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的《尚书》研究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译注与综合性著作，二是专题研究。关于前者，《尚书》译注出版了多种本子，顾颉刚、刘起釪的《尚书校释译论》是目前最详尽全面的今译今注本，为《尚书》研究提供了大量翔实可信的资料。综合性研究著作也不少，例如，刘起釪的《尚书学史》《尚书源流及传本考》等对《尚书》的历史演进及诸多版本做了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关于专题研究，涉及《尚书》源流、各篇的制作年代，《尚书》中有关先秦时期的政治、文化、礼仪、习俗、法律、语言、文学，以及《尚书》中文献资料与现今发现的出土文献、考古资料的关系等，可以说内容丰富、成果众多、方法多样。把新材料与《尚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近年来不容忽视的一个趋势。尤其是2008年以来不断公布的“清华简”，更为《尚书》研究注入了新的内涵，提供了新的诠释，不仅进一步证实了传世《古文尚书》之不伪，还可对《尚书》进行修正与增补。与此同时，包括《尚书》在内的古书的流传情况极为复杂，“清华简”的问世也证明了这一点。 需要指出的是，《尚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文献之一，很少有神话色彩，可信度较高。过去的研究大都集中于政治和礼仪方面，随着研究视野的开阔、考古成果的增多，人们逐步注意到它也有助于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古代社会物质生活与文化关系的研究。 新史料推动古史研究 中国商代的甲骨文、埃及的象形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共称世界最早的“三大文字”。甲骨文对商史的研究不可或缺，可惜大都为占卜文字，语句较短，且许多人名、地名需要破译。同时，甲骨文绝大部分是盘庚迁殷后自武丁时期开始的文字记载，对商代前期的历史提及不多。自1928年第一次在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开始，人们一直十分重视殷商考古的作用，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殷商时期的考古调查、发掘、资料整理，极大推动了殷商史的研究。历史文献为考古学提供了基本线索，考古学则证实了某些文献的可信，向人们展现了殷商时期更多的社会面貌。 新旧史料的内涵是不断变化的。目前，古史研究涌现出很多新史料，特别是日渐丰富的考古实物资料和出土文字材料极大地推动了古史研究，这些新材料经过辨伪、考证，可以与传世文献一样成为还原历史真实的基本依据。需要注意的是，新史料需要慢慢消化，它最终要被纳入“旧”的史学体系中，再重要的考古发现也不可能独自“重建”古史，而那些新出现的古书则需要我们几代学人甚至几十代学人去解读。 “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在学界引起一些争议，其实对这一提法不必过度解读。从学术研究本身来讲，疑古态度是需要秉持的，恐怕永不应放弃。若说要消除疑古思潮的负面影响，那自然是应该的。“信古”、“疑古”、“释古”在一定语境下是三个阶段，而“疑古”与“释古”在研究过程中又是并行不悖的。 重视整体性和长时段研究 总体来说，当代先秦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内容可谓异彩纷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整体性、长时段的考察不够，现在的研究一般都是小题目，尤其是在各种细致考证基础上完成的大文章还很少见。二是理论创见不多，轻视理论是当前史学界普遍存在的一个倾向，而先秦史领域本该是一个理论创获丰厚的地方，特别是古代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问题，理论的支撑尤为重要。三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深度不够，这或许是学养不足导致，或许与治学态度有关。 有鉴于此，我对年轻学者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第一，要打好坚实的基础，学习先秦史、考古学、文字学等，汲取相关学科的前沿成果，这是研究的基本功。第二，年轻人思想敏锐，可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从而有所创新。例如，可以进一步加强对先秦社会经济的研究，关注近年来兴起的环境史、社会史。第三，要注重新领域的深入挖掘。例如，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之间有无相互影响（哪怕是间接影响），世界各国对古代文明的考古成果与先秦史研究有无相互参照之处。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跨学科、多学科的思维和方法，也是研究者最有可能取得新收获的新领域。如何使古代文明研究更上一层楼、开拓新局面，是年轻学者应该肩负的光荣使命。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