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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的社会虽然步了入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智慧城市、智慧地球等数字空间为特征的大数据时代，但在我国西南的民族地区依然流传着不少活态史诗，如苗族史诗《亚鲁王》、彝族史诗《吱嘎阿鲁王》、哈尼族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等。所谓活态史诗即是以口耳相传为主要传播方式，以仪式展演为主要生存形态的史诗。活态史诗是一种融混性的艺术，往往与宗教祭祀、巫术、音乐、舞蹈等紧密结合在一起，集唱、诵、仪式表演于一体，具有文学、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神话学、艺术学、美学、语言学等多学科价值。 一般而言，活态史诗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史诗传承人、听众和演唱语境。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史诗的传承人，如苗族的“东郎”、羌族的“释比”、彝族的“毕摩”、哈尼族的“摩匹”，他们不仅是演诵史诗的民间艺人，同时还是民族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歌师与听众，是史诗传承的主体；歌师与听众的互动，是史诗传承的生命力所在。仪式展演呈现为以活态史诗为纽带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多维度的交流、沟通和互动，显而易见的是，这是一个流动不息的、富于生命的口头演述传统，它具有易逝性，变异性，多样性。口头传统在展演中获得生命力，每一次新的展演都为传承构成一次机会。 但是，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信息化的加速发展，偏远地区日渐与外界相通，活态史诗以及相关习俗仪式赖以生存、传承的传统社会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史诗传承的文化氛围正在加速散逸和消失，如仪式的意义日渐削弱，史诗的传承日益小众，史诗的传承者后继乏人…… 为了更好地保存活态史诗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深入山寨田间进行调查、搜集、记录、翻译、出版，把口传的史诗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出版或存放在博物馆里，使其以“第二生命”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得以传播，为多种保护渠道提供了可能。虽然对口传史诗的记录出版十分迫切，但是抢救性的记录绝非单纯的文本所能解决。首先，将一部口传史诗过度文本化之后，其想象空间必然会大大缩小。其次，流传于民间的口传史诗在流传过程中仍在不断发生变异。因此，对于口传史诗需要在口头与文本之间保持适度张力，为自由发挥留下空间。第三，用文本记录的史诗无法再现唱诵者的嗓音生理信息、呼吸节奏信息、心理信息等具有文化意义的信息。第四，单一的文字文本由于没有对唱诵语境的背景作出说明，也没有录音、录像、照片作为相应的背景参照，从而使得史诗的真实性、原真性大打折扣。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活态史诗的数字化传承提供了新的契机。大数据具有数据类型繁多、处理速度快、数据体量巨大、价值密度低等特征。大数据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的生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量化的维度，也改变了人类记录语言和口传文化的内容和方式，过去不可计量、难以存储、不易分析和不方便共享的很多东西如今可以进行数据化处理和传输。 综合运用影像、录音、图片等数字化处理手段，来生动地呈现活态史诗的整个展演过程，不仅可以全息地呈现歌师在表演过程中的眼神、表情、手势、嗓音变化、肢体语言、乐器技巧、音乐旋律等展演风格，而且还可以再现听众的表情和反应以及演述语境，原汁原味地呈现口头传统的风貌。在当今云计算时代，数字化的文化形式不仅易于复制和传播，也方便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学习唱诵活态史诗。可见，数字化传承对于活态史诗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推进活态史诗的数字化传承，不能不关注视觉背后的人的生存和发展状态。运用数字影像的方式，拍摄活态史诗等民间文化遗产，编纂和播映数字影像作品，必须反对滥用数字影像之权力，也反对通过摆拍、虚构或拼凑素材等方法，炮制符合自身需求的数字影像文本，必须坚持以对他者文化的尊重作为最基本的取舍标准。 （作者系嘉兴学院文法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