典范历史与文化记忆来阐释某些族群的过去，刻意忽略不利于佐证主题的史料。 历史记忆的来源基础是群体记忆，但这很难避免群体成员“在自身之社会心理构图上重新建构”。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一个民族的不同区域群体成员，有着不同版本的集体记忆。一些学者甚至主动参与对历史记忆的再塑造，借此来赋予现有的某些社会存在、制度架构以合理性证明。某些民族服饰、过年习俗等，是在近些年来的现实情境下被提出的，历史记忆因而被生产、传递、改变，这些民族的成员被提醒要按照这些“新”的历史记忆改变自己的行为。这一进程（历史记忆生产的全过程）与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形成“华夏”统一体概念、“炎黄子孙”族群概念的过程，具有同质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