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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下旬，《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出版座谈会在商务印书馆礼堂召开，翻译界、西方语言文学界的知名学者济济一堂。会场上，朱虹、罗新璋、黄宝生、郭宏安等前辈，如今都已经皓发如银，回忆起钱先生的治学和教诲让人如临其境。在会场右侧，铺着墨绿色丝绒的长桌上，全四十九册《外文笔记》一字排开，仿佛是一根无形的线，默默牵引着所有与会人的心思和目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北大英语系的丁宏为老师感慨道：“这套书系里资料室一定要购买，放在那里，让每年的新生入学时都去看看，就从它面前走一遍，体会一下，什么叫读书。” 一 因为有了世界读书日，每到4月下旬，读书都会成为一年一度的热点话题，怎样读书?读哪些书?读多少书?林林总总，令人目不暇接。说到读书，钱锺书先生是最不该被忽略的。杨绛先生回忆说，“锺书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就肆意读书”，“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在笔记上不断地添补”。他们夫妇两人的稿费捐给了清华大学设立奖学金，名字就叫“好读书”。 除了《谈艺录》《管锥编》等学术著作，钱先生还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容安馆札记》三千余页、《中文笔记》一万五千余页、《外文笔记》三万五千余页。这些读书笔记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记到作者1998年逝世，跨越了六十余年，两万多日。这六十余年中还包括作者辗转流离的年代、身不由己的年代和疾病缠身的年代。不仅如此，今天所见的读书笔记已不是完整的原貌，可以看出当中有遗失的部分，有作者专门编辑整理和重新打印的部分。更惊人的是全部笔记都有作者反复阅读、勾画评点的痕迹。也就是说，这些书和读书笔记，作者读了不止一遍，记了不止一遍。恐怕所有面对这个“人间奇迹”的人都不禁会想：六十余年的时间，每天要读多少书，记多少页笔记才能留下如此规模的知识宝库?这个问题，怕不只是一个估算那么简单。如丁宏为老师所言，在《外文笔记》前，可以真正体会一下“读书”二字。 在编辑《外文笔记》的三年多时间里，每次看到如山一般堆叠的纸样，我都会想象，钱锺书先生每天究竟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打开那些书页，写下这些笔记的。甚至会不由自主地去想：为何读书? 杨绛先生说：“钱锺书年轻时曾对我说过一句心里话，他说：‘我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做什么样的学问?杨先生说：“钱锺书是研究外国文学的。他在国内外大学攻读的是外国文学。他回国教学，教的是外国文学。1953年北大、清华、燕京三校合并，他由清华大学并入暂属新北大的文学研究所，他是外国文学组的成员。以后多年外调，再回文学所，又‘借调’古典组。钱锺书在《模糊的铜镜》末一节说：‘从此一“借”不复还，一“调”不再动。’读者不会知道他心上多么无可奈何。”读者不知道，然而最了解钱锺书心意的杨绛先生怎么会不知道?她说：“我知道他打算用英文写一部论述外国文学的著作。他既回不了外国文学组，也只好不作此想了。”看到钱锺书先生生前手抄，而“自知无缘再做下去，末一页已经丢了，从此搁置一边”的一份不完整的资料《欧洲文学里的中国》，“几位‘年轻’人(当时称我们‘年轻’人，如今年纪都已不轻)……叹恨没有下文。连声说‘太遗憾了!太遗憾了!’我心上隐隐作痛。他们哪里知道钱锺书的遗憾还大着呢……为这几页残稿还说什么‘遗憾’呢。”(杨绛《〈欧洲文学里的中国〉前言》)一“借”不复还，一“调”不再动，念念不忘的外国文学研究却“无缘再做下去”了。晚年的钱锺书先生“多病意懒”，阻止了杨绛先生为他补缀破损的读书笔记，留下“有些都没用了”的一声叹息。然而，钱先生依旧不间断地读着书、记着笔记。即使在病床上，在颠沛流离中，日复一日、孜孜矻矻积聚着知识。杨绛先生回忆：“锺书每天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常把精彩的片断读给我听。”这时候，剥离了所有外在的目标，还原为词语本真的含义，读书，只是读书本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