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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后两代学者之间薪火相传的，不仅是枯燥的学术传统，更有无可替代的情怀与精神。学术的流变与传承足以启迪后学，而师生间的情谊更弥足珍贵。 师生情谊 钱宾四先生即钱穆，他有几个两字的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他晚年自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钱穆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也有人称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一生留下近2000万字的《钱穆全集》。 钱穆一生的学问集中在民族、历史、文化三位一体的“大文化史观”，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温情与敬意”。他的学问重心，不同于一般史学家致力于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前进的趋向，而更多地注重“人生的内在面”，余英时曾说过，为中国人招“魂”，这是他一生之中最难得的地方。 《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系戴景贤以古文写成，汇集了钱穆学术与现代中国学术关系的7篇文章。台湾学者戴景贤是高雄中山大学的特聘教授，作为钱穆的及门弟子，戴景贤师从钱穆长达20余年，在中西哲学、历史上均表现出了深厚的造诣。 该书的附录部分有一篇作者的自述文章：《流落人间者，太山一豪芒——从学宾四先生二十二年之回忆》。万余字的古文，读来不仅令人唏嘘不已，受益匪浅，更能感受到钱穆治学的严谨与敬畏之心，师徒二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学术态度也令人仰慕不已。文章开篇写到作者在钱穆96岁大寿时最后一次拜谒先生的情景，“余抵钱府之时，诸友已先至，满坐一堂，而宾四师居中，如往日。未久，宾四师微露倦容，师母即请稍作休憩，谈话遂止。约隔时许，宾四师乃重起会客，一时容光焕发，师母从旁笑言：‘此于师乃如一新日。’众人遂环侍聆师言，而师亦畅谈竟夕。”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此之一夕，乃余生平与师晤谈之最后一次，亦余毕生将永难忘怀之一日”。 作者说：“孔子死，门弟子为服心丧三年。宾四师之于我，乃至与我共学于钱门者，其恩情又岂亚于父母之生我、育我？”20余年的师恩，历历在目，念念在心。 “初登钱府”时，钱穆对戴景贤说：“读书乃终身事，须用工三十年、四十年，乃至五十年。勿期其遽然有成。读书不当仅与今人比论，稍有成即知足。尚须上友古人。汝子交我指导，仍须凭其自己用工。” 钱穆后来提到朱熹，针对戴景贤不屑朱子书中错讹之处的想法，提出“读其书，先不存礼敬其人之心，如何能善会其意？”他又引《朱子读书法》句：“‘读书当读甲书如不知有乙书，读上句如不知有下句’之说。师毕生学问之长进，得力于此者甚多。……此后余读文章，凡重要者，必常反复；亦必易时再读。其领略自此日。”这句话由我读来，亦颇多感悟。前几天刚刚看到一个论断，大意是说鲁迅说过，读书越多，越糊涂。一个历史人物，或者一个历史事件，在这个人看来，是这样的，在别人看来，居然又是完全不同的结论。朱子的这番话，大概会对以后读书到矛盾处有所顿悟。 钱穆授学，最看中读书与做人。他教导自己的弟子，儒家思想重“礼物”，教育的最高理想在于培养“士君子”。在前后两代学者之间薪火相传的，不仅是枯燥的学术传统，更有无可替代的情怀与精神。学术的流变与传承足以启迪后学，而师生间的情谊更弥足珍贵。戴景贤先生是钱穆最年轻的弟子，如此看来，却是继承先生衣钵的不二人选。2010年后，近2000万字“繁体直排”的《钱穆全集》在大陆出版，这无疑是国人之幸、学人之幸，而《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不啻于一把打开钱穆先生学术之门的钥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