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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姬旦是周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武王建周两年后去世，周公当权摄政七年，奠定西周开国之国势与一代之典章制度，推行礼乐教化，对后世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钱穆先生即认为，中国五千年之文明中，影响最大的只有周公、孔子两人，而孔子亦在其学说中极力推崇周公之思想。不仅如此，周公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曾称自己“多材多艺”（《尚书·金縢》），并留下十二篇文诰。与前代的散文相比，这些文诰不仅思想深刻，而且具有更加成熟的书写特色。 现可确证出自周公之手的有《今文尚书》中作于周初的十一篇诰命（本文采用于省吾《双剑誃尚书新证》观点，认同《召诰》系周公之作）与清华简中的《皇门》篇。这些文诰作于紧张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对当时之时局有着重要的影响。《大诰》作于周公摄政之初，三监叛乱，周公毅然决定出兵东征，并作《大诰》以号召群臣支持；平定三监之后，周公令其弟康叔赴卫以治殷遗民，连作《康诰》《酒诰》《梓材》三诰，以教康叔如何牧民；《召诰》记录了周公营洛时与召公的交谈，系统阐述其“惟命不于常”的天命观；《洛诰》是周公营洛归来后与成王的对话；《多士》与《多方》皆其训诫“迪屡未同”的殷遗民之诰命，要求殷商旧贵族服从周王朝的统治，且以“宅尔田，继尔居”之宽大待遇相许；《无逸》篇是周公为教导成王“君子所其无逸”所作；《君奭》是周公向召公剖明心迹，唯愿同心同德，共营姬周天下；《立政》是周公授成王以选才用人之道；《皇门》篇是周公号令群臣以殷为鉴，“夫明尓德，以助余一人忧”。这十二篇文诰皆针对当前现实问题而作，对其时的政治时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周公的作品不但数量多，其水平也远远地超过了前代的作品。这集中体现在周公之诰在其文本语体层面上的三大特征： 第一，引类譬喻，尤善以农喻政。周公善用具体的事务来比喻抽象的规律，尤其善于以农事来打比方，讲清政治上的一些道理。例如《大诰》一文，周公以“朕、卜并吉”为兆，号召群臣东征，以保住文、武基业：“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后弗弃基？”就像父亲都已经除去了田亩上的杂草，儿子却连播种也不肯，难道还能指望他来收割吗？做父亲的还能够安安心心地说，“我有后人，不会放弃我的基业”吗？周公以农事为喻，指出东征不是为了争夺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将姬周列代贤王的事业进行到底，“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宁王大命”。篇末周公又再次以农喻政：“予永念曰：天惟丧殷，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天亦惟休于前宁人，予曷其极卜？敢弗于从率宁人有指疆土？”比喻贴切生动，富有说服力。又如《无逸》一文，用小人之“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来形容先辈辛勤创业，而后辈不知基业来之不易，反而轻视先辈之辛劳。告诫成王及后继之周王不可耽于逸豫，荒废祖宗创下的王朝大业。周公在诰命中常常选用农事来比喻治政，农事是周人的老本行，是周人务国之本，直至文王还亲“即康功田功”。因此周公对农务有着天然的亲切感，是以他以农喻政时往往得心应手，说理明晓畅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